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绍麟：香港的精神危机

现时香港的民心士气够低落了。特首选举被卡着、社会撕裂、李波事件、可能出现的经济严冬，还有年初一晚的旺角骚动；另一边厢，是大家不单不喜欢特首与政府，连不同政见的朋友同学、长辈晚辈也看不过眼。现在香港社会累积了强烈的情绪，压力锅随时爆发，这不是提一些纾解民困的政策便可以根本解决的。处理集体的情绪问题是关键。

香港现陷入一种精神层次的危机，这种状况可用辛亥革命后及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处境来说明。清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一直拥护帝制。在辛亥革命后，他看到的不单是头上再没有了皇帝，而是过往熟悉的一套制度与文化都被革命扫走了。这不是没饭吃经济不好的问题（虽然在革命后这些都是问题），而是大众所熟识的旧世界一下子被整个打碎了，人心里没了依傍，陷入“进无所依，退无所据……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康有为语）的苦境。

康有为提的出路，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期望将儒学推到国家宗教的高度，以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来填补革命后精神上、人心里的空洞。康有为之议，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异曲同工。

明治维新后，封建制度被取代，大家不再是长州藩、土佐藩的人了，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是什么？如何建立这个国家的向心力？明治维新将天皇的地位推到神灵的高度，成为一个集体膜拜的对象。日本人就是“万世一系”天皇的子民，政治家们借此建立全国人民的重心，让群众找到心灵的归宿，期望这样人们便安心建设。不然，人心浮躁不安，将是国家发展的祸胎。
中国帝制早于辛亥革命被推翻了，但民众就真的像启蒙运动思想家预期那般，都成了自由民吗？历史的吊诡是，自称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却是这种“造神运动”的承继人。在现代世界，还会将领导人遗体长期防腐，供人瞻仰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及越南的胡志明）。树立大纛（古代的巨大军旗），让四方八面的群众可以看到，使他们安心，这是无神论者也要面对的问题。

现在不讲个人崇拜了，但无论中国、日本及其他进入现代历史没那么长的国家，仍然强调民族主义。“我群”就是这样的一个图腾，让群体里的成员找到目标，找到安身立命的踏实感觉。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跟电影《迷你兵团》（台译《小小兵》）里的小小兵没有大分别。这个族群需要一些让兵团共同前进的方向、一面让群众感到安心的大旗，否则人便会陷入苦闷无聊，以至自相残杀的境地。旧约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便是这个意思。

或曰，安身立命，这不是宗教的角色吗？与政治何干？奈何在现代社会，宗教已退到幕后了，天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已不是人人相信，但即使世俗化的人，心里仍渴望有一些巨大的东西，可给自己遮风挡雨，像香港这般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看到的末世风情，都可从这种精神状态来理解。

寻找英雄、犬儒、嘲讽、离开

香港人这几年来一直寻找认为可兹托付的英雄，期望英雄能代表自己，对抗令人窒息的局面。曾被托付的人物包括社运领袖、学生领袖、言论出格的学者，甚至乎足球员、向政府展现“企硬”（不退缩）姿态的新电视台创办人等。

可惜风潮一过，这些曾被寄予希望的人物，幸运一点的会留在观众的短期记忆中，风潮过后便被人遗忘；不幸的便沦为攻击对象，“教主”被捧了出来，受人膜拜，但只一段不长的时间便失去光华，群众再找另一个对象来寄托。

另一种反应是犬儒与嘲讽。我们嘲讽既得利益者，对被视为权威、主流的人物及机构大玩“恶搞”。有说犬儒与嘲讽是弱者的武器，诚然我们也爱看到“大人，你露出马脚了”、喜欢有人替我们出口气。但问题是恶搞完、嘲讽完、过瘾了，那个权威、大台仍是“我自巍然不动”。如果是这样，则犬儒与嘲讽所能达到者，只是对伤痛的短期舒缓。如果只停留在这种过瘾，仅此而已，则恐怕便成了无甚长远意义的消费了。

再另一种反应是离开，香港人应该不会陌生的。未必是真的跑，而是心态上期望有人可以保护我，寻找一棵可遮阴的大树、一个可兹托付的政权。年前多人谈移民台湾；李波事件后惊觉别人可以随便来到香港拿人，我们愤怒，感到尊严受损，但在事件中，未见香港出现“香港自强运动”之类的呼声，较多的是续领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以至BN（O）一时受到追捧。在笔者成长的年代，亲见英国人说走便走，如今我们竟乞灵于BN（O），真是历史对香港人的讽刺。

末日想像与其变调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末日（Doomsday）想像。如电影《十年》将香港未来描述得非常可怕，十年后香港将成为大陆的一个普通省份，甚至更差。在这以前，已有短片以这类香港末日想像为主题。一件好的文艺作品能引起观众共鸣，替大家说出心底里的恐惧。出现这类文化创作，并且能打动观众，说明现在香港存在着一种末日的恐惧，大家心里很悲观很担心。

