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军改迄今公布的仅有的新面孔中，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显然比陆军指挥机构更令人关注。然而“官泄”太少，“导向”禁忌高悬，大陆媒体的种种解读只能隔靴搔痒。
火箭军，更名背后的冲动
尽管各路“专家”解读得万紫千红，最权威消息来源、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的原话其实说得很清楚：“考虑到第二炮兵实际上担负一个军种的职能任务，这轮改革将其更名为火箭军”。
同样由“大军区正职”挂帅的二炮到底算兵种还是军种？这一长期含糊的历史问题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方面的区分只有惯例而无法定标准。只能说二炮不光在职能上，也在和海、空军相当的地位和待遇上都是军种，与曾经以编制名义存在、如今只剩功能意义的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完全不同。长期不明确它的军种身份，除了“第二炮兵”称谓产生时就有保密色彩外，也有中国核力量刻意保持低调的原因。
然而现在的更名，首先意味着这种低调明显按捺不住了，这从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两方面关于中国核力量汗牛充栋且斗志昂扬的报道便一目了然。当然，这种高调又严守着一条“规矩”，透露也好，炫耀也罢，直接涉及中国核力量的实力、进展、国际对比和战略意图的消息，只能来自海外，哪怕出口转内销。
在最新、最亲华的海外消息中，战略核力量已被描述为中国军事建设的优先方向之一，表现当然是其在抗战阅兵式上的中心位置；其作用，已是“维护国家威望和尊严的重要角色”和“任何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其方向，则是中国将最终成为超级核大国。
近十余年，大陆所有媒体对这类消息趋之若鹜、来者不拒，有关外宣部门更是直接参与生产和内销，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民族（政权）信心的基石之一。
可是在《国防白皮书》和国防部发言人等官方口径中，关于二炮仍言必称中国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以保证国家免受外来核攻击为基本使命，导弹核武器平时不瞄准任何国家。
这种巨大反差，甚至在同样急需核力量刺激国内政治支持的俄罗斯身上也没有，因为后者“熊”的性格决定着其官方并不忌讳直接炫耀、夸大武力和用狠话威胁对手。
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反差在中国战略理论中其实有迹可循，体现为一个隐晦的概念，姑且称为“虚虚实实的威慑”——将强大和威胁置于外部烟幕之中，直接交手的官方层面却有意显得神秘而克制，从而既占据道义高地，又让对手对中国的实力和意图通通猜不透，于犹疑中不敢妄动，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种神秘化在中国与强敌的核博弈中曾有一定效力，但在全球化和国内政治需要双重影响下，至少中国的核实力越来越难保持神秘。同时，中国官方及其控制下的理论界均拒绝承认：意图的不明反而增加战略不稳定性，而中国与美国一样需要战略稳定。
神秘化的另一重奇效在于核实力和意图任由民间在官方诱导下意淫，引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暴涨，正好填补近几十年大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自圆后的空白。而实际上在世界军事舞台上，核力量作用正大幅下降。除非中国投身全面核军备竞赛，追求相互确保摧毁并先发制人，否则自卫核反击的前提是对方首先对中国核打击。对拥有核反击能力的中国来说，美国这种举动只能基于剥夺中国核武装和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目的。
在当前的中美利益格局和世界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发展反导能力，的确削弱了中国核反击的威慑力，但中国效费比最高的措施是增强突防能力，其次是增加核弹头。可是中国从未透露这两方面的措施。相反，其大力宣扬的陆基洲际导弹机动化和核潜艇，都是针对美国剥夺中国核武装，是典型的核大战背景。即使像俄罗斯最新核战略那样，针对美国用常规手段剥夺核武装（或者俄在常规大战中一败涂地）宣布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十分危险。
