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

深蓝色封面的《查禁图书目录》，是民国五十五年（1966）十月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纂，也是台湾文化部“典藏网”芸芸文物中的一幅影像。如果没人再去翻阅这本收藏于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原件，这本目录将与它前后出现的数本修订版，一同隐入历史尘烟。然而，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台湾的审查员们却是手持这本目录，在戒严年代逡巡，试图将异己者的思想束缚在一册名单之中。

如今在台湾讲起“禁书”，似乎是一个久远的名词，但其实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治时期颁布的“台湾出版规则”计起，至1987年蒋经国政府宣布解严，近百年时间里，台湾的出版与言论自由一直受到压制。2019年，首尔书展特别企划了“禁书：竹林里的幽灵”专题展，邀请台湾、日本、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地的出版机构合作，展出各国历史中的禁书。

担任特展台湾选书顾问的出版人郝明义，曾借此总结了十项以往台湾禁书的理由，包括“共产思想”、“叛逆社会体制”、“有伤社会风化”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一本书被禁的原因；而诸如鲁迅、沈从文、老舍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必然在禁书之列。

日治时期政府对出版的管制，主要是在禁止出版牵涉诉讼案件、冒犯皇室尊严、有违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书籍；而到了国民政府戒严期间，随著官方加强对民间的高压统治，书籍被禁的原因也愈来愈多，执行查禁的机构更是包括台湾省政府、警备总司令部等等，无孔不入。由于这种审查体制所涉范围甚广，执行者的背景又参差不齐，因此还有许多其他书籍被禁的理由，在今看来十分荒唐。

例如学者古远清在《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中记述道，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曾在被捕时受到盘问，审讯者质疑他为何会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在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然而，戒严年代也并非密不透风，仍有一群人为了传递知识，而甘愿冒险，写书、出书、卖书，让思想得以在肃杀的社会氛围中悄然流动。我们访问了三代知识人，从戒严时期流离海外的出版人、解严前夕贩售“匪书”的独立书店人，到如今回望历史的禁书策展人，对于他们而言，禁书年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在思想箝制的过程中，这些书与人，又是如何逃逸于当局种种审查规限，让新潮知识仍能在戒严时期流通于世？

Part A：六七十年代

林衡哲：自由滋味，新潮文库到海外出版

1968年，29岁的林衡哲从台大医学院毕业，准备踏上前往美国的行医之路。离开的时候，他还未意识到，此行将如何改变人生轨迹。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林衡哲，坐在淡水居所的大堂，双眼微阖。跟前的茶几上放满了他参与出版、或深受影响的书。这些书，也见证了他在台湾意识上的转变。“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台湾意识。”林衡哲已数次在访谈、回忆录中这样说过。

在成长过程中，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的作品常是林衡哲的桌边读物；到了大学时期，他又迷上了影响一整代台湾知识青年的《文星》杂志：“那时候我都在看《文星》这种介绍世界的（杂志），却看不见台湾。”

1957年由“文星书店”社长萧孟能创办的《文星》杂志，在六十年代交由作家李敖担任主编，是以思想与批判性著称的刊物，为当时的台湾知识份子引介了许多西方思潮。然而在林衡哲成长的年代，本土思潮尚未兴盛；生于宜兰的他，就连同乡、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黄春明的作品，也是赴美后才如获至宝般地开始阅读，并不断感叹这些作品“比鲁迅的还好”。

这一趟前往美国的机票，也是林衡哲靠著翻译外文书赚来的。

1962年1月，《文星》杂志第51期面世，李敖担任主编，以胡适作为当期封面。胡适当时的一番话，对林衡哲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其在课堂误人子弟，不如翻（译）一本世界名著来得有贡献。”当时，林衡哲为了筹措学费，在繁重课业之余，还兼任家庭教师；然而正因从胡适这句话得到激励，他决然地在大四那年暑假推掉了四、五个家教工作，也不回老家宜兰，而是留在宿舍拼命了三个月，把《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翻译出来。

已经进了黑名单

“如果给文星出，你可能出不了国。”

《当代智慧人物访问录》是林衡哲的第一本译作，集结了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艺术家杜象（Marcel Duchamp）等 14 位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世界名人专访，一连卖出四版。他仍记得，在李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还谈及将这本书推荐给文星出版人萧孟能的往事。自此之后，林衡哲开启了外文书翻译的大门；因为崇拜哲学家罗素，他紧接著就翻译了《罗素回忆集》、《罗素传》两本同样对后世影响很深的作品。

