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阅兵之际，1984年邓小平阅兵的一幕再次进入人们视野。那是邓小平惟一一次天安门阅兵。那次阅兵在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生？邓小平要借大阅兵展示什么？笔者检视史料，尝试还原历史的现场。
1949年到1959年，中国曾连续11次举行天安门阅兵。1949-1953，由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宣读解放军总部命令。1954-1958，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宣读国防部命令或发表阅兵讲话。1959年阅兵前夕，彭德怀因批评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阅兵时国防部命令的宣读者换成了新任国防部长林彪。自1960年起，毛泽东时代再无阅兵。中国步入大饥荒时期和十年文革。
1976年10月21日，毛泽东的继任人华国锋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150万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被称为“英明领袖”，达到权力巅峰。举行阅兵，对他来说顺理成章；合适的时间是1979年10月1日国庆30周年庆典。然而此事没有发生——中国最高权力发生了转移。
“军—党”格局中的邓
军队在中共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历史上，毛泽东是先获得对红军的指挥权（1935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参与军事指挥；1937年成为军委主席），进而逐步掌握党的领导权的（1943年任中央书记处主席）。此后，直至逝世，毛一直是中共军委主席。1959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但他仍能运用手中的强大权力，对批评他的错误的党内同志进行反击，直至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文革中，毛先是推翻、继而重建了各级党组织，但依然控制了军队，其中包括在林彪事件后，重新启用邓小平（1973）。文革中邓复出时的职务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邓第一次全面掌管整个中国军队（战争时期他只是第二野战军政委）。
邓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前，曾对军队进行强力整顿（1975）。毛逝世后，四人帮之所以迅速倒台，也与他们手无军权有关。华国锋是在军方元老叶剑英和指挥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支持下逮捕四人帮的。
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政治路线，从延续毛的“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经两年多复杂艰难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正是邓小平逐步掌握军权、进而成为党和国家实际掌舵人的过程。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再度复出，恢复了1973后曾担任的所有党、政、军要职。邓紧紧抓住军队，和坚持毛路线的保守派展开了博弈。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人熟知。将另一些同时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潜藏的历史轨迹。
1978年5月11日，就在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华国锋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国内。华原计划在途经大连时视察海军，海军提前做了接受检阅的准备。但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向邓小平报告后，此事被否决。邓作为军委副主席，叫停了军委主席的阅兵计划，这是不同寻常的。
不久后，全军政工会议召开。6月2日，邓小平到会讲话，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锁。与此前后，解放军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9年，邓小平在一份解放军报内参里了解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其中三分之一的学员赞成彻底否定“文革”，三分之一不同意否定“文革”，还有三分之一，态度暧昧。由于政治学院的学员均为军以上政工将领，内参提到的立场就代表了当时军队干部的观点。邓小平对这份内参十分重视，要求全军立刻进行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批判两个“凡是”（钱钢：《想起邓小平批示的军报内参》，2014年9月12日，《南方周末》） 。
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的历史转折揭幕。邓对军队的动向依然高度敏感。1980年11月，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郜怀明到解放军66军炮团，谎称奉华国锋之命，要求召开会议。炮兵团负责人就此两次召开团营干部会议。事后，郜怀明被北京军区法院以策动叛乱罪判刑，事件中的其他负责人也分别受到处罚。邓小平在该事件处理报告上批示“这是发生在军队里的一件至为严重的、明目张胆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年谱，1981年1月17日条目）
邓小平在以上事件中采取了强硬姿态，步步紧逼，打压“凡是派”势力，将军权掌握在手里。文革后邓的使命是拨乱反正，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泥沼。然而要达此目标，他必须沿袭毛泽东以军权控制党权的法门。
经过一系列政治博弈，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降为副主席，胡耀邦选为党主席，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分别由两个人担任，是罕见的人事变动。当时的党媒上，宣传的重点不是人事变动，而是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批评了毛的错误（虽然仍有相当大的保留）。这是史无前例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和邓小平获得军权，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事件。在中国，手无军权的人，决无可能做出这种政治突破。
邓小平就任军委主席后不久，就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华北大演习和张家口阅兵（1981年9月）。可以说，1981年张家口大阅兵，是1984年天安门阅兵的预演。
阅兵与改革
198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邓小平具备了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的基础。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阅兵是对邓作为最高领袖的加冕礼，他通过此强化的威权，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宣示。第一是在内政领域，表示推动经济改革的决心；第二是，恰逢中英谈判，夏天完成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年末正式签署。阅兵有利于宣扬国威和民族主义，为中英联合声明的出台预热。
后者易于理解，不妨多分析前者。“改革”二字可谓是贯穿1979-1984，乃至邓小平执政生涯的工作重心，也是此时期的时代大背景。仕途中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目睹了毛时代经济建设的失败，“救赎”心理催促他提升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在这一阶段一直致力于一个长远目标，那就是“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一切政策都围绕这个中心。
在这一明确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搞活”的经济发展三部曲。经济改革迈出大步，尤其是农村改革成效突出。最卓有成效的一点，是作为毛时代“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的废除。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政社分开，1984年底，毛时代“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基本宣告终结（85年6月政社分开工作完成）农村完成了由社到乡的转变。在毛时代被严厉批判的“包产到户”，这时已在农村全面推广。自此，效率低下的生产组织方式成为历史， “包产到户”等更有活力的政策迎来了发展空间。人民公社制度已被废除。