可见，中国在核力量发展和宣传上的重点都明显远超出现实威胁，或者说中国高层眼中对中美可能冲突的烈度上限高得吓人。同俄罗斯一样，中国在战略对抗中越倚重核力量，越说明综合国力和综合军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对抗乏力。
可是，核对抗需要握有充足的实力，并有苏联式的核冒险决心。在实力上，中国核力量发展被关注得太过频繁和饥渴，其实在已有成就中，除碰撞杀伤式反导外，陆基洲际导弹机动化、分导式多弹头化和海基核力量换代均属美、苏70年代就掌握的能力。
在核力量指挥、戒备程度和高超音速机动弹头等方面，外界均长期夸大中国实力。至于决心，仅从在美经商、留学和定居的中国历代最高领导层直系亲属络绎不绝来看就不攻自破。
因而，中国核力量是“任何大国不可或缺的标志”不过是领导层和宣传机器的自我辩护，维护国家威望和尊严的作用也不过是60~70年代特殊历史的自我感觉和过度总结，当今世界绝不会因一国核弹头多而对它肃然起敬。在海上领土争端等最易与尊严相联系的领域，也无核威慑用武之地。
这种核姿态的两面性体现出的言不由衷和虚张声势，只能解释为中国欲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全面对抗又倍感孤立，担忧与西方军事冲突的结果，本能地求助核力量，却似乎明白那只是个安慰。核力量本来就是政治家的武器，正如赫鲁晓夫的火箭核战略一样，在专制政权中，个别政治家的个人认知局限往往还真能起决定作用。
受此影响，中国过度重视核力量，宣传和引起关注过多，甚至被民间夸大和滥用为意淫式的威胁手段，对外引发的中国威胁论却又被官媒借用为爱国强心剂，得到的只是世界的恐慌、裁军压力和国内虚妄的自信，代价极大。
这种两面性直到最近仍有表现。国防部发言人有意证实铁路发射“东风-41”导弹的试验，表现出官方对以战略武器安抚国内民间强硬饥渴、以维持支持率的高度重视，但又将中国核潜艇首次海上巡逻称为“外媒纯属炒作”，显得有所顾忌。
虽然《环球网》的评论先讹传前苏联战略火箭军统辖陆海空战略打击力量，再展望中国火箭军借鉴的可能，却没搞懂这次的火箭军更名甘愿丢掉“战略”这个高大上的定语，不过是因为“战略”二字无异于丢掉了“核常兼备”（“常”包含了大量战术任务）这个二炮的根本既得利益。
其实，大力发展常规弹道导弹，既有二炮核威慑任务过于单一、影响地位的原因，也因为中国海、空军的常规武器在台海背景下的首轮打击把握不大。当然，1996年二炮在台海试射常规弹道导弹“阻止了台独企图”，本来就是大陆战略理论界的人为拔高，但这次关于火箭军的寥寥数语中，“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又对常规弹道导弹打击航母等海、陆高价值目标寄予厚望，暴露的仍是中国军队过分依赖弹道导弹这种昂贵、笨重、战力发挥严重依赖本土庇护和支援的手段。
而“首战可用、全程可用、终结战争可用”的口号听着振奋，却更暴露中国军队在战术打击方面也严重依赖火箭手段。这种依赖暴露出“第二炮兵”这个当初因保密而取的名字今天才实至名归。在实战意义上，火箭军对中国军队主要承担的正是传统炮兵的职能——战场火力支援，只不过远程化精确化了，但导弹上千枚地倾泻能坚持几天，恐怕是个问题。
战略支援部队，百宝箱还是成果汇报展
而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职能几乎滴水不漏，连爱国军迷也颇有腹诽。
“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保障力量”的提法，以及2015年12月22日《解放军报》对全年5场联合实兵演习中“总部情报、技侦、特种作战、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战略战役支援力量全程参加”的提法都暗示着：
组成这支部队的将是这些支援力量中除特种作战、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三类不宜统编、或已由军委六部之一管理的力量外，所有剩余的力量。
由于这些力量正好对应于原总参直属的情报（二部）、电子侦察（三部）、电子对抗（四部）和通讯/网络攻防（信息化部），以及原总政乐此不疲的“三战”（舆论战、宣传战和心理战）基地，还有实兵演习中虽未出现，但对装备研制也有价值的原总装部分试验基地，加之组建战略支援部队意图的官方口径中有“也有利于军委机关调整职能、精简机构人员”的表述，该部队收容庞大的总参削权、总装机关化后剩余力量的色彩也非常明显。尽管这样，这支部队毕竟称之为“新型作战力量”，怎么也不宜将原四总部直属的所有杂七杂八全部收入囊中。目前，不少性质模糊的部队仍在等待转隶安排。
