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看到的明显事实却是今天抓人、明天禁言，强化全面管制，与法治承诺干脆背道而驰，令西方舆论很自然会得出“中共人权状况恶化”的结论。
对外政策也类似，亲俄反美反西方的军界鹰派日益得势，对普京有样学样，大秀肌肉、四面出击，中美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严重恶化，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受到严峻挑战。
粉红？深红？
中共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进行了三十六、七年，众所公认的成绩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社会领域相对滞后，而最落后保守、最陈腐僵化的是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领域。
邓小平的政治策略是“打左灯往右转”，江朱体制基本延续了邓小平这一路线，到胡温则开始左转，十八大之后则令国内外所有研究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习李的路数究竟是什么，但整个社会的现实状况却不容争辩，是在急速左倾——请务必注意，是往“深红”极左、毛左、“红色传统”转，往“前30年”即毛泽东的灾难性错误路线转，而不是往“粉红”中左转！
其后果极其恶劣：极左激发极右，社会撕裂对立、两极分化加剧，改革开放的基本共识破裂，代表中等收入阶层的中派力量开始走向极端化、激进化，各种社会力量——知识界、企业家、白领阶层、年轻人乃至普通党员……都与执政党日益离心离德。新毛极左按理说应该是这一极左趋势的社会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的，而执政党绝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反改革主张，否则无异于决心自杀。
“左”会层层加码，“右”则层层递减——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加上反腐倡廉剥夺了官员队伍的巨量或非法或灰色得利，又没有替代的激励机制，政府各级各部门的懒政怠政、消极抵制愈演愈烈，随着顶层推动的反腐威慑力的“边际效应递减”，官员队伍也逐渐开始怨声载道、离心离德，而所宣告的“治本之道”却渺无踪影，相反，海内外看到的明显事实却是今天抓人、明天禁言，强化全面管制，与法治承诺干脆背道而驰，令西方舆论很自然会得出“中共人权状况恶化”的结论。对外政策也类似，亲俄反美反西方的军界鹰派日益得势，对普京有样学样，大秀肌肉、四面出击，中美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严重恶化，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受到严峻挑战。
客观公正地说，这未必是决策层的初衷，而主要是极左意识形态持之以恒的教育灌输，使得整个党政官员体制的极左毒素深入骨髓，他们对于决策层的左倾信号有着极强的放大效应，上级左一分，整个体制就要左三分、五分甚至十分；相反，市场化、法治化等“向右转”的改革措施却因“政治不正确”导致政治风险而严重执行乏力。“左”会层层加码，“右”则层层递减——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总而言之，这种急剧劣质化的人心离散、精神分裂趋势如果不加遏制，浩劫巨祸就在眼前了。
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吗？
改革的内在逻辑
王岐山前段时间会见了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和青木昌彦，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事件，透露出不少关键信息。
保守主义者对多数决定的民主心存疑惧，担心极端平等化、极端民主化的潮流使得整个社会向下看齐、越来越平庸鄙俗，各界精英的领导力衰落，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受尊重，社会福利无止境膨胀，经济竞争力低落。
保守主义者对多数决定的民主心存疑惧，担心极端平等化、极端民主化的潮流使得整个社会向下看齐、越来越平庸鄙俗，各界精英的领导力衰落，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受尊重，社会福利无止境膨胀，经济竞争力低落。
福山何许人也？一位毫不含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亨廷顿的高足。我们不能顾名思义，以为保守主义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反对变革、固守旧制度。保守主义反对革命不假，但他们绝不是反对变革，更不是反动倒退；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尊重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文明传承、珍视政治和社会秩序、约束过度的平等化民主化、反对激进革命和民粹民主、力主法治宪政高于民主、维持基本秩序前提下的渐进改良。不妨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大体就是这一套主张。
保守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尤其不等同于法俄传统的“彻底解放式自由”。保守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无视传统文化、社会共识和共享道德标准，让每个人自定标准、自行其是，令社会日益分崩离析、凝聚力丧失。
保守主义者对多数决定的民主心存疑惧，担心极端平等化、极端民主化的潮流使得整个社会向下看齐、越来越平庸鄙俗，各界精英的领导力衰落，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受尊重，社会福利无止境膨胀，经济竞争力低落。对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比如把政治社会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忽视政府能力建设，误以为民主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以为推翻专制实行普选自然而然就会有民主，不懂得政治现代化有其内在逻辑，必须依照建立秩序、把专制秩序改进为自由秩序（即宪政法治）、最后把自由秩序进一步改进为自由平等秩序（即自由民主）的“三段论”循序渐进，等等。
据我看，中共新领导班子未来的走向，基本上就是以坚决维护共产党领导、渐进有序可控的“全面深化改革”、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法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提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打压政治异见者、管控媒体、严防中外激进自由和激进民主势力……等为主要原则的“亲新加坡模式”；西方历史上与此最接近的对应物，就是一战后完成民主化之前的英国；但比起那时的英国，这一“亲新加坡模式”更带威权色彩，个人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有着许多非驴非马的中间过渡形态；重要的不是它们“是什么”，而是它们“往何处去”。
这个走向当然既不是国内的自由民主派乐见的，也不是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能理解和接受的——他们认为不是西方式民主就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是专制。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全黑全白二分的，是五彩缤纷的，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有着许多非驴非马的中间过渡形态；重要的不是它们“是什么”，而是它们“往何处去”。
因此，自由民主主义者应该做的不是把它们一棍子打死、与之做殊死对抗，而是对体制内改革派既警惕、批评（建设性的、善意的批评），又理解、同情、合作，耐心、耐心再耐心，坚持、坚持、再坚持，推动他们走向更完全、更完善的自由民主。
即便目标模式确定了（目前显然并没有确定），从中共的现行体制走向“亲新加坡模式”也仍然困难重重：中共的极权主义历史传统和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历史传统截然相反，几乎没有自由宪政和议会政治的成分；中共高层领导受苏俄影响极深，对英美制度和文化不但不了解甚至怀疑、抵触；各级官员、普通党员以致人民群众对于法治宪政认知薄弱；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又令许多官员和普通中国人信心爆棚，越来越妄自尊大（所谓“中国模式”的鼓吹者是其典型），学习先进的动力在急剧低落；等等。
尽管如此，中共十八大毕竟作出了郑重承诺，切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哪一项不是“普世价值”？）逐步落实的希望是存在的。回望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不可想象的、人间地狱般的惨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悲观绝望。
我一直说，“希望”这个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你不去创造希望，当然就不会有希望，而“绝望”恰恰是改革开放的拦路虎、激进革命的孵化器。我要劝告“不抱希望”派：你不去创造希望也无妨，但请不要往“希望”上面大泼冷水。而我自己，决不放弃原则和理想，永远不绝望、永远不气馁！
我希望、更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和我走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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