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罗就访谈:代议政制撵走居民运动

七、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环境恶劣,由此而起的抗议及请愿活动众多,成为强大的居民运动,可以说是社会反抗的重要力量。...
访问到尾,我和罗就走到南山村拍照,期间几位街坊与他打招呼。罗就对我说:“当年搞居民运动,大家都熟悉啦。”

七、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环境恶劣,由此而起的抗议及请愿活动众多,成为强大的居民运动,可以说是社会反抗的重要力量。

1978年,“租金行动组”由一群社工与居民组成,关注加租问题,后于1982年正式注册成“公屋评议会”(公评),意味着居民运动从个别地区发展成全港性的房屋运动。

公评的英文名称是Hong Kong People’s Council on Public Housing Policy,从People’s Council(人民议会)的这个命名,就明白其政治意味。当时公评的想像是成为影子房委会,内部只有一个职员,执行委员都是街坊,常办示威行动,也做政策研究,提出不少政策建议。九十年代初,房委会在会议中讨论到公评所提出的公屋“以租代供”政策,时任房委会委员梁振英批评公评的意见“比共产党更共产党”,拒绝采纳。

罗就是典型从街坊走到居民组织者的案例,更曾两度担任公评主席。

罗就生于1949年, 父亲早逝,母亲独力养大他三兄弟以及曾外婆,生活困苦。那个年代,没有免费教育,结果他只正式读了一年半书,就出来工作。

年轻时的罗就在外自住,住在私人楼宇的板间房,一房四㓥,每户几十呎。后来他搬了上天台屋居住,结果业主清拆天台屋,他无处容身。当时政府的政策是:若非政府收地,则只能向私人清拆者追究。但大家都知道,清拆者不会承担责任,于是他就找来从报纸上知悉的“木屋评议会”协助他们,后来到房署示威请愿,成功争取到在临时房屋区居住。

临时房屋区又名安置区,早期由政府划出土地,居民自行以木板或锌铁搭建平房。七十年代后期的临屋区由政府兴建,但单位内不设厨房及浴厕,住户需要在屋外生火煮食,甚至如厕,居住环境恶劣,在1995年,甚至有居民递上一只活捉的大老鼠向港督彭定康抗议。

在1980年前后,房屋署要求增加临屋区租金,原因是“没有收取屋外自建厨厕的租金”。当时有社工组织协助居民成立全港临时房屋反加租的联区居民委员会,常到不同临屋区办居民大会。住在临屋区的罗就没有特别在意。

居民大会的惯常做法是社工事前在区内公共空间嗌咪(持麦克风讲话),呼吁居民出席大会。会上居民各自发表完意见后,就会起哄要做行动,然后选代表。罗就所在的区居委会通常都是家庭主妇作代表。

然而,对于家庭主妇来说,要开联区的居民委员会大会相当困难,因为开会时间通常是晚上八点到十点,但那个时候主妇往往要煮饭、做家务、安置小孩,时间很紧张,导至她们出席率不稳定。

一次罗就完成装修工作,钓完鱼回家,接近十点,经过地下的公共地方听到居民会议提到下次的示威抗议地点,突然有人喊:“这区没有了男人?男人都到哪里去?”他心中暗道:“我也是男人,什么事?”出于好奇,他停下脚步,听到原来行动需要男人,就应道:“那我去吧!”

他当时其实连要示威的地点在哪都不知道。但自此,他就成为了这类行动的常客,后来加入了跨区居民组织“公屋评议会”(公评),见证着居民运动与议会开放之间的张力,亲历居民运动的起落。

“物必腐而后生,有生有死,死后再生。” 摄:王嘉豪/端传媒
“物必腐而后生,有生有死,死后再生。”

──────────

罗就

罗就,又名罗堪就,生于1949年,正职装修工人,同时为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他经历过天台屋一屋四㓥、住所被清拆、到房署示威请愿,成功争取到在临时房屋区居住,后加入“公屋评议会”(公评),曾两度担任主席。

──────────

端传媒专访了罗就,以下是访谈摘要:

公屋评议会

****

端传媒记者(以下简称“端”):公屋评议会是怎么成立?