这两本书原本也将交由文星出版，然而萧孟能却推辞了，理由是：“如果给文星出，你（林衡哲）可能出不了国，因为我们（文星）已经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原来在六十年代初，作为党外杂志先驱《自由中国》主要作家的殷海光，因写下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呼吁民主潮流，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连续打压。这件事也是台湾白色恐怖年代时，为人所熟知的“雷震案”的其中一环。殷海光是自由主义学者，十分崇拜罗素，且也是文星的作者群之一。1966年，他在文星出版了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不久后该书就因“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之罪名而被查禁，文星也一度受到当局的针对。

政治紧绷的年代里，文星陆续出版了不少“反动”作品，其中包括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等书籍，也都在面世后不久就遭查禁。而就在殷海光一书被封禁的两年后，1968年2月15日，文星书店总经理郑锡华就因“叛乱嫌疑”被捕；五天之后，萧孟能亦因“叛乱嫌疑”被调查。风口浪尖之时，林衡哲翻译的两本有关罗素的作品，最后与文星交错，转而交由彼时新成立的志文出版社出版。

志文的发行人张清吉，也是1963年开业的长荣书店的创办人。在风声鹤唳的六十年代，长荣是不少文化人寻觅禁书的去处之一，作家李敖、学者秦贤次等都是常客。六十年代末，刚从书店与百货林立的衡阳路上迁至西门町峨嵋街不久，文星书店就因政治打压而面临停业；当时，长荣书店刚巧搬到文星隔壁的中华路上，张清吉目睹了结业前人山人海的场面，深感羡慕，也因此立下了书籍出版的志业。

机缘之下，林衡哲将两本罗素之书交给张清吉，自此拉开志文出版社与“新潮文库”的序幕。在西方思想开始盛行的年代里，长达十万字的《罗素回忆集》作为“新潮文库”的第一本书，一经面世，就在三个月之内销出了五千本。这也为“新潮文库”打下了引入西方新学与文化的基调，恰好迎合了当时台湾读者对外界新知的需求。

“‘新潮’的稿费蛮高的，一本最多可以赚台币一万块，当时住院医生一个月也只有两千块，所以有很多医生都来问‘有什么好康的’（可以翻译）。”当时，林衡哲与同窗好友廖运范医师合作编译了《读书的艺术》，收入叔本华、吴尔芙等二十多位作家的阅读思考；其后，廖运范更是与其他医界友好如赖其万、林克明等，一同将佛洛伊德、佛洛姆等精神分析前驱的作品引入台湾，也掀起了一阵医师参与学术翻译的风潮。

在出国以前，林衡哲总共帮志文编了六本书，拿到四万六千块，而从台湾到纽约的机票也差不多是四万块，翻译所得正好补贴了林衡哲的行旅所需。

“他告诉我，这本书要死后十年才能出版”

抵达美国后，林衡哲从医同时，也追听了多场挚爱的交响乐演出，亦积极参与同乡会活动，其中就包括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举行的“台湾民众大会”。林衡哲记得，那场大会由当时同样是旅美留学生、其后成为结构力学专家的郑绍良主持。而那也是林衡哲第一次听到了独立运动领袖彭明敏的演讲，在后者流亡一年之际。

因参与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而被判刑八年的彭明敏，在1970年以易容方式逃离台湾，其后接受瑞典政府政治庇护，并于次年抵达美国。其时，林衡哲读毕彭敏明的英文自传《A Taste of Freedom》，内心深感震撼。这本书的影响力，多年来一直在台湾知识人之间延续。十多年后，1982年10月30日，“北美洲台湾文学研究会”在洛杉矶举行；那年，主办方邀请了台湾作家钟肇政、李乔等赴美与会，林衡哲还深深记得：“钟肇政住我家，他整晚没有睡觉，就在看《自由的滋味》；看完之后，也不敢把书带回去。”

此后，林衡哲更积极开拓海外禁书出版，并参与将《自由的滋味》译成中文，那也成为他在美国出版的三本重要的禁书之一。另外两本，分别是曾被视为“文化汉奸”的音乐家江文也传记《现代音乐大师——江文也的生平》，以及台湾文学家吴浊流的《无花果》。

“我的文化上的台湾意识经过《无花果》与《自由的滋味》的洗礼后，终于萌芽了。”林衡哲曾在文章中如此自白。“吴浊流的第二本书是《台湾连翘》，他告诉我，这本书要死后十年才能出版。钟肇政刚好在（吴浊流逝世）十年的时候翻译了这本书，于是就放在‘台湾文库’。”吴浊流逝世于1976年，而这本被封存的遗作，确然在尚未解严的1986年应约而至。

