评论｜白信：“新常态”领袖的政治话语

上任三年来，习近平的真实政治意图始终扑簌迷离。虽然他讲话已近乎海量──文字之多，频率之高，都可谓空前──这本是对一个不透明政治体最为可靠的解读材料，但是迄今为止，对他的话语分析极为不足，仅有内地学界少许碎片化、宣传化的解读，侧重对话语风格和外交演讲，妨碍了人们的政治判断。

政治话语分析既要分析政治讲话的演讲人和受众关系，也要分析讲话和文稿的主题、修辞、句式和构式，也就是进行批判性分析(CDA)，才能得出话语和当下政治的关联。当然，在现实中，政治可能按照双重话语系统进行（就像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里，人们可能“运用毛氏语言做正确的事情”）抑或相反。

海量讲话，选择性公开

习近平三年来的讲话频率之高、内容之广泛，可能创下了1976以来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记录。按新华社网页上“习近平活动报道集”为基础统计，习近平在2013年全年发表演讲或文章总计102篇；2014年达到117篇；2015年略少，为75篇。而2016年，截止5月3日已有40篇。

2014年显然是习近平演讲最为频繁的一年，平均三天一次讲话。这一年，是中共中央成立各项专门领导小组最多、习的个人权力开始集中的一年。这一年，中宣部第一次印行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作为党员读物，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向世界范围发行。前者当年发行了1500万册，2016年再次编辑出版。

不过，官网上的这些讲话，并没有包括过去三年一些最为重要的会议讲话。这些会议并非中央的例行会议，距离上次会议时间短则8年，长则37年，属专门召开性质，涵盖当下中国政治的重要领域。会议特别都集中在2014年底到2016年初的一年间，分别为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12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2015年5月）、中央群团工作会议（2015年7月）、全国城市工作会议（2015年12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016年1月）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2016年4月）。这些会议的规格之高，超出以往类似会议，也超出往届政府，既显示了习的执政兴趣和方向，也显示，习在权力稳定后着手制定长期战略政策。

只是，这些最重要、最敏感的全国性会议上的个人讲话全文，迄今没有全部公开，外界只从官方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片段。

比如，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直到2016年5月10日才在“权威人士谈经济”之后全文公开。与之相同，大部分这类讲话都是内部有针对性的，在一段时间后才选择时机开动宣传机器向外散布。这意味著，真正被政策影响的人往往都在局外，符合“垂直宣传”（领导者通过媒体直接接近民众）的宣传模式。

准备这些海量讲话及其前后的党内文件，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在过去三年，中央办公厅即从全国各系统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各课题的写作班子，总规模可能愈数百人，在中南海和万寿路日夜为习起草重要讲话和文件，颇类80年代改革之初的“海里”气象。

也因此，习的这些讲话，以及专门会议，虽然从外界看来相当突然，实则凝聚了体制内技术官僚精英的成熟看法。只是，经由习身边文胆润色、再由习本人亲自“表演”后，这些讲话难免会带有习个人的话语印记和风格，也使得我们进行话语分析有其意义。

口语化风格

习的多数讲话都充满着相当强烈的个人色彩，尤以口语化运用为突出，给人印象深刻，与前任胡锦涛的拘谨八股风格形成强烈反差。他往往以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开场或者穿插其中。在官僚习气沉疴的中国官场，习的讲话确有话语突破效果。如他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引述了他当知青读书的故事，还回忆了1982年任职正定县委书记的往事。

不少讲话，以“我”为主语，这和《毛选》文本以及几乎所有前任中共领袖讲话中只有“我们”主语有异。用“我”更接近日常会话，特别是乡镇到县市级领导的讲话风格。只不过，即使对基层干部来说，“我”也不在正式讲话中常用。中共党内撰稿惯例，总是避免使用“我”为叙事主体，避免突出个人。

以习近平2015年12月11日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讲话为例，他从开场第二段就开始使用“我”，而全文共有八个段落可见“我”，使用频次罕见的高。

对照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和九大开幕式的讲话，能发现惊人的相似。毛在1958年5月8日的脱稿讲话中，从“我讲一讲破除迷信”的第一句开始，便频频以“我”为主语，与其他人小心翼翼发言的主语缺失对比，大有“朕即党”的临场威势。这或许才是习近平讲话“口语化”的意义指向——权威，而非表面上容易互动、被接受的亲切感。

除此之外，他还大量使用短句，以日常生活的逻辑进行叙述，如：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家和万事兴。全非洲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党校要有一套检查的办法，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也要拿出考核检验的办法，努力使党校党性教育不仅能够震撼一瞬间、激动一阵子，而且能够铭记一辈子、影响一辈子。”