罗就(以下简称“罗”):公屋评议会的前身是“租金行动组”。 1973年房屋委员会成立,政府推行“十年建屋计划”,自此以后租金一直在加。当时有很多社工到不同的旧区搞居民组织,向房委会请愿示威,协助居民争取权益。那些社工会与居民分析政策,让居民能够自足成为权益争取者。当时主要的社工组织有SOCO,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及各种关注组。

八十年代的房屋问题严重,大家认为不如正式成立一个专注公营房屋的组织,于是于1982年正式注册公屋评议会。

公屋评议会当时的执行委员来自不同屋邨的居民组织者或者街坊,而我因为居住在临时房屋区,自然落到了临屋区的工作组。当时最经典的事件是单身人仕无法安置。街坊的居所在市区被清拆,但是却被安置到新界兴盛道的临时收容所,无法原区安置。而当时新界交通未发达,对于在市区工作的居民来说路程遥远,无法上班。他们拒绝接受安置,坐在将被清拆的屋顶上抗议,阻止政府的清拆行动,换来警察抬走。我们之后决定到布政司署门外露宿示威,前后睡在门外二十六天,我是唯一睡足全程的人。起初我们要求去洗手间,布政司署的职员不许,后来我们说如果不许,就在你门外疴尿(小便),他们才开放员工厕所。到了最后一天,布政司霍德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让单身人士可以上公屋。

进入议会?

****

端:八十年代公评内部是否争论过要不要组党参选区议会?

罗:1982年香港开始有地区行政选举,当时不同的地区也有居民参选,我们这些比较亲民主而帮基层的有观塘区的吴一超,青衣的丁衍华等等。

在1985年那次区议会选举公评支持了52名社工及居民参选,结果有40多人当选。自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人讨论公评要不要改为政党去参选,从而影响议会。然而我们组织里不同区的社工都认为议会有议会的政治,与居民运动不同,加上区议会本身并没有实权,只是谘询机构,因此觉得参选或当选后只会令居民的注意力分散。

最后大家认为公评应该继续保持压力团体的角色。我们的争取对口主要是房屋署。

端:压力团体的组织手法如何?

罗:七、八十年代居民组织的普遍做法是社工在事前与居民准备发言,然后居民作为代表与房委员开会讨论政策。在会议里社工坐在后排不作声,让居民发言及互相提点。唯有这样居民组织才能让居民成长。

亦因如此,居民在居民组织中磨练得能言善辩,有了居民群众基础,压力团体给房署的压力是大过议员的。

端:政府有尝试行政吸纳你们吗?

罗:当时房署有邀请我当委任委员,但是在我的民主信念上,无法接受委任制。而且,你一旦进入委员会,只不过是拿多了资料,知道在哪里开会等等,但是当要投票举手时,房委会里由政府委任的既得利益者一定站在居民的对立面。

公屋评议会批评房委会缺乏代表性,居民只占少数。
公屋评议会批评房委会缺乏代表性,居民只占少数。

居民运动的衰落

****

端:八十年代的居民运动有什么转变?

罗:八十年代后期,从居民组织所训练出来的居民已经很有限。现在回看,当有了议员的办事处后,居民组织就开始松散了,因为居民可以找议员代劳,使得居民无法磨练。你看到现在由每区的议员办事处所组织出来的居民,他们最多是举下牌,很少可以谈到什么政策意见,因为大部分的意见都由议员代为表达。

区议员与居民的关系一直在转变:区议员从站在居民后面,到侧面,到后来甚至直接站在居民前面。

在未有代议政制的时候,社工不是代表居民,而是要思考如何让居民提升议政,或者对区内议事的能力。如果社工或者后来的区议员每次都代表居民发言,就完全做不到这个效果。居民没有足够磨练,与官员交手时就只会被拖着走。

端:现在房署还会找居民组织听意见吗?