这些流离于异乡的台湾之书，经由出版人、学生领袖、同乡会，一一送到读者手上；作为出版者的林衡哲，就在期中穿针引线。然而，也正是因为出版禁书之事，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局者的“灰名单”上。自此无法回到故土，甚至错失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时我们在海外，十个医生里，有三个都是黑名单”，如今说来已淡淡然。

回忆翻译出版生涯、以及在赴美后种种意料之外的经历时，林衡哲一直微微阖著眼睛，仿佛能够重新感受一次。在出过的这么多本书中，他讲得最入神的，莫过于《白鸟之歌：大提琴家卡尔萨斯的心路历程》—— “我亲自听过他的演出，1970的4月15号，在林肯中心，那一场很感动。”

加泰隆尼亚的大提琴家卡尔萨斯，每场演出最后都会演奏《白鸟之歌》，是来自故乡的民歌。“加泰隆尼亚也一直想从西班牙独立出来。”林衡哲将加泰隆尼亚与台湾的境况并陈，乐曲更将刚到美国不久的他，带到思绪中的故乡去了：

“那时候，他想著他的加泰隆尼亚，而我想著我的台湾。”

Part B：八零年代

唐山书店：解严前夕，风暴外围

“我们这里的禁书又分两种，一种是‘匪书’，那些没有跟国民政府过来（台湾）的，那时候叫作‘附匪学者’；另外一种是马列主义相关的书。”

1982年3月24日，总统府国策顾问陶百川在《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禁书有正道，奈何用牛刀〉，对于当时的书籍审查制度提出挑战。同年，唐山出版社成立；老板陈隆昊因曾在南天书局打工，认识了时兴的翻版书行业，因此开始自己印刷，发行左派、非主流、为弱势发声维权的书刊。

两年后，唐山书店开幕，落脚于台湾大学附近公馆一带。

虽已到了戒严尾声，但当时台湾的政治风气仍然肃杀；随著党外运动日渐兴盛，当局对于思想性的文字审查也未减弱。“解严以前的禁书，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色类的书籍，由台北市政府管；而我们这里的禁书又分两种，一种是‘匪书’，那些没有跟国民政府过来（台湾）的，那时候叫作‘附匪学者’；另外一种是马列主义相关的书。”

八十年代，是台湾党外杂志愈发蓬勃的年代，从温和派的《八十年代》到更为激进的《美丽岛》等，许多知识青年投身其中，这样的气氛也与仍处戒严时期的管控氛围形成张力。陈隆昊还是找到了独立书店的转圜余地：“这种书销量很好，总会有人印；我后来发现，只要不是印，他们不会找你麻烦，至多就是没收。”尽管如此，当时敢卖禁书的书店却也不多，“没有人卖这种书，只有唐山最大胆。但是我也衡量过，危险性已经不如十年前，所以我敢。”

陈隆昊记得，当时台湾流行开“发财车”卖书，流动书商总是到各个大学去巡回，遇到审查人员也可以尽速驾车离开。还有一类卖“匪书”的小摊贩，也时常会在大学区出没：“从（唐山现址）这里走出去，转角处，以前有一个老头子摆了个小书摊，就像‘明星咖啡馆’楼下的周梦蝶一样。”只是随著年月过去，许多当年的流动书商已不在人世了，“跟我比较熟的那一车，他已经去世了，其他人我已不是很熟。”

“所以从我的卖书历史、盗版历史，可以看出来台湾的思潮的演变。”

“但我是开书店的，跑不掉，那（书）就只好被他们没收了。”陈隆昊苦笑。作为出版行业的下游，书店时常要面对警备总部不定期来访，检查店内是否有《查禁图书目录》中编册的书目。为应付突袭，唐山书架上的禁书数量很少，总是只放两三本，其余都藏在仓库中。

随著书店愈开愈久，陈隆昊逐渐发现了警总来访的规律：“当时，他们来干这种事情，也会觉得‘到底需不需要’。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地抓到他们的节奏，就是到月底的时候会来，因为他们要交报告。”因此每到月底，书架上的禁书就会减少，审查员依章办事、没收架上可见的寥寥数本，“当时他们还会开‘没收单’，不过大概都找不回来了。”

戒严年代，容易买到禁书的地方并不多，唐山因此名声鹊起，许多知名的党外杂志如《战争机器》、《岛屿边缘》、《台湾社运季刊》都在唐山有售。“当时的党外杂志，当然有风险，有时候出一期有两期就被禁，就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其实我那时候看了很多党外杂志啊，可是没有把它留下来，很可惜。”

