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取消休假的梁振英为了争取连任，据《信报》余锦贤透露，特意要求新华社专访，大谈什么积极不干预主义过时，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特区政府要“适度有为”，矛头明显直指主张谨慎理财又被视为特首黑马的财爷。其实，梁振英上台管治后，最大的祸害，反而不是个人以权牟私（那当然是不可接受的行径，而最新的例子就是涉嫌干预规划署对批准“香港兴业”的扩建发展用地计划，当中涉及查氏家族数十亿元利益，而“香港兴业”正是梁振英以BVI公司持有股份的日本戴德梁行的大客），而是破坏原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规章，可谓礼崩乐坏，令香港赖以缔建今天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核心价值消失殆尽，无法持续发展下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689上台以来，一直用政治斗争为纲，纵容“爱”字头的流氓组织挑衅以至攻击泛民派政党和民间组织，刻意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纷争。尤有甚者，就是彻底改变警队数十年来辛苦建立的廉洁高效、政治中立的角色，特别是9．28占领行动开始以后，被人质疑明令或暗示警察可以合法和非法使用暴力对付示威者以至普罗市民。因是之故，七“黑警”在暗角拳打脚踢被捕示威者，律政司可以长期拖延不开展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退休警司朱经纬无故殴打途人也不检控，连备受投诉监警会的梁粉成员也企图对确定殴打市民的裁决翻案，而警察投诉课竟然拒绝监警会的裁决，最终可能会依法交由梁振英定断，结果不问可知，公义一定不会得到彰显。
监警会曾建立公信力
虽然监警会在民众示威群众汹涌下不敢翻案，但由一众梁粉把持的监警会在公众心目中，已失去原来应有的公信力。众所周知，警民冲突引致公众对警察不当行为投诉，由警方内部进行调查，从来都为人诟病，全球各国和地区亦然，香港绝不例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监管处理投诉警察制度，例如英国和加拿大都设有监警会，有些有调查权力，甚至直属国会，有些则如香港的监警会，成立双重架构，确保自己人查自己人不会偏私，公平公正，以释公众疑虑。
在监警会成立前，本港也曾设立警监会，由保安局管辖，但任职的官员只是行政主任，权力有限，对警察并无权威和阻吓力，也得不到警方的尊重和重视。五年前，特区政府成立监警会，代替警监会，负责监察警察投诉课处理市民投诉警察的事宜。监警会的主席由大法官或大律师担任，职员自己招聘，加上监警会成员有不少独立和民主派人士如张达明、方敏生和郑经翰出任，不畏强权，秉公办事，终于做出一点成绩，对警方投诉课处理市民投诉警察个案，严加监察，不偏不倚，结果建立了公信力，令广大市民相信对警察不当行径的投诉，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与此同时，警方亦对监警会的监察调查予以尊重，因为监警会的功能是双刃剑，同时确保受投诉的警察不会被刁民诬告。
一夜间打回原形
可是，梁振英一上台，为了将警队变成政治工具，打压示威群众尤其是对付占领行动，不惜破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监警制度。除了不再委任张达明和郑经翰一类不畏强权且敢言的人士出任委员外，更将大量对689政权唯命是从的梁粉委任成为委员，还不按传统找来一个资历和权威不足的商业律师郭广琳出任监警会主席，结果立竿见影，监警会一夜之间打回原形，在处理朱经纬一案上反覆拖延，进退失据，既在广大市民心目中失去得来不易的公信力，同时无法得到警方应有的尊重。实际上，监警会已经名存实亡，再无法发挥监警会应有的功能，监察警方处理市民对警察的投诉，结果势必令警民关系再度恶化，后患无穷。
事后看来，老实说，在翟绍唐的领导下，监警会就是因为做得太好，吊诡地成为了政治花瓶，为统治阶级的特区政府维稳。如今689刻意求功，梁粉赤膊上阵，处心积虑废掉监警会应有的监察功能，教广大市民信心尽失，结果民愤无法得到以制度合理合法处理宣泄，势必走向极端。最坏的情况，就是出现美国近日的情况，愤怒的民众不再相信制度，实行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结果不单警民关系更形恶劣，同时破坏社会安宁。退而求其次，普罗市民要求政府成立独立监察警察投诉的呼声，肯定上升成为社会主流声音，对特区政府定必构成重大压力。
监警会处理朱经纬一案之不当手法，出尔反尔，完全彻底破坏原来的规章制度，充分说明梁振英当政，不单是政治取态不当（以政治斗争为纲处理一切政策事务），还更是管治能力的问题。正是梁振英颟顸无能、胡作妄为，才令到公众对原来的规章制度信心尽失，普遍质疑特区政府的政策目的和效用。689政权长期管治失效，威信荡然无存，连行政系统亦日渐败坏，几乎所有关乎民生的措施都千疮百孔，危机接踵而来，正好说明祸港殃民的梁振英一日不下台，香港只会永无宁日，一直沉沦下去。
（黎则奋，资深传媒人、前《资本杂志》总编辑、电台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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