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联合国民主日前夕，北京独立NGO的前负责人郭玉闪终于被释放。也许是因为营救主事者的考量，他的被捕和获释的消息，在11个月的羁押期里，都只在小范围里流传，犹如失踪一般，公众并不知晓。如同他所领导的机构，北京著名的传知行，一家独立NGO，年前同时被悄然关闭后，也慢慢被世人淡忘了。如果不是因为习近平访美，基于缓和美方对中国人权事务的关切，郭玉闪以及中国独立NGO的命运恐怕并不会为人关注。
独立NGO衰败不可避免
针对独立NGO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制度性牢笼已经建成，他们从国外获得资金的渠道被切断，他们的日常活动随时可能被冠以各种刑事罪名。
郭的释放、美方的压力，都改变不了中国独立NGO的命运。与传知行一同被关闭的还有益仁平、众泽等NGO，全国其他类似的独立NGO也都风雨飘摇，许多NGO员工早已纷纷南下避风；刘晓波仍在牢里，浦志强、高渝、郭飞熊、唐荆陵等还在等待审判，超过二十名人权律师被逮捕、关押、失踪，以锋锐所为代表的一批积极介入人权领域的律所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更重要的，一年以来，新的国安法、网安法、和境外NGO管理条例等相继出台，然后从大数据对NGO及活动者人际网络的挖掘，动辄施以全国性抓捕行动，再用尽侦查、起诉程序甚至所谓监视居住条款将这些NGO和人权活动者长期关押。
针对独立NGO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制度性牢笼已经建成，他们从国外获得资金的渠道被切断，他们的日常活动随时可能被冠以各种刑事罪名。即使境内稍微活跃的资金供应也陷入困顿，如果私人企业家或各民间基金会不积极往限定领域或者所谓政府购买的公益项目输血，而是向独立NGO提供帮助，那么王功权和信力建便是下场，第一时间往天津爆炸灾区捐送的物资也会被被官办红会强行抄没。
所以，郭玉闪的进去与出来、独立NGO的生死，也许并不重要，他们可如棋子或人质一般被威权当局肆意玩弄。重要的，是从最近一年NGO环境和人权事业的急剧恶化来分析政权的转向，尤其应当追溯到两年前的“九号文件”，也是著名记者高渝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所指的机密。正是所谓九号文件，作为一份指导性文件，不仅衍生了其后一系列新法和镇压行动，也显然构成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纲领。
维权者成为当局心腹大患
胡温维稳时代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的维权群体，其中的领袖群体，在当今已被当作可能颠覆政权的敌人。
在这份九号文件里，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和“质疑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制度”等七项“错误思潮”被否定，即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如高校和媒体等搞“七不讲”。特别的，将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组织当作威胁政权基础、培植“反政府力量”的主体，继承了稍早时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的讲话精神，将公民社会直接等同颜色革命威胁。这才是郭玉闪等人被抓、人权律师群体以及“新黑五类”被打击的根本原因，他们被视作当局的心腹大患，与所谓分离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并为现政权的三大威胁。
换句话说，胡温维稳时代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的维权群体，其中的领袖群体，在当今已被当作可能颠覆政权的敌人。因此，当局不惜重构国家安全理念、设立国安会、整合安全力量，以空前规模集结国家暴力的大安全体制对付郭玉闪、传知行、益仁平这样低调温和的NGO和领袖。
事实上，也正是独立NGO的境外资金管道和他们参与的海外活动被长期监控。这些在全球公民社会领域内正常、正当的交流、培训、为加强本土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被徒然上升到“九号文件”所言“培植反对力量”的高度。尤其在香港“占中”运动背景下，哪怕是外围人员的普通权利倡导行为也被会触发这一庞大新安全机制的紧急反应。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九号文件”视作当年的“万湖会议纪要”，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若看作一份针对中国新兴公民社会和潜在政治反对力量的动员令，恐怕并不过分。而且，还将长期影响未来中国政治的党国－社会关系，即重新树立一个与安全体制挂钩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统治形态。
虚无帝国主义的兴起
中国当下，并无一套团结人民甚至争取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系统政策；这不仅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还是一个彻底虚无主义的帝国。
历史上，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寡头制、民主制以及各变种的政权形态中，只有极权主义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机制贯穿统治制度的核心，也统率着权力、宣传、教育、军事、警察、官僚和分配等一切统治制度。中国从1949到1979的漫长30年里一度也实践着这一体制，主席亲自操刀喉舌社论，亲自撰写“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意识形态官僚如陈伯达和张春桥等能够升任国家领导人。
在改开30年后的21世纪，国家上层建筑滞后许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各层官僚、资本家和劳动者普遍观望、困惑之际，一份意识形态先行的九号文件悄然问世并导出一系列重手镇压，不能不说，这是一次极权主义的复辟。如果再考虑到当今最高领袖最新关于改开目标就是建设共产主义、以及要求国企改革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相关讲话，大概就更清晰了。
只是，作为一份意识形态指导纲领，“九号文件”不仅以其“七不讲”的否定修辞否定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成长的主流健康思潮，而且是以一份仅“传达到地师级”的内部文件形式秘而不宣，并且高调逮捕审判公开这份文件的记者高渝。与之相对，官方表面上却祭出内容驳杂、包括民主自由在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重提儒家传统。如此诡异的意识形态两面结构，确实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极权主义的担忧，只能得出另一个更为接近真相的结论：法西斯主义。
在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经典模式下，意识形态确实是可以被忽略甚至被隐藏，只需要诉诸简单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在这意义上，“九号文件”的否定修辞所包含的虚无主义以及秘而不宣的形式本身，都非常吻合法西斯主义。郭玉闪等人和独立NGO的命运代表了这一发展趋势的牺牲品，也恰与“9.3”阅兵所展现的混合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相契合。
然而，如果我们仓促地将当下的政治态势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就像简单地归结为极权主义一般，却是一种思想的懒惰、语言的泡沫。因为，从古罗马象征棍棒团结的原始法西斯主义到纳粹德国保护工业资本、凝聚中下阶层现代法西斯主义，搞民粹平等、搞阶级团结、推行强力社会控制、推行一套简单却有煽动力的意识形态是现代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要素，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变形。
反观中国当下，并无一套团结人民甚至争取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系统政策，后者本质上就是新兴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却面临着严重的竞争不公平环境、过度税负、财产权缺乏保障、利益表达受限等桎梏；底层人民亦然，得不到些许国家福利、平等对待和基本尊严，仿佛“9.3”阅兵的空旷街道所展示的人民缺位，欢呼也是被禁止的。
只能说，如果郭玉闪等公民和人权活动者的命运代表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那么也更像是发生在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进而，当有限的意识形态话语开始谈论历史合法性的时候，从历史或者世袭制寻求其执政基础，那么，我们便可以像潘恩那样肯定，这不仅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还是一个彻底虚无主义的帝国。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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