不卖就不是唐山了嘛！

既然冒著一定风险，为什么还愿意寄售呢？“我没有理由不卖，要不然就不是唐山了嘛！”讲到这，陈隆昊眼神中流露著自豪。但同时，他的内心也恪守著一条底线——“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嘱咐一句话，就是不要去碰政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基本原则。当时有许多新潮流，我都没有加入；如果有加入的话，我现在也许就变成新潮流的大佬了。”他打趣道，“然而我去做了外围的事情。”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三大系统控制台湾的（思想）。后来逐渐有人盗印国外的书，慢慢才开始，让这三间出版社的力量（逐渐削弱）。”

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系、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陈隆昊并没有顺理成章地选择学术研究，反而开起了书店，这也与他的“外围”意识紧紧相关：“首先就是，我自己爱看书，我想这是（开书店的）最大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说我想变成这个行业的⋯⋯不是中坚力量，而是外围力量，能够跟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觉得这对于社会来说是有意义的。”在思想纷呈的时期，唐山既有左派的书、也一样卖右派的书；既有共产党方面的书，也有国民党推荐的书，在陈隆昊看来，这是为了“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自己作出选择。”

除了卖书，翻印也是唐山的主力业务。“当时正逢西方思潮，许多老师留学归国，他们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唐山的翻印工作，可谓紧贴著这一波学术潮流，从性别平权到后殖民研究，许多议题皆有涉略：“所以从我的卖书历史、盗版历史，可以看出来台湾的思潮的演变。”

这些“地下”翻印事业的对立面，则是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出版机构。“当时有三个官方（出版）机构，一是国防部的‘黎明书报社’，二是蒋经国救国团的‘幼狮’，还有中央党部的‘中央文物供应社’。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三大系统控制台湾的（思想）。后来逐渐有人盗印国外的书，慢慢才开始，让这三间出版社的力量（逐渐削弱）。”

越禁越美？

“很多书，其实你越是禁止，大家越是想看；到了满大街都有，还不见得会有兴趣。”

官方机构之一的“中央文物供应社”，其原址就在唐山书店附近，如今已改建成教会。“他们选在这边当然有原因，就是因为台大。”陈隆昊指向不远处，历史场景早已消散，“解严以后，政府觉得没有必要了，就把那块地卖了；现在经过，你更不知道那以前是控制大学生思想的地方。”

七零年代，仍是学生的陈隆昊也曾感受过这样的思想控制。在他记忆中，每所大学都有“教官办公室”，台大是“孔之忠”，政大则是“孔之孝”。每逢学生要贴海报或做讲座，都必须事先申请；遇上敏感议题， 教官室更会派人坐在后面监听：“去听讲座的大家，大概都互相认识嘛，想说怎么突然有一个人坐在后面，而且还不跟人讲话呢？”

到了读研究所的阶段，陈隆昊有了更多与禁书接触的机会：“我是在政大念研究所的，那时候就去东亚（图书馆），那里有什么书都有，但需要特殊的出入证。当时，我总是等管理员去上厕所、或者吃饭的时候，赶快把马克思的书拿来看。”既已可以进入图书馆，为何还要有所避忌呢？陈隆昊解答道：“他虽然只是图书管理员，可是他会知道每个人喜欢（怎样的书）”，也正是在那样小心翼翼的年代，有这样一群人“最想看的东西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只因事物总是“越禁越美”。

躲在图书馆层架之间的陈隆昊或许想不到，若干年后出版《资本论》的最大考量，竟然是“有没有人会买”——“很多书，其实你越是禁止，大家越是想看；到了满大街都有，还不见得会有兴趣。”

【你想像不到的十本禁书】

Part C：别走回头路

台湾文学馆如何解谜禁书史

2023年6月21日，“文坛封锁中－台湾文学禁书特展”在台湾文学馆开展。漫长的封禁岁月在展场中压缩呈现，空间配合实境解谜游戏，试图让参与者亲临现场，逐一辨认出那些正在消散的历史。

“‘禁书’这个议题并不大，可是它有张力，可以处理的历史背景（很多），人们也总是比较喜欢听一些悬疑感的东西。阅读了一些资料之后，我们觉得‘禁书’是可以好好处理的。”策展人简弘毅介绍了禁书展的构想。他过去也曾研究与禁书相关的题目，长期处理1950、60年代台湾文坛事件，而这些又都与国家政策、国共对峙等政治问题紧密相连。

