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波:恐惧恐怖主义,还是恐惧伊斯兰?

在暴恐袭击发生后,继续勇敢地倡导对穆斯林的尊重,以团结的文明力量对抗野蛮的暴恐力量,并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基于事实分析所应得出的结论。
有悼念人士在枪击现场Le Carillon餐厅的窗户子弹孔旁画上心形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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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本身对于恐怖主义并不负有任何“原罪”。世界历史并未证明,伊斯兰文明要比其他文明更不宽容,更崇尚暴力,更不能和其他族群和谐相处。在非洲、东南亚等很多地方,穆斯林都与其他族群相处融洽,至少没有表现出更强烈的冲突倾向。而且穆斯林在历史上往往是侵略的受害者。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救援人员在一间餐厅外运送伤者上救护车。攝:Philippe Wojazer/REUTERS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救援人员在一间餐厅外运送伤者上救护车。

11月13日晚巴黎遭遇的连环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但思考与应对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这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首都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也必将给欧洲乃至世界形势产生深远影响。在高度警惕和严格防范之下,恐怖袭击依然层出不穷,不仅让很多人对未来感到深深的悲观。但出路并不只在于拿出反恐的决心与勇气,更在于对形势的理智思考与判断。

综合欧洲主流媒体的评论来看,欧洲各国政府与社会对巴黎惨案的反应非常理性。一方面,欧洲强调这是野蛮对文明的侵袭,是盲目的仇恨导致的反文明行为,是对欧洲自由、平等、多元化价值观的攻击。另一方面,欧洲也严格地把恐怖分子与普通穆斯林群体严格区分开来,反对将少数族裔妖魔化,反对为安全而牺牲自由,也反对因恐怖袭击而全面改变目前的难民政策,而是继续在能承受的限度内尽量接受合法难民流入。

然而,近期在中国舆论界甚至知识界流行的另一种声音却是,欧洲的做法是“政治正确”,是已经受到现代价值观洗礼的欧洲低估了穆斯林的威胁。其潜台词或许是,欧洲应该严格限制甚至禁止难民的流入,或者对穆斯林群体采取一般性的防控措施。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的人偷换了概念:不是野蛮的恐怖主义威胁到了欧洲文明,而是伊斯兰,从而暗示伊斯兰是野蛮的。受此刺激,某种版本的“伊斯兰恐惧症”也在中国网络上流行开来,而由于普通中国人对伊斯兰文明大多缺乏了解,有的人也出现了不必要的恐惧与排斥心态,而这对同样有着庞大穆斯林人口的中国并非好征兆。

欧洲国家作为民主国家,自然要为本国选民负责,不可能做出明显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决策,而且他们肯定也要比远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清楚现实情况。从现实来看,绝大多数在欧洲的穆斯林是奉公守法的公民,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虔诚或者淡漠,与本国的联系或者紧密或者疏离,而且欧洲穆斯林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因国籍、教派等分成不同社群,与欧洲人友好相处。所谓的“融入”问题的存在,不是说欧洲穆斯林与社会完全隔离,而是他们具有亚文化圈特征,存在着文化性、社群性而非宗教性的矛盾和纠纷,而这是可以通过社会经济措施逐渐化解的。

同时,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极端行径,遭到所有正常群体的排斥和鄙视,这是毫无疑问的。像9·11事件后一样,全球很多穆斯林国家在第一时间对巴黎袭击表示谴责,欧洲的穆斯林团体也纷纷表态。这些滥杀无辜平民的做法完全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也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穆斯林所不齿和痛恨。这不仅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也是因为近年来穆斯林是全球暴恐袭击最大的受害群体。就在法国遇袭的同时,伊拉克和黎巴嫩人也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了大量死伤。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ISIS)作战的也主要是穆斯林,他们只是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空中支援。

所以,在暴恐袭击发生后,继续勇敢地倡导对穆斯林的尊重,以团结的文明力量对抗野蛮的暴恐力量,并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基于事实分析所应得出的结论,也符合以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如果在遭受暴恐袭击之后,不同族群之间不能约束其相互敌视的原始冲动,不能尊重多元文化共处的价值观,只会让暴恐力量有更大的可趁之机。欧洲应该做的是集中力量打击恐怖组织,这样的行动是政治性、军事性和法律性的,而不是族群性的。

有悼念人士在枪击现场Le Carillon餐厅的窗户子弹孔旁画上心形图案。摄:Jacky Naegelen/REUTERS
有悼念人士在枪击现场Le Carillon餐厅的窗户子弹孔旁画上心形图案。

伊斯兰教本身对于恐怖主义并不负有任何“原罪”。世界历史并未证明,伊斯兰文明要比其他文明更不宽容,更崇尚暴力,更不能和其他族群和谐相处。在非洲、东南亚等很多地方,穆斯林都与其他族群相处融洽,至少没有表现出更强烈的冲突倾向。而且穆斯林在历史上往往是侵略的受害者。在亨廷顿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该书通常被庸俗地理解为,他将伊斯兰视为一种威胁。亨廷顿的意思是,在20世纪末,穆斯林世界似乎出现了与其他族群冲突加剧的趋势,他将此主要归因于历史、经济、社会原因,如穆斯林世界缺少一个主导国家、人口膨胀等,而非宗教本身的原因。

对亨廷顿庸俗化的理解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代表着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但从书名就可以看到,即使是作为美国右翼学者的亨廷顿,也明确地承认伊斯兰代表着一种文明。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有过非常灿烂的文明。的确,目前一些伊斯兰国家存在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如专制、歧视妇女、压制言论自由、好战等等,但这主要是历史而非宗教教义的原因造成的。目前,伊斯兰世界也涌动着各种潮流,存在着内部现代化的可能性。“阿拉伯之春”清楚地表明,尽管信仰伊斯兰教,但非常多的阿拉伯人也认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希望自己的国家朝着这样的方向改革,只是各种复杂因素让“阿拉伯之春”演变成了混乱。目前全世界约1/4的人口是穆斯林,伊斯兰世界也完全有在保留其宗教与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伊斯兰世界不是同质化、固化的,一千多年来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到目前,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已建立和巩固了宪政民主制,目前最落后的只是阿拉伯国家。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直在努力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他们需要的只是公正的国际秩序,减少战乱和冲突,以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协助下完成这样的探索。作为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伊斯兰教不一定与某种政治或思想倾向挂钩,正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一样,伊斯兰文化存在着和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兼容的可能性。平等地尊重穆斯林和伊斯兰文明,而不是对其形成固定化的偏见,甚至恐惧症,无论对于反恐还是全球民主化而言,都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刘波,FT中文网公共政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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