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知远：当极权从盘旋头顶的巨蟒，变成令人麻木的大象

一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Miklos Haraszti）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The Velvet Prison），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审查制度与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某种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其他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更不用说罗马尼亚），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这是2009年冬天，中国正沉浸于它的崭新形象。因为一年前的大获成功的北京奥运会，因为美国与欧洲正陷入的金融危机，北京似乎真的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能将政治高压与经济增长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不合时宜、行将灭亡的20世纪恐龙，反而是历史的新动力。同时，北京也不满足于它仅仅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它也在寻求文化影响力。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正象征了这种努力，华人世界最著名的导演、艺术家都为此效力。

在《天鹅绒监狱》中，我辨认出那么多此刻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反叛的尝试。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是否写作两个版本”时，我正处出于一个微妙的转折时刻。在此之前十年，我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


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得以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批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作为批评的对象，使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不要涉及西藏、新疆、六四的问题。

自我审查的习惯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源于一种新的社会现实的诱惑。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专制的国家，也是个经济繁荣、市民空间不断拓展的国家，你有很多非政治化的事物可以探讨。当然还有对于成为一个异议者（dissident）的忧虑，我认识的一些异议者似乎仅仅着迷于对这些政治禁区的探索，除此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似乎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

但也是在2009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广受尊敬的维权律师入狱。不管是性格还是行为方式，他都温和、充满建设性。他帮助那些上访的访民、遭受教育不公的家长，倡导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他的被捕表明政治权力越来越难以容忍不同的声音。你信赖的朋友被捕时，你不能再回避自己的道德立场。

与此同时，我开始固定给香港与台湾的杂志撰写文章，发现可以直接了当的谈论政治问题，是多么的愉快。能在公共平台上抗议自己朋友的无辜被捕，是多么的必要。

我意识到自己的一贯自我欺骗，浪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在那些因自我审查带来的模糊的表达上。

二

梦中，我与一条蟒蛇搏斗。我试图抓住它的咽喉，推开它，却被紧紧缠住，然后惊醒。
这是2013年冬天的台北。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有关两岸三地抗争者的书，从台北的施明德到香港的梁国雄再到北京的刘晓波，他们都是各自政治制度的反叛者，在其中，我试图寻找华人社会的抗争精神的普遍性。这本书的兴趣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文学的，它多少受到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的启发。我对于政治抗争的结果没太多兴趣，让我着迷的是那些个人在面对巨大困境时的选择，他们缘何能在一个如此孤立的情况下，仍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自从与米克洛斯在维也纳见面以来，我开始了一个相对自由写作时期。几乎是对之前“去政治化”的逆反，我写作了大量的政治评论文章，批评北京的极权统治。

这也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期，似乎是对昔日的过分温驯、胆怯的报复。自然，这些作品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出版。

几年来，我在审查制度与个人兴趣间达成了某种新平衡。我在海外中文世界自由的写作、出版可能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品，

在中国国内出版非政治性的作品。至少有一度，我以为可以穿梭于这两个世界间。我变成了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所说的“写两个版本”的作家。

但一种隐隐的焦虑开始袭来。自从2012年末北京的权力交接以来，一股越来越严厉的思想管制已经开始。之前20年，中国民间的半自由状态开始逐渐消失。在往日，只要你不直接挑战政权，仍可以有某种公共讨论，但如今，你要么主动效忠当局，要么闭嘴。所有的问题，从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到环境危机，都一个个被贴上了“禁区”的牌子。

台湾出版社照例安排了几场座谈，其中几位参加者不仅是台湾民主的重要参与人，也常被认定是“台独”分子。这本书与这些座谈都让我陷入了焦虑，我不清楚这是否会给我带来“某种结果”——我会被安全机关警告，或是进入被审查的黑名单，从此失去再大陆出版的机会。这界限在哪里，我从来不清楚，只是感觉到，我离这界限更近了。

在那次行程，我还拜访了正在台湾访学的林培瑞（Perry Link）。他是过去30年最令人钦佩的汉学家之一。他的那本《北京夜话》是了解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读物之一。他协助了方励之在美国使馆的避难，还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创建人之一，这个学社旋是1989年流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收容站，他还是日后引起轰动的《天安门文件》的编辑者之一，这份文件普遍被视作理解天安门事件的主要文献。

我很少见过比他更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他一口京腔，会说侯宝林式相声，迷恋崔健的音乐，认定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在中国的80年代度过的。自从1996年起，他再也无法进入中国，他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他的言行让他成为不受北京欢迎的人。

尽管无法接触到欠缺了活生生的中国经验，他的敏锐观察仍令人赞叹。我很记得他在2002年写作的文章《吊灯上的巨蟒》。

“近年来的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象是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更象是盘踞在屋内吊灯上的巨蟒”，他这样写道，“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蟒静止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的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都多多少少的、相当自觉的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挑战。”