这些常见于普通人日常生活对话的逻辑，即“常人方法论”或“民间方法论”，表面上可能显得生动活泼，也与胡时代的刻板空洞、江时代的讲究文采和概念、胡赵时代的精炼振奋等话语文风别树一格，却直接代换了中共长期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即官方话语的“科学性”。不能不让人怀疑，习的政治性格可能与长于炉边谈话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似，即缺乏抽象能力，而善于感性思维。罗斯福的新政，实际上混杂了大量互相矛盾的政策，却因罗斯福本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而难以觉察，他只信任身边的亲信，并具有丰富感性人格特有的调和能力，才得以推动新政。这和习近平今天所面临复杂局面而展开的新政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新常态”的口语特点与罗斯福“亲切的精英话语”也有些相反的来源。习善于频繁使用俗语和隐喻。这些俗语和隐喻的传播效果往往超过讲话本身。仅在2016年1月12日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大量出现了各种俗语和隐喻，如“灯下黑”、“咬耳朵”、“扯袖子”、“扎紧制度笼子”等，并且再次出现了习讲话中最高频出现的隐喻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

按照詹姆斯·吉（James Gee, [1999] 2011）的话语理论，在文学或者政治演讲中巧妙运用隐喻，可以针对特定领域或者受众，把一般性或抽象性概念转换为具体的概念，省却了原本需要的理论论证。由此看来，习的俗语式隐喻风格，一方面试图扮演“党内精神导师”角色，另一方面却传递着地方化认同的讯号。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这种地方化认同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中共的层级话语体系背景下，大量使用俗语，是在暗示自己出身地方干部，与讲话受众同属地方干部共同体的情景。2014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即以他30年前自己担任县委书记的经历，现身说法谈县域政治的重要性，甚至表彰每天在党校吃晚餐的学员。从习极为重视和接触中央党校每期的轮训县委书记，以及他针对中间官僚的“反腐”来看，不能不让人比照1968年接见红卫兵、打倒官僚“走资派”的历史相似性。

另一层含义，则是有意识地进行圈子话语的构造，这是另一种地方化认同的权力建构。习的俗语化和口语化风格，旨在传统消解层级隔阂，暗示听众都属于自己的一个圈子。无论这是有意或者无意，都反映了习的领导风格──另一个与罗斯福总统相似的风格，即依赖核心小圈子。虽然至今为止，其认同效果尚待评估，但是口语化话语，却暗含强烈的行动指向。过去三年来，从东莞扫黄到互联网整治、从打压独立NGO到浙江拆十字架、从深圳禁电到东南地区高考减招等等连串的地方性激进主义治理，都在逐渐证实习的口语化话语的地方化行动效结果。这是拉图尔（Bruno Latour）社会学所说的常人方法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指向，也适用于我们理解口语化话语和常人方法论对地方领导的动员意义。

如此地方化的口语化风格，可以追溯到习从1982到1984年任职正定县委书记期间的讲话。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编辑出版的《知之深，爱之切》一书所收录的习的37篇讲话、文章和书信文本中，满满的生动活泼口语话的话语，在80年代初大陆“左”的陈旧话语仍然盛行的背景下，尤其在小县城官场中，确实殊为难得、清新。以他为原型，当时拍成了影响颇大的改革题材电视连续剧《新星》。即使在2003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他所撰写的《之江新语》系列短评，也保持了这一颇具基层干部色彩的口语化文风。

虽然，这似乎只代表习的个人经历，或是他和同代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80年代后中国政治的放权改革模式，最终以习的地方化口语告别了传统的官僚话语。然而，这一趋势却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相对共产国际的地方化路线不谋而合。

“引经据典”

毛式风格的口语化话语，以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转折点，成为中共革命话语的主流，从话语的边界界定了他的专制权力，区别于“二十八个半”的共产国际话语，也奠定了他最终以倡导“农村包围城市”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话语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林彪之被称作毛的好学生，也更多地是因为他更为积极，创造性运用了毛式口语化话语──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到丰富毛式口语表达。

除了口语化，习的话语模式中还存在其他一些标志性的构式，如用典。

如果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习近平用典》为语料库，我们能够发现，出自先秦和两汉的原典所占比例最高，约为68处；其次为明清原典，23处；剩下才是唐宋及其他，而宋一代援引最多的则是苏轼。似乎，习在依靠两位辞官为其查找原典，润色文章，他们分别熟悉先秦和明清文献。除此之外，按照澎湃新闻今年2月27日刊登的运用新媒体营造习个人形象的微信公号“学习小组”的不完全统计，差不多同期，，习还援引过18句毛泽东名言。

如此一来，不能不联想起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曾经的统计：四卷本《毛选》中引用先秦原典的比例最高，其中有40处直接出自《左传》，远超马列著作的引用。另一方面，毛泽东1947年9月13日写信给毛岸英时，专门嘱咐多读明清笔记，这也是他晚年的阅读兴趣。换言之，习的用典倾向与毛的兴趣居然高度相似，不能不怀疑其中存在着某种刻意的模仿。

