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伟豪: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决定

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错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错误。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礼堂举行。

在“香港瓦解论”的首篇文章中,笔者引用了Weaver及Rockman两位学者的著作(注一),指出政府表现是管治制度(institution)的质素及运作的结果。因此,在香港的瓦解中所看到的管治表现倒退,反映的就是香港管治制度的崩坏。

在众多的管治制度中,以宏观及宪制性的制度,对管治表现的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香港的瓦解所反映的基本现实是,在中国收回香港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根本无法真正落实。考虑到中国本身的人治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制,“一国两制”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收回香港是造成今日面对的瓦解的第一步,亦是最大的一步。

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错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错误。因此,中国不应在九七年收回香港的说法,并不同等于把中国完全排斥于香港未来的想像之外的本土派论述,因为这并非是单方面从香港的立场及利益出发的考虑,而对双方也有利的决定。这个立场也并非是在支持港独,只是指出在中国及香港的发展水平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而单纯从民族主义及革命热情下强行统一,只会带来一个两者都不欲看到的结果。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理论及学术层面出发,认为“一国两制”可以成功,中国能有效制约自己的权力避免对香港的干预,若果并非一个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也顶多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当年收回香港的决定主要是要用香港来进行“一国两制”的实验,作出一个示范的作用,为收回台湾,统一中国作出部署。时到今日,我们已非常清楚,这个为统一台湾而作示范作用的实验是个彻底的失败,甚至对收回台湾带来了不少的反效果和负面作用。在“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阴影下,中国及台湾之间的距离不减反增,两者越走越远。提出以上的问题,并非是事后孔明,而只是想指出收回香港完全达不到当初的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最近的香港及中国的发展,似乎也支持了中国若从未收回香港,对香港好,对中国也好,一个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的说法。首先,近年在香港的本土情绪升温,反水货客及反自由行等运动,以至在“雨伞运动”中所凸显的港人命运自主的精神,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过分干预香港、过分中国化的反感和反弹。事实上,香港从未出现大量的争取回归中国的声音。在1980年代,中英双方谈判的时期,当时民间的最大共识是维持现状。因此,中国强行“收回”香港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而香港人自愿“回归”的说法,反而是带有当权者事后塑造历史的色彩。也为了这个原因,这篇文章全篇也用上“收回”的字眼,而避开了“回归”两个字。

在中国方面,环顾它今日的发展,很讽刺地,也出现了似乎不收回香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的迹象。例如,今天中国常常用“国家安全”作为原因,来否决香港实行不需要中央“筛选”特首候选人的真普选。中国也用频频用“外国势力干预”等理由,多次针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我们姑且相信以上的理由均是真的,但也不禁使人费解为何一个已成为了中国一部分的香港,中国在香港的管治上有如此庞大的影响力下,香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而比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年代还要大得多。若果是真的话,中国不收回香港,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更为有利。

香港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独立性大不如前

此外,中国正面临自80年代对外开放及经济改革后最严峻的一刻,在未能提升其经济模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post-industrial)及知识型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同时,由于多年来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善,楼房地产及地方债务泡沫又处于爆破的边缘。连《经济学人》杂志也以“中国大崩溃”(The Great Fall of China,注二)作为最近一期的封面故事来赠兴。最使人担心的是今次面对的危机并非一般经济周期的低潮,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崩溃,中国经济奇迹(China economic miracle)的幻灭。

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David Shambaugh,早在今年3月已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即将来临的中国破裂”(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注三),预言了今次的危机。Shambaugh认为由于中国面对的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并非时间可以把问题自行解决,而是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革,改革的范围除了经济之外,更必须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因为今日中国所面对的许多经济问题,根本是由政治问题而引致,包括了贪汚腐败,官商不分,权贵滥权等。

可惜,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不到真心彻底改革的迹象。在中国经济正进入史无前例的水深火热之中,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及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的重要。然而,在香港已被中国收回下,香港的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独立性及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危机,香港更可能自身难保。

中国未建立宪政主义

中国要收回香港,在中国大、香港小,香港的整体发展远高于中国下,最使人担心的就是发展较落后的中国会拖垮香港的发展,而人口较多的中国亦会主宰了香港人的命运。因此,邓小平才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九七后的治港原则,以挽回港人的信心。可惜,要中国坚守以上的承诺,必然有宪法制度来支持,但在中国本身亦未建立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政治制度化低,政策跟领导人的喜好而随意转变,权力经常被任意滥用下,“一国两制”慢慢便沦落为没有约束力的政治空谈。1997年守收回香港的决定,也成了香港治乱兴衰的重要分水岭。

(香港瓦解论系列之二)

注一: Weaver, R. Kent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注二: The Economist. The Great Fall of China. Aug29-Sept4 Issue, p.9.

注三: 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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