罗:没有啊,现在没有什么居民组织有当年的议政水平及影响力了。这些能力是要慢慢累积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区议员代表是没有意思的。

端:但无论如何,政府是开放了政制,位置就出现了。有些人的说法是,如果开放了政制,只要你选得了进去,你就可以把议会资源回馈基层组织。

罗:这样说吧,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要当议员其实是非常辛苦。除非你辞了工作全职做议员,否则的话又不能经常向公司告假,最多是支半薪,但支半薪也会阻碍工作。

比如说我是做装修工人,如果我要开会,怎能开工?而且,如果我们重视居民组织,就要在地区慢慢磨练,而不是只靠议员去争取的话……代议政制就是代你议政嘛。有人说罗就你也可以参选啦,一千票左右就可当选,我一定当选啦吧……第一这不是一个开放的民主选举,而且议会里太多委任的议员,这会令我们去到议会只成为花瓶,即使你议政能力多好,在议会里一旦投票,倒不又是输给那些委任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取消委任制,放权区议会,也或者可以就提高市民参与度。

端:当选区议员的公评成员,他们表现如何?因为我听一些讲法是当他们后来把区议会的席位及资源当做个人的事,而没有回馈基层组织。

罗:是的,慢慢会有这个情况。另外,当你进入区议会,就不是单谈房屋,还要处理区内的其他事。相熟的官员也许给些面子你,如果不是,房署其实是可以不理会区议会的。

比如说当区议会开会时想邀请房署经理来列席,很困难的。因为区议会不是处理公屋管理:租金、房屋政策都不落区议会的权限里,有什么可以做?反而我们公评跟房署拗手瓜(比拼)三十多年,就算我们现在不多露面,我们还是有些实力。早前我们才约张炳良谈到租金管制的事。

端:那40多个能进入去区议会的公评议员也无甚作为?

罗:不是,做其他区议会的事则可以,比如说他们可以提到一些改善社区的意见,但就房屋政策的影响,则是无甚可能。

如果是社工或居民组织出身的区议员他们会较为坚持让居民参与议政,他们会选择培训居民。他们会从社区里找人,然后让他们发掘社区的问题,使得居民自己主动做事,比如说让居民写信到房署,写大字抗议等。若非,其他的区议员宁愿直接为居民代言,省却为居民赋权的工作。

居民运动与政制发展

****

端:公评与其他大型政制运动的关系如何?比如说你们曾参与民促会……

罗:我们觉得,社会是必须走向民主,我们认为在这路上,必要把委任制废掉,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分赃。

端:有些说法会说八十年代把太多的精力放到大型民主运动上,让得地区工作及组织就疏忽了。

罗:其实不是的,你试想像,八十年代有多少大型的民主运动?除了八九六四。1984年高山剧场,我们也有去啊,但是那个时候,港人对民主诉求也不是强到要拚命。大家讲完要民主,就回家,上班的啦。是八九民运后, 一大群人出来了,整个民主派在立法局大胜后,大家才思考九七回归,才多了人想要不要民主。

展望

****

端:你见证居民运动在七十年代蓬勃起来,到八十年代中滑落,到今天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居民运动。

罗:有居民组织,但是没有居民运动。会有个别事件的争取运动,但这些大部分都被区议员代理了。

自高铁起及雨伞运动后,香港多了一些叫本土的运动。他们的方式与我们当年的有所不同。可能政治气氛不同吧,他们会较为着重行动形式,而比较少做研究。

居民组织很需要些有心的社工与居民同行,慢慢与他们讨论政策,配合居民的上下班时间,做组织工作等等。如果忽然有个议员说什么也帮你做,这样居民就无事可做了。再加上左派建制派的蛇斋饼糉,大家就只管投票吧。

端:看到居民运动的失落你有什么感觉?

罗:我觉得社会必然有个循环,物必腐而后生,有生有死,死后再生。当没有了委任制以后,而政府又真是下放地区权力予区议会,把区议会变得像以前的市政局……慢慢人的自我意识强了……现在有很多伞兵落区,可能这一届选举的成绩不好,但随着他们的参与多了,地区居民的参与可能会提高。或者那个时候会是居民组织的重生。

编辑推荐

读者评论 0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目前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