这种末日想像与恐惧，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在基督教历史里，就曾出现大灾难来临、世界末日等想像。然而这却是透过末日想像，来警示信徒应抓紧在世的日子（至少部分派别是这样看吧），做当做的事，并鼓励大家在绝境中要凭希望信心活下去，迎接美好的天堂福乐。

笔者并非批评电影没有提供出路，作者带出了问题已很有价值，并非所有艺术创作都要有一条光明尾巴。不过从整体社会的角度看，当我们认清了自己的恐惧，明白前景灰暗以后，便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有力量继续走下去，脱离困境，而不是停留在恐惧灰暗里，被它压碎了。就像电影《乱世佳人》中，女主角面对重重苦难，最后却不是让伤痛淹没了自己，而是重新站起来，说出那句经典对白：“明天，就是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末日想像的一种变调，就是认为既然末日将至，再做什么也是无用的了，不如来个玉石俱焚；而且既然看不到出路，则再谈什么运动策略、争取群众、深耕细作等，也是徒然。横竖不再相信策略什么的会有用，不如踏尽油门一冲到底便是了。这种“一镬熟”的心态，以笔者观察，早于2012年已经出现，现在更是不少人的心底话。或有意见认为，温和手段已被证明没用，现在是时候试试激进了。但问题是，正如今次旺角骚乱所看到的，对政府无好感的人固然不少，但支持更激进手段的人恐怕也不见得很多。而激进者也未见得能说服公众，怎样以这条路线面对香港政府及更巨大的中国国家机器。激进者要提出一个说法，让公众看到这是出路，否则就像今次事件般，被不少舆论指为冒进盲动。

精神世界正在崩溃

温和的手段据说再没用了，激进的也试过，但深明斗不过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民间就陷在互相指摘中，前面又看不到出路。香港人感到眼前的世界正土崩瓦解，外面世界的震荡撼动了人心里根本的安全感，觉得情况失控，六神无主，“渺无所属”。在急剧转变的时代里，旧制度及其文化遗产消失了，新的制度却迟迟未到，人感到徬徨，唯有托付给英雄领袖、托付给一些据说是信得过的政权，再不然就是停留在种种负面情绪、末日想像、玉石俱焚。香港现在的危机，不独是政策与政治都一团糟，更是精神世界正在崩溃。

这种状况不独让人厌闷，更是危险的。人心里渴求一些看来是伟大、坚壮、可靠的东西，谁能使自己看来是伟大、坚壮、可靠，都有可能当上“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吸引到一批群众愿意奉献自己。情况稍好的状况下，可能是出现一些宗教大复兴运动，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人心虚怯，基督教的奋兴布道家就成功吸纳了很多信徒。较不幸的发展，就是出现一些能满足群众这方面渴求的政治领袖，群众愿望将自己献给“教主”，而“异教徒”则一律当诛，这将是香港的大不幸。

一直以来，对香港政治的讨论都集中在政策（具体施政）与政治（各个利益群体间的折衷）层面。诸如香港人精神上的归宿、香港人的安全感从何而来，或会被视为哲学家或宗教学者的课题，与政治无关。但其实比政策更根本的是政治，比政治更根本是社群的历史，再往根本处探究，就是一个社群的精神面貌，而这些都要从思想、文化、哲学的层面来思考。

文首所说，期望扩阔我们思考香港问题的空间，就是这个意思。现时感到的无力感，多少源于文斗武斗也不成，但在抗争策略以外，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思考、需要建设的。例如理清香港人的精神面貌、香港人精神世界的内涵、寻找香港人生存在世的意义，在过往这些讨论或会被嗤之以鼻、唱高调，其实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长线建设，看来无涉政治，但发展起来后都会有政治意涵，是政治活动的基础建设。

何来力量沉着勇猛？

或有意见认为，精神面貌、生存意义等是太遥远“离地”的东西，有具体一点、“在地”一点的吗？对不起，“在地”的东西往往要以抽象东西作基础。我当然可以说，香港人要振作起来，要以“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态度面对困难，要像鲁迅的文章《拿来主义》般，以“沉着、勇猛、有辨别”的态度来面对困境，不要脾气主导了脑袋、不要顾影自怜老想着自己是悲惨的受害者。

正能量的东西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但问题是，“世事沧桑心事定”谁不懂说？何来力量沉着勇猛才是最重要啊！这便是上文提过，行为的背后是态度，态度再往深处挖掘，就是上述所讲，群体精神层面的问题了。新约圣经之所以能提出末日之后有新天地，而不是无意义地受苦受灾直到永远，说得文艺点，是该民族的古老记忆在呼唤着、鼓励着这一代的同胞后裔。

近来多了人说香港主体，但如果这个主体总是像丝萝托乔木般无法独自站起来，或摆脱不了种种负面情绪，则这个主体也难有作为。期望香港人能以刚健的态度，多往建设的方向思考，昂首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