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一为“雨伞运动”一周年纪念，这几天我刚看了三部关于“乌坎事件”的纪录片，不禁将两件事连接起来。虽然两者背景和性质迥异——“雨伞”是为了政改，“乌坎”是为讨回利益，但主要目标却相近——争取公开的选举。
“乌坎事件”源于村干部多年来私相授受，变卖属于村民的农地牟取暴利，民众发觉后群起反抗。到2011年秋天，官民的冲突越演越烈，政府派防暴警察入村镇压，但村民顽强抵抗，其中一位村民薛锦波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突然死亡。当时“乌坎事件”引起全球传媒注意，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到冬天，政府态度开始软化，最后允许乌坎举行公开选举，让村民以一人一票选出新的村代表。
由阳光卫视制作的《乌坎》分上、下两集，故事详述“乌坎事件”由2009年村民发现土地被村干部变卖开始，直到2012年初举行的第一次村代表民主选举为止。
“乌坎”是部典型的电视纪录片，其主要特色包括︰详细的背景资料，不停的旁述及大量的配乐。其详尽的资料让人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影片最大的好处，但大量的资料像“流水帐”一样，一一罗列出来，少分析拆解，难以叫人明白各件事的因果关系，加上大事小事所占篇幅相近，观众难分事情的轻重，结果印象模糊。
旁述是电视最常用的手法，传统是用一把磁性又有权威的男声（如钟景辉），以冷静客观的语调读出旁白。“乌坎”也一样，也有悦耳的旁述，但对我来说，这种由头到尾不停的敘述，实在太多了，没有给人留下多少的思考空间。另外，片中的配乐有时也太激动，太过努力地去刺激观众的情绪。我想，用音乐和旁白，要像用味精一样，少放一点，让各人自己去品尝原材料的真正味道。
比起“乌坎”，艾晓明所拍的《乌坎三日》范围较窄，其内容只包括了2011年12月19日至21日三天之内的事——当时村民刚知道薛锦波突然死去，政府开始让步的关键时刻。
《三日》的风格与《乌坎》非常不同，它没有大量背景资料，也没有旁白。它是独立制作，换言之，人力物力有限，规模不能和《乌坎》这种电视制作比较。《三日》的风格也较“个人”，导演也有参与其中，艾晓明本人虽然没有上镜，但他的声音经常出现，有时做访问，有时跟人聊天，他就变成其中一个角色。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令观众与导演较接近，让人有参与其中的感觉。内容方面，因拍摄时间不多，所以涉猎范围有限，只记录了整件大事中的一个转捩点。影片中有一些无关宏旨的地方，例如导演问负责拍摄的村民，其所用的器材的价钱及牌子等，这些段落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明所以。
在中国拍独立纪录片极之困难，而艾晓明近年更被政府监视，行动不自由，他能够偷偷潜入乌坎去拍摄本片，殊不容易。
由新加坡的李成琳及梁思众合导的《乌坎：执政风雨》，描述2012年第一次公开选举，至2014年第二次选举期间几年的情况。第一次选举后，传媒陆续离开乌坎，世人也开始把这地方淡忘，但李成琳和梁思众却没有正式撤退，他们其后回去多次，继续拍摄选举结束后的情况。
在片中，我们看到村民和新代表关系日渐恶化，蜜月期很快结束。村民要求尽快讨回被侵吞的土地，但代表们不但不能完成任务，更被指贪污受贿；代表之间甚至开始内讧，互相攻击。有人辞职，并远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前的团结，不复存在。这一切的变化令人很难过，不禁叫人怀疑，中国人是否还未准备好迎接“民主”呢？可能几千年来的专制政治，就像扎脚布一样，把我们的脚扎坏了，一旦松绑也不懂得如何走路。
《执政风雨》的故事横跨几年，好处是让观众对主要人物有更深的了解，但可惜情节交待不够清楚，例如村代表之间关系转变，往往只见其果，不见其因。我猜除了拍摄工作有束缚外，可能因语言及文化的隔膜，导演未能完全掌握到村民间复杂的关系。比起上述两部影片，我较喜欢《执政风雨》的风格，它不用旁述，只配了少许音乐作衬托（虽然是外国人心目中的那种中式音乐），令整部影片多点留白、多点空间。整体而言，虽然故事发展不明确，结构亦欠紧凑，但影片让我们看到这场运动的发展及衰落，使观众对整个“乌坎事件”有更全面的了解。
“乌坎事件”和“雨伞运动”都未成功，原因虽不同，但内讧均是两者的特色。有个说法，中国人最擅长内斗，可能有点道理。
（张虹，“采风电影”总监，香港纪录片导演，作品大多采用“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手法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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