不过，大陆舆论环境下，几乎所有军事言论无不以自觉发掘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切决定背后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为己任。有人立刻论证出：组成战略支援部队的各种力量由于在技术层面密不可分，不适合划归某一作战军种，而美军的网络战部队还分散于三军之中，因而中国的这一设计比美、俄和其它发达国家军队都要先进。于是，对一向以俄为师的中国军队来说，俄冷战结束后从战略火箭军分出军事航天部队，又从中分出空天防御兵，最近再与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为空天军的道路，因为与中国不同，立刻就成了落伍标志，特别是空天军仍由俄总参谋部统一指挥，仿佛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总之，象中国战略支援部队这样通过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将制信息权一手掌控，既是中国有钱，也是有胆有识的明证，美俄则显然是一个没胆一个没钱。
这种无处不在的见风使舵和献媚讨好，恰恰是大陆各界探讨包括军队改革等所有问题的致命伤。从内战时期起，炮兵、工兵等专业技术兵种由军委或野战军统编统用，就是中共军队实力不足的不得已之举；现代条件下，情报、电子侦察、电子对抗、网络信息化和心理战等力量仍由总部一级统管，只在战时配属战区或基层部队使用，则主要是因为联合作战能力的系统集成难度很大，也有总部各二级部在编制和经费上独占山头的官僚惰性的原因。
中国战略支援部队是否能将原分散于各总部的军事航天力量和C4ISR力量整合好，是远比在这些部队中是否明确设立专司外层空间的“天军”和网络空间的“网军”，并借此大吹大擂重要得多的事情。不要说与空军“空天一体”中的“天”字的关系，航天信息力量与各军种，特别是二炮战力的关系，都将是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系统级的挑战。
可以说，战略支援军为何又有“战略”二字，恰恰暴露的是一个致命弱点：
最应该服务于战区一线战术层面的“新质战力”（太空战的首要作用也是支援地球表面作战而不是轨道攻防）仍停留在总部直属、集中专建、主要服务于高层决策、基层只是战时临时配属的旧水平上。
此次军改不过是将这些力量从原主要直属总参合并成一个军种，怎么就成了独步天下的优势？美军服务于制天权、制信息权等目标的所谓“力量倍增器”大多已与一线战力有机融合，联合作战水平远超中国，何须中国“砖家”操心美军网络战力量分编在各军种会重复建设？
实际上这已经体现出一种军事文化的差别。美军对新作战领域的重视体现为给政策和任务，特别是到一线充分试验和发挥的机会，中国的重视总是体现为给行政级别和编制，同时又对部门、军种利益之争掩耳盗铃，以致笑料不断。比如某二炮出身的研究人员在某军队刊物上为各军种设想未来发展方向，在为二炮描绘“核天一体”蓝图的同时，甚至将“地下”作为广阔的新发展空间扔给陆军。而环球网评论称“二炮”对潜在敌对势力堪称“达摩克利斯”之剑，更是暴露中国对西方了解的平均水平。
另外，这次与裁军结合的技术军种结构大调整必须产生大量人员流动，但除了最高层借此削减不放心、不得宠的部门和将领，长期悬而未决的人员优胜劣汰和人才流动机制恐怕不会有根本变革，中国军队长期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或难以消除。
说到底，“军政、军令分开”一类目标是先进国家早在二战结束初期就完全解决了的，而且主要是权力分配而非什么现代军制前沿课题。不少专业人员总认为军制只关乎国家层面，可以不卷入政治。
其实，所有单纯从军制和效率角度对军改激动万分的，其视野和知识结构已存致命缺陷。在“党、国、军一体”的中国现行体制下，并不存在纯粹的国家利益。这次军改不管有多少高大上的时髦目标，只要实质仍是党魁重新分配军队权力，就注定是个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
（牧之，军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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