自从读到这篇文章，这“吊灯上的巨蟒”的比喻就印在我的头脑里。比起林培瑞写作这篇文章的2002年，此刻的巨蟒明显更活跃起来，你甚至感觉到它吐出了红信子。在台北，它终于游进了我的梦中。在接下来的香港之行里，类似的梦也发生了，我在港大的柏立基学院的床上猛然惊醒，感觉巨蟒刚刚从房间里游走。

这梦有多重的解释。这巨蟒可能是审查制度，我担心它会缠绕我。也可能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本身，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统治者以龙自居——它不过是巨蟒的另一种变形。台湾与香港，它们在20世纪分离出中国，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与独立之感，如今要不可阻挡的回到它原有的轨迹，巨蟒不会放任它们的疏离态度。

三

记忆里那天阴沉压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从昨夜的宿醉中醒来。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气，是缘自风沙还是浓重的雾霾。这是201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

电话响起，我的朋友说，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的名字与历史学家余英时、经济学家茅于轼、散文作家野夫、香港电视主持人梁文道，还有一位台湾青春片导演九把刀并列在一起。根据一位参与了广电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说，我们的书籍要么不再允许售卖、要么被不再被允许出版。

接下的几天，我收到了各式的电话、邮件，它们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是记者，他们问我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了相关的通知，我对此又有何感受？

这些询问让我哭笑不得，与他们一样，我也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没有官方的版本确认或是否认这一消息，更没有审查部门的某个具体文件、个人或是电话来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

一种说法是，这名单上的主要人都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是北京政权的批评者（但九把刀为何在其列，又令人费解）。另一个说法是，我们都对于刚刚结束了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有关，都作出了至少是道义与语言上的支持。“占领中环”的抗议是香港回归1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也是 “一国两制”的破产。在北京眼中，香港正在进入新疆、西藏的行列，是令人不安的分裂因素。

但这一切都是猜测，审查机器就像是一个黑箱，谁也搞不清的它是如何运转的，它的荒诞性与它的残酷性一样显著。

与昔日的苏联、东欧甚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不同，在此刻的中国成为一名被禁作家，不含有太多愤怒与悲剧，它更象是闹剧。它像是信息爆炸时代的一个娱乐新闻，具有15分钟的热度，然后立刻消失。因为在荒诞之事层出不穷，人们不会对几个作家的命运表现处特别的好奇。一些人甚至觉得，它是出版商的另一种市场营销策略。

对我来说，这两个隐喻变得鲜明起来。天鹅绒消退了，监狱的冰冷铁栏杆暴露出来了；那条巨蟒则从梦境游入现实生活中。

尽管没人确认这条禁令，但不再有机构敢于出版我的作品，即使它是毫无政治内容。我的名字成了某种禁忌，尽管没人清楚这禁忌的因何而起，又会怎样结束。

但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在压抑、恐惧、沉默弥漫的同时，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创业与消费浪潮，一大批青年离开投身于创业浪潮，中国消费者蜂拥至世界各地游览、购物，这国家看起来充满机遇。我个人也是这矛盾情绪的一部分。我是个遭遇出版困境的作家，却有机会投身于创业浪潮，我和朋友组建了一家社交媒体公司，寻找另一种发挥个人创造力的空间。我猜，那些昔日华沙、布拉格、柏林、仰光的被禁言的知识分子，一定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似乎同时被压抑与获得机会。

一个更令我不安的事实出现了，我越来越担心，我知识分子的身份会对公司未来的成长造成伤害，我不再是一个独立声音，要为一整个团队负责。这是中国再明确不过的规则，倘若你想获取商业上的成功，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温顺。

我几乎彻底放弃了对政治与时事的批评，在一些时候疏远了我的异议者的朋友，对于在台湾要出版的新书，心存迟疑，生怕其中的一些激烈言论，可能激起大陆审查部门的不安。

它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我开始对中国剧烈的政治变化感到麻木，既然我不能批评、分析它，我就假装它的不存在。我似乎再次变成了一个自我欺骗者，象是对于极权制度这头“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陷入了进一步的封闭。不仅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审查日益显著，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人已经全然接受他们只是在使用局域网这一现实。这也意味着，他们都接受了一个扭曲的世界图景。在这个扭曲的图景中，个人崇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仇恨心理都被轻易的被激发与操纵。

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屈辱与羞愧。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写日记，记录下内心的分裂，期待书写能平抚它。偶尔，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问题跳进我脑中。如果再遇到他，我会说，我现在努力只写一个版本，但是经常难以做到……

（作者原标题：巨蟒与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