毕竟，先秦两汉文献堪称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元理论”所本，而习所援引的明清文献则偏重心学－修养，或末世救国心态，如习常引的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顾炎武的“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杨清为第一要义”、还有金缨的“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等等，恰合当下习政权的戮力方向——整顿吏治，救党国于危亡。这一危机政权论，始自习上台前的造势，以苏联解体为教训、防范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更无一人是男儿”等强化党国的危机意识，为自己的集权创造条件。

模仿毛式话语

习的话语常常充满不可挑战的权威主义。例如，在2015年12月的党校工作会议讲话，他以带感情色彩和个人主语开始：“我讲过，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在此之后，才是铺开对共产党工作的要求。

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能看到Fairclough（1992）的“预设理论”，即利用共享的常识经验以左右不特定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习近平的俗语和口语化表达，包含中国式日常生活逻辑、并以密集灌输的方式形成常识性背景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成为一种“背景构式”，在此之上启动他的话语构式。

2016年1月12日召开的十八届纪检委第六次全体会议讲话，习也以同样的危机意识－背景构式展开：“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些讲话中，已经完全找不见80年代西化话语的痕迹。相比江－胡时代的话语，也明显充满了张力，“新常态”向著毛式语言退回，通过密集的讲话，重新界定着个人的集权。

按照马里内利的解释，语言学意义的内卷化（involution），指的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句列的长串复杂语法结构，从而联通了日常语言和政治。这一语言现象在现代中国始于1942年，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卷化在随后的当代中国语境里也因此意味着毛式话语。

所以，不妨比较习、毛前后隔了72年的两篇“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异同。从体例上说，两篇谈话高度相似，都以毛谈文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划分结构，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重构党和文艺的关系，解决所谓“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基本问题。区别只是，毛以战争和革命做情景动员，最后的结论内卷还原到文艺工作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党则兼具裁判与导师的角色；而习的语调温和许多，放弃革命和阶级，“以人民为中心”的指针虽然直接取自毛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却去掉大众，以人民为媒介，收敛到民族主义的“中国”。也许因此之故，更善于在新媒体“为中华文明平反”的周小平也入选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以“中国”重新定义话语边界的反西方论调在随后的讲话和文件中也逐渐清晰，既有“七不讲”的“九号文件”，也有最新党校工作讲话中再次明确反对“西方标准”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内卷化﹣毛式话语的另一面，则是分类和概括的构式，如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五大问题”和阶级分类——对“四种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的分类，意在分化打击征服。习的讲话虽然少有阶级分析，却也承袭了这一分类法。他在2015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上提出团结“三类人”——“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党校工作会议上，也第一次划分了所谓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黑色和灰色的三个地带，明确提出一个毛式对抗话语的主张：“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

话语表演的政治边界

至此，仅仅借用政治话语分析方法，对习过去三年的密集讲话做简单的分析，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习的话语模式，即他的口语化、用典和隐喻倾向，都十分接近，或者说退回到毛式话语──以父权主义权威和表演性为特征。

然而，这种类似，并非简单复制，和普通知识分子所担忧的“文革再现”大相径庭。这种话语，充满了表演性力量。表演并非针对宣传和传播（传播上，有“央视姓党”以及他的新媒体策略），而是为了掌握话语权，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词语为权力设定“思想表达”的边界：通过话语本身界定愈益内卷化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习效仿毛式权威话语模式的用意所在。

如此与官僚话语体系有所区别的口语化话语，具有强烈的行动指向。“八项规定”标志的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启动的中亚战略；“要讲政治规矩、能上能下”所包含的强烈压力；甚或“供给侧”这样的经济学词语创造，都有着具体的斗争对象，和明确的动员意图，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最高指示”。只不过，至少是迄今为止，这一毛式风格政治话语所代表的地方化运动，其力度和范围都严格局限在体制内部，或称“微文革”。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一话语构式的受众并不确定，而习的口语化代替专业或理论表达，更意味着每次讲话的受众与他的纽带并不明确，这一话语模式，宛如毛本人的讲话煽动，都有其内在的脆弱一面。因为按照Fairclough（1992）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这种模式的预设，其实表明话语生产者无法了解其真正受众的背景知识，于是，借诸口语化表达和俗语隐喻、频频引用毛风格的先秦原典和毛氏名言，乃至列书单揹人名，便成了一种共同经验和背景知识的虚构，也意味着毛式话语“朕即党”的权力基础脆弱所在。一方面，口语化话语的有意使用，似乎在拉拢、建构一个更大范围的政治圈；另一方面，这一话语却时时暴露一个更小权力圈子的存在。或许，对现有常委集体领导体制的颠覆，才是密集使用毛式话语所面对的真正严峻的政治现实吧。

若展望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也一定是更富表演性，或同时加入国家建设层面，以国家制度而非貌合神离的政党，来充实个人的集权基础。这或许也是习与毛的共同纽带，同时也是差别所在。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