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魏子林：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性别政治

2015年区议会选举（下称区选）结束后，翻开报章，可见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公民党主席余若薇、人民力量主席袁弥明等女性政党领袖，率领群雄向传媒总结是次选举得失。骤眼看，在仍然传统理解为“男性天下”的政治领域，香港女性似乎巾帼不让须眉。然而，据笔者粗略统计是次区选的结果，香港区选女性的参政程度仍然停留在八年前的水平──每五个区议员中，少于一个区议员为女性。有趣的是，十八区的女性区议员比例参差，有分区完全没有女性区议员当选，有分区却出现女性当选人比男性的多。性别平等和民主自由环环紧扣，香港政治的性别议题值得各界关注。

每五个区议员中，少于一个为女性

根据妇女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和笔者的整理，撇除由政府委任的议员和当然议员，香港的女性民选区议员百分比（包括因只有一位参选人而自动当选的议员）由第一届区议会（1999年）的15%上升至第三届（2007年）的19%（注一），但随后两届却保持此低水平，包括是次2015年区选（图一）。这相等于，每五个香港区议员中，不足一个为女性。横看国际，英格兰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地区议员为女性（注二），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的统计指出，全球平均女性议会成员比例为22%（注三）。香港女性区议员的比率仍然比国际水平低，多年来也没有明显进步。

对比上届，2015年的区选总体来说民选议席增加，男性民选议员数目有约五个百分点的增长，但总女性民选当选人却与上届相若，只有约一个百分点。从上述数字可见，女性代表在区议会十年如一日地少，香港女性参与地区选举的程度仍然没甚进展。

十八区性别比例参差

2015年区选的性别比例仍然未达国际水准，而细看之下，十八分区的性别比例十分参差。（图二）首先，有数个分区的女性区议员比例非常高，包括湾仔区（54％），即当区的女性当选人比男性还要多，实属罕见。第二为离岛区，男女议员达至均等水平。南区也有超过四成当选人为女性。可见，除了东区（11％），港岛其他分区的女性当选人百分比皆高于全港平均。

相反，在北区，没有任何女性当选人。在2015年区选，北区的候选人名单上只有一位女性。而附近的大埔区（5％）和西贡区（4％），女性议员的比例也低于全港平均甚多。不过，难以一概而论新界区的女性议员比例较低，例如屯门区（24％）和葵青区（28％）也比全港平均高。而九龙区的百分比则较平均，当中深水埗区有最高比例的女性当选人（26％）。

上述统计发现，香港的分区女性当选人比例参差，除了可能受当区人口特征（例如性别、入息、职业等）影响外，还牵涉到该区的议席数目、该区的社区文化（如北区的原居民传统）、政党的部署等各种因素，需要更深入探讨。

为什么需要更多女性区议员？

正如《女性的屈从》（The Subordination of Women）作者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在讨论男女平等时，要放开习以为常对性别的认知，例如女人天生性格不适合从政或参与社区工作，反而应该考虑议题本身如何对整体社会有利。当然女性议员也可以利用自身性别的优势，争取更多女性选票。但基于当下的整体区议会仍然为男性主导，笔者认为社会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区选，我将主要从社会效益和自由两方面阐释。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我的成功，部分是因为我只需要和一半人竞争。”穆勒提出，因为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令社会上一半的人口（女性）受压迫，没法在政治上为社会尽力。这样失去一半的人才，不利社会整体效益。若深信女性和男性一样，皆有理性，她们也应当能够发挥理性中的自主，有能力参与政治。如此，当香港有更多女性投身区选，更多有实力的人参与竞争，可望提升区议会的整体实力。

我们经常讲民主自由，人性最渴望之事莫过于自由，而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反对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追求自由的理想。穆勒提出，除了让当事人尝试之外，没有人可以替其他人定夺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若人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充分的理解，才作出的决定会是最适合，过着各人所想的生活。在香港，女性与男性有相等的法律权利参与政治或社区工作。不过，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影响着女性的处境，令她们对参政治却步。像穆勒和不少当代社会学家均偏向认为，人类性格并不是完全天性的呈现，更大部分是受环境建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虽然在香港早已过时，但如穆勒所指：“从小女性被教导要接受男女有别，她们性格就是柔顺与服从权威，不同于男性自主与有主见的理想性格。”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定位仍然存在于香港的文化、教育、媒体等不同方面。

笔者认为，区议会要彰显代议政制的精神，应该如像美国政治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所指：“……代表大会应该是大社会的缩影”(…thi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It should be in miniature an exact portrait of the people at large)。既然香港女性占人口一半，社会应该鼓励更多女性参政。当然，除了追求人数，各政党亦要实际研究性别平等的政策。

我相信，女性不是花瓶，她们有能力参与政治。女性议员亦不应该是政治花瓶，她们有责任改变受性别压抑者的处境。

（魏子林，英国剑桥大学跨学科性别研究哲学硕士学生）

注一：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女性统计数字2013，P.49,

注二：Kettlewell and Phillips, Census of Local Authority Councillors 2013, P.27,

注三：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Sluggish progress on women in politics will hamper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