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明修：为何台湾社运变得如此强大？

去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到底要多少人才能让抗议群众填满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是五万人还是十万人？答案其实只要一个人，因为马英九总统的民意支持度太低，凡是他强力推动的政策，无论是核四、服贸、课纲调整，都会激发出强大的社会反弹。

在洪仲丘寃死之后，马英九曾向受害属家拍胸脯保证“我管定了”，结果是25万白衫军在凯道集结抗议。同样，在马英九召开了“服贸利大于弊”的记者会之后，号称50万人集会的330抗议同样在凯道登场。

领导者低迷的声望，似乎提供了社会运动可以操作运用的契机，因为只要打出反马的旗帜，就容易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同情。然而，这样的看法太低估马英九所领导的国民党之实力。毕竟，国民党向来掌握了立法院的多数席次，一直到去年底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前，国民党执政的地方版图与人口也是远超过其对手。因此，国民党从来就不是纸老虎，网络上流传的“马英九是社会运动总召集人”也是不用太认真对待的玩笑。

在此，我们可以先盘点一下近来台湾社会运动的丰硕成果。

国光石化是近年来台湾规模最大的新投资案，但是随着民意越来越关注空气污染与白海豚保育，马英九被迫终止这项开发计划。核四工程是连民进党执政时都挡不下来的案子，结果却是由国民党政府宣布停工封存。备受批评的军事审判制度是长期戒严的遗毒，最后却是由一群“素人”所发起的白衫军运动推动了改革。在关厂工人抗争、大埔反土地征收案，反对者都曾采取十分极端的抗争手段（挡火车、占领内政部），结果最后法院还给了抗争群众公道，失职违法的是政府部门。

台湾社会运动变得如此强大，难道是因为民进党在背后策动吗？很多深蓝名嘴与媒体经常“抹绿”晚近的社会抗争风潮，但是他们的指控往往不是根据事实，而只是反应了自己可笑的偏见。

国光石化是民进党在朝时所推动的，而且一直到了2011年初，蔡英文、苏贞昌才改采反对立场，其实只比马英九早两三个月。在福岛核灾之前，也没有民进党政治人物敢高举反核旗帜，因为他们在执政时已经逐渐扬弃原先的反核党纲。在服贸刚签订时，民进党没有表态反对；等到学生占领了立法院，民进党才倒向反服贸的立场。如果不是高中生都已经包围了教育部，民进党中央也不会求执政的13县市鼓励各校采用旧课纲。

这些事例显示，在野的民进党其实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他们是等待风向的转变，而不是根据某些价值与原则，引领时代的潮流。

如果说国民党远比想象中强固，而民进党显得十分投机，那么解释台湾社运兴盛的理由就不会是政治面，而是社会面的改变。网络科技的发达，让发动抗争的弱势者获得更多的筹码，或是一个可能的解答。

2007年智能型手机问世、2008年脸书中文平台出现，社会抗议再也回不去没有行动上网与社交媒介的年代。在这个抗议者同时扮演报导者、摄影记者的当下，少数人所发起的快闪抗议都有可能形成政治僵局，当初冲入立法院的大学生、包围教育部的高中生，即是善用了新科技所带的实时与迅速之便利。

尽管如此，网络科技的发达至多只是解答“如何”（how）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更根本的“为何”（why）之问题。要解释台湾社会运动的强大风潮，归根究柢还是得回到为什么人们会愿意参与这些挑战法律的体制外抗议？

也由于这些社会运动之所以获得广大回响，通常是因为理念认同者的参与及支持，而不只是局限于直接受害者，因此，解答的关键即是在于哪些价值观念的转变，才激发如此广大的社运参与？

我个人认为，有三项价值的移转推动了近来台湾社运的动员。

首先，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传统想法已经破产，台湾GDP依旧成长，财团仍在赚钱，但是年轻人的薪资却离不断飙高的物价与房价越行越远。因此，近来台湾的企业集团，例如旺中、远雄、远传、顶新，成为了网络乡民所攻讦的对象，事实上也越难越找到以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如此一来，财团所参与的开发案（美丽湾、国光石化）与并购案（旺中），才会引发强大的反弹。

与此相关，如果将饼做大的逻辑已经丧失民心，另一股趋势则是质问为何饼一定要越来越大，而不是在既有的资源分配下提出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方式。

因此，反对强制征收农地的团体喊出“土地正义”、要求普遍设置社会住宅的运动高举“居住正义”，对于更多参与社运抗争的年轻人而言，“世代正义”则是最具号召力的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许多人才投身于反对不合理的都市更新（文林苑案）、为了发展的强制拆迁（绍兴案、华光案）、以及各种土地征收计划（大埔案）。

最后，也由于“中国因素”不再是境外的文攻武吓，而已经进化成扶植境内的协力者，利用利润甜头来培养一些甘为犬马的代理人。如此一来，台湾的民主体制出现了危机，出现了来自于内部的威胁。野草莓学运抗议警方的滥权执法、反媒体垄断运动反对亲中媒体的扩张版图与言论自由之侵害、太阳花运动与反课纲调整运动共同反对了不符合程序的“黑箱作业”，这些现象背后都是实实在在可以被感受到的“中国因素”。

因此，开发主义的意识形态破产、公平正义的呼声、以及中国因素带来的自由与民主危机，共同催化了近来的社运抗争风潮。

放眼即将到来的明年总统大选，在野的民进党看来有可能取得执政以及立法院多数。然而，如果下一届的台湾执政者无法有效因应这三项价值观的移转，提出有效的因应对策，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也不会比目前的马英九总统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