刚坐下不久，简弘毅就从身后拿出一本《查禁图书目录》影印本，这也是引发他好奇心的开端：“我以前在图书馆找到这本 —— 无聊的书名、作者、译者、出版者，书里有一些查禁机关日期等资料性内容。看似无趣，但我从以前在做一些相关调查时，就发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揭开目录，我们看到一部分令人诧异的禁书名单，既有《格列佛游记》、《寓言故事》这类普世文学读物，还有《单管收音机》、《短波收讯机》等物理学专书，被查禁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一条一条的书目，本身就有很多想像。在展览还没开始之前，我已经翻过多次了，这种事情就引起我的好奇。”

第三类：永远消失匿迹的书

“有些书曾经被禁后来解禁，有些书虽然被禁但是还是会流通，有些书总有人偷偷收藏，但也有真的什么都看不到的书。”

简弘毅留意到，在阅读文学史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案例，比如说李敖，写什么都会触碰政治上的禁忌；又如郭良蕙的《心锁》，因小说中有关性与婚外情的书写，而六零年代被认为是“黄色小说”，更受到了谢冰莹、苏雪林等作家挞伐，然而这些情欲书写，在今天看来绝不至于要被封禁。“在那些（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慢慢知道，禁书可能有著显而易见的理由，比如跟左派、跟情色有关；但还是有一些翻来翻去，也不知所以然，因此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然而展览想要讲的，还不止于被卷入《查禁图书目录》的条目，更有在威权年代寂寂消失的无名之书。“在讲禁书的时候，通常有几个角度。最显而易见的是政策、法令，另外一个比较常被讨论的，就是有些书看不到封面、或某几页被撕掉，可是第三种，我觉得才是最难、也是最想要处理的。”简弘毅所说的这一类书，多是因为作家身边有人遭受白色恐怖牵连，或因害怕而自我审查，从此消声匿迹的书。烧掉那些书的，不是警察，也不是政府，而是作家自己。

也正是这些空白之处，成为了禁书史上的关键注脚：“一开始我说要做禁书，大家都说这是好题目，可是书被禁了，到底要展什么？细细研究之后才发现，有些书曾经被禁后来解禁，有些书虽然被禁但是还是会流通，有些书总有人偷偷收藏，但也有真的什么都看不到的书。所以这也是很微妙的。”

然而，在解严已近四十载的今天，抵抗遗忘成为了难题。“很多人都比较抗拒严肃的历史议题。如果四平八稳地讲禁书、讲查禁政策，恐怕不少人就先自我抗拒、就不来了。”为了吸引到更多读者，策展团队将游戏融入展场空间，引导参与者穿越时空、带入禁书年代的“读者”角色，从旁寻找各种线索。“但游戏终究只是一个手段，我希望透过这些过程，策略性地让来参观的人不只是被动接收讯息，而是主动参与。”

指挥一切的大脑：国民党“第四组”

“禁书，表面上是封禁了一本书，但当权者真正想要禁锢的，是书写的自由跟自由的灵魂。”

其实，策展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解谜的过程。简弘毅回忆道，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宣传周报》这一史料，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发行给党员的刊物。《宣传周报》中有许多关于文辞斟酌使用的指引，对当时的思想管控有著指导作用。“也就是说，真正的核心大脑是国民党‘第四组’，它其实是一个政党，不是国家机器，也不是政府单位 —— 然而这个政党第四组却决定了整件事情。”

简弘毅所说的“第四组”，就是国民党文化工作会的前身，成立于1950年，专门负责“宣传工作指导、设计、阐扬党义理论、策画文化运动”。戒严时期，“第四组”一直是控制思想与文化宣传的关键部门，甚至可以主导查禁的方向。“我们过往都会觉得查禁是由警备总部、台湾政府执行，是更上层的机构。这是很微妙、但也很恐怖的事情。我在过程中去处理这件事情，还是想要告诉大家，‘党国不分’就是这样来的。”

有极权，就会有禁书。“如果知道了那样的历史，你还想要再来一遍吗？”这也是展览走到尾声，策展团队抛掷给所有读者的问题。“你知道过去这些禁书有多么荒谬？荒谬，是遍布在整个展场里的潜台词。再怎么冠冕堂皇，它都是荒谬的啊。”简弘毅感叹道，“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这些事情，如果你忘记就算了。现在重新告诉你，那我们还要不要再来一次？或者我们还要不要用另外的形式，再让它发生一次？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的。”

禁书展的最后有一则动画，其中提到，救回哪些禁书不是真正的重点，而是要看到有多少人曾努力突破思想的箝制。“禁书，表面上是封禁了一本书，但当权者真正想要禁锢的，是书写的自由跟自由的灵魂，思想的丰富度是他们最害怕的。”最后，简弘毅选择站在文学视角，深掘禁书历史中不曾消散的部分——

“真正的人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是无法禁锢的，我觉得这是文学才能做得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