事实证明，“包产到户”是成功的。多地农村的“包产到户”试验成功使得人们对新政策有了共识。1984年国内的粮食产量有4亿多吨，远超1977年的3亿吨水平，老百姓人们吃饱肚子的吃饭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同年，邓对于对外开放更推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针对外界对深圳、珠海的质疑，邓释放了力挺经济特区的信号，提出“不是收，而是放”。同时，3月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
由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共高层由此开始重新调整经济政策。也是在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商品经济”被写进了决议；10月20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中共经济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
“商品经济”可谓84年经济改革取得的最大突破，从“计划经济”控制中破土而出，着实不易。当时《决定》的起草者们看到商品经济在地方上的活力，打破之前保守派奉行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2015年1月23日，共识网）这一富有远见的建议，逐步被中共高层所采纳 。
同时，改革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城市经济上来，开始“搞活”。《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
在“改革”、“开放”、“搞活”之后，农村和城市经济盘活，中国的整体经济出现了“阳春”。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84年则达到了15.2%。国民生产总值由78年的3645.2亿元人民币，变为84年的7208.1亿元人民币，翻了近一番。
改革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而进程实则阻碍重重。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撰文回忆：邓小平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2008年第1期，《炎黄春秋》）
邓小平用了“异端”一词，可见当时的改革何其艰难。改革的阻碍来自于保守派，也来自“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历史包袱。“摸着石头过河”的他，通过政治博弈，终于使“异端”成为现实。而在这里，军队对邓的拥护，对改革的支持，是不可轻视的因素。
笔者检索《人民日报》，发现从1977年到1984年，“改革”一词的传播频度逐年上升，到1984，更有井喷之势：
同是1984，此时的中国却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描绘的那个极权国家有诸多不同。改革，使中国出现生机和希望。
目睹了84阅兵的华尔街日报前驻华记者Ian Johnson（张彦）回忆道：“邓小平和他的政府解开了中国的枷锁，数十年来第一次让人们品尝到了繁荣的滋味，此时的他们颇受拥戴。”此时邓小平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他同时获得了来自中共领导、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支持。
因此，这一幕也极具象征意义：作为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的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前后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阅兵报道中，胡耀邦和赵紫阳站在主席台，有前面检阅三军的邓小平的撑腰和周围庆祝人群的支持，改革的力量领导中国。正如邓小平在阅兵式讲话里提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全党和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邓，剑指何方？
对国际来讲，阅兵无疑是对外宣示武力、提升民族自信的重要时机；对国内来讲，阅兵是领袖威望树立的标志。那么， 1984中国的对手是谁？或者说，邓的对手是谁？
先看国际。
1984，美国不是大敌。在毛时代中美关系已开始调整，尼克松访华后逐渐变暖。邓小平继续致力于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984年，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里根实现互访。
1984，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也走出了恶化时期。进入80年代，人民日报上对苏联的咒骂之语日益减少，最后一次出现“苏联修正主义”是在1980年3月2日，最后一次出现“苏修”是在1980年7月30日，最后一次出现“社会帝国主义”是在1982年5月3日，最后一次出现“苏联霸权主义”是在1984年8月18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国关系终于逐步走向了正常化。
英国呢？80年代初，中英两国关系随着中英谈判的起伏而波动，但一直保持稳定。在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坚持“没有讨论的余地”，双方在香港回归条件上掣肘，随后通过“以主权换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提出和让步，最终两国在1984年实现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因此，此时阅兵无疑也是在解决国家主权问题的背景下，宣示民族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的决心。
当时日本更不是中国的敌人。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入了“蜜月期”。1984年，3000日本青年应胡耀邦邀请来华访问，胡耀邦曾提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随后也分十年邀请3000名中国青年访日。同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带来了4700亿元的第二批日元贷款。
在中国周边，只有越南那样的摩擦制造者，但并不能构成重大威胁。
此时国际环境稳定，中国迎来了和世界交好的绝佳时机。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改善国际环境，争取和平发展机遇。他在1980年曾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5页）
基于以上考虑，他提出推迟了“军事现代化”的计划。为了争取周边环境的稳定，中共决定将昆明军区并入成都军区；将原来用于对付苏联的乌鲁木齐军区并入兰州军区；将针对台湾的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全国军区从11个缩减为7个，平衡、收紧的战略布局凸显。
对于裁军，邓小平提出了惊人的“100万”计划。在阅兵一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对其他解放军高级将领谈到军队老龄化、军队“消肿”的问题。“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会后半年内的裁剪100万人的精简整编方案已经制定完毕，三年后完成。
1984大阅兵，恰好处于百万大裁军前夜。安抚军队、给军队打气的意味超过向世界显示武力；更大的意义，是通过阅兵宣示他的改革意志。他并没有向世界挥舞刀剑，而是剑指亟需改革的诸种弊端。
在国内，邓的对手是谁？
日后将被他先后罢黜的党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1984年是邓坚强的左膀右臂，号令三军的邓小平，是改革派领袖胡赵的后台。在国内，邓的最大障碍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那些指责改革是“异端”的人。自由知识分子也为邓所不悦，自1979年以来，他用专政手段对付了多位活跃人物，但在1984年，他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尚未破裂，在一般大学生的心目中，他的威望正值巅峰。在天安门上，邓小平看到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高举着“小平你好”的条幅向他致意。
对邓来说，阅兵在国内无疑是党、军、国最高领袖权力的宣示。他抓住1984年稍纵即逝的机会一展威望，已经考虑退休问题的他明白，此后不再有机会阅兵了。但他决不会料到，权力更替尚未走上健康、平稳的制度化道路的中国，还潜藏着深深的危机。
1984年阅兵成了80年代的“独苗”。在四年之后的1989，没有了建国40周年典礼、阅兵。仅数月前，坦克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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