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两年后的斯里兰卡抗议者：他们没有和国家一起“恢复正常”

34岁的尼格萨拉（Piyath Nikeshala）住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他是当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如今也是知名 YouTube 博主：2022年11月，他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很快就拥有了2.8万订阅，除此之外他还经营 TikTok、Facebook 和 Instagram 频道。这些平台不仅是他的政治舞台，也成为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过去一年半，他的频道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先后六次被警方逮捕。

这是因为尼格萨拉用自己的频道号召人们参与抗议政府的腐败和不公。2022年7月9日，科伦坡市中心，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时任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的官邸前示威。当晚，抗议者强行进入时任总理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asinghe）的私人住宅，并放火焚烧。

人们点燃总理官邸时，尼格萨拉在现场直播，还呼吁其他人加入。因为直播，他一下子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人物，社交媒体在他这儿展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

但他的直播也激怒了政府。视频被勒令删除。警方则以非法侵入、未经批准进行集会、非法集结、涉嫌煽动对政府不满等罪名对他提出指控，为他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自2022年被捕以来，他至少出庭30次，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每次出庭都需要半天时间，每次的花费则是约2000卢比（6.6美元）。

对于从海员转行成为 YouTuber 的尼格萨拉来说，从普通公民到变成反抗当权者的象征，整个过程让他一言难尽。

一切源于2020年的 COVID-19危机，疫情爆发后，各行各业都陷入萧条，依赖旅游业的斯里兰卡经济形势更是恶化。由于政治动荡和货币危机，斯里兰卡于当年4月宣布国家破产。自此以后，斯里兰卡面临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粮食、燃料、药品和电力短缺。

当时尼格萨拉两岁的女儿买不到药，这让他对当时的政治越来越没信心：“我就算有钱，还是没法给女儿买到发烧用的必理痛糖浆，这让我意识到，只要政府不作为，你拥有再多的钱也没什么用。”

尼格萨拉说自己此前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满足于自己的海员生活。然而，在危机中感受到的绝望和无助让他渴望问责和变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人们的沮丧情绪后，我的一位朋友建议一起去上街抗议，我感到自己必须加入这场运动。”

尼格萨拉与近1500名斯里兰卡人一起踏上了永远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路程。这场抗议运动如今被称为“Aragalaya”。“Aragalaya”是斯里兰卡官方语言僧伽罗语中的“斗争”之意。这场运动抗议的内容，类似2018年伊朗德黑兰呼吁经济公平的群众抗议活动，或2011年印度的反腐运动。参与“Aragalaya”运动的人们每天在科伦坡的加勒菲斯大草坪（Galle Face Green）举行集会。要求拉贾帕克萨总统辞职，并过渡到新的政府。

最终，这场运动成功将统治斯里兰卡多年的拉贾帕克萨家族赶下台。然而，尼格萨拉和其他抗议领袖们，并不是这场运动的赢家。

走不出危机的人

2024年2月，在“Aragalaya”抗议运动的两年后，我再次回到经历了燃料和生活物资短缺和抗议活动等一系列动荡后的斯里兰卡。曾经混乱不堪的街道如今已恢复平静，人们也不用再排队等着领燃料配给，每天也不会停电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斯里兰卡已经从连续六个季度的负增长中走了出来。

2023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批准了33.7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为斯里兰卡的“积极发展”提供了进一步支持。曾经的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如今已经是斯里兰卡总统。在他的领导下，斯里兰卡2023年第三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1.6%，标志着斯里兰卡恢复了稳定和发展。

然而，在一切看似恢复正常背后，维克拉马辛哈的权力巩固，也意味着许多人因为不同政见而被逮捕，或不断遭遇法律诉讼。根据国际人权联盟（FIDH）的一份报告， 斯里兰卡当局在镇压“Aragalaya”抗议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广泛侵犯抗议者人权的行为，违背了斯里兰卡根据各项人权条约做出的国际法律承诺。

尽管宪法保障了人们的游行集会权利，但在斯里兰卡，抗议变得越来越困难。抗议者也经常遭到暴力镇压。例如2024年3月，在两次反对樽节紧缩措施的学生抗议中，警察用上了催泪瓦斯和水炮对付抗议者。2024年1月，当反对党组织上街抗议政府加重人民的税负时，警方再次用上了催泪瓦斯和水炮。

除此之外，警方还愈发随意地逮捕活动家。

尼格萨拉就是其中一员。2022年8月8日，他因抗议活动被警方传唤后逮捕，随后被还押候审一周。

“在狱中，我的家人劝我放弃政治活动，考虑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甚至警方也跟我说好话，劝我别再搞政治活动了，正常过生活就好了。”

尼格萨拉说，积极地想，自己至少在还押的时候结交了新朋友，“友谊缓解了精神压力。然而，关押中吃得不好，无法与家人联系，让我很难受。但回头看，我还是很高兴我熬过来了。”

不少社会活动家也经历着和尼格萨拉一样的斗争，尽管程度不同，手段各异。许多指控既没有证据，也没有警方报告或起诉书作为依据，但足以消耗人们的时间。

“整天去法庭，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尼格萨拉说他每次出庭都需要半天时间。曾经他梦想着和家人一起出国旅行，但现在由于保释条件的限制，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虽然还有人抵抗着政府的镇压，但也有许多人只是想完成高等教育学业，或是已经对法庭诉讼感到疲惫不堪，只想摆脱针对他们的诉讼，不希望日常生活再受到妨碍。

27岁的环保运动人士阿拉奇吉（Kasumi Ranasinghe Arachchige）2022年5月4日被警方逮捕，随后获得保释。她被控非法集会，并涉嫌破坏公共财产。从那时开始她被迫出庭近25次，直到2024年3月才获得无罪释放的判决。

这些诉讼，让阿拉奇吉没办法按照设想去做环境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每个周二我都要花一整天去出庭，让我累得要命。仅交通费一项，单程就至少需要2000块钱斯里兰卡卢比。”

她说虽然父母支持她应对诉讼，但他们或多或少对法律诉讼感到沮丧、担忧。令他们尤其难过的是：法庭上的正义就像是镜中花水中月。

在荷兰得到硕士学位的阿拉奇吉原本计划继续攻读环境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她对帮助他人和保护环境都充满热情。然而，政府的秋后算账让她对未来感到迷茫。“我还没有制定任何具体计划，因为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把一切都耽误了。虽然我并不害怕被判有罪，因为我相信对我们的指控毫无根据，但一切都不确定才是最叫人无法安心的。”她希望法律程序尽快结束，好让她能够恢复学业和事业。

马纳瓦杜（Dileepa Manawadu）是一位热心市民，也是斯里兰卡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民主学校 Kinder Republic 的联合创始人。她提到，如今的许多诉讼都是针对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实质性的指控。这些案件的审判又被不断推迟。目的就是为了恐吓人们，阻止他们参与街头活动。”

与她一起被捕的89人中，许多人仍然不知道他们将被控什么罪名。马纳瓦杜说其中只有7个人收到了起诉书，但即使是这7人，警方也没有提供控罪证据。尽管法官坚持要求警方提交具体的起诉书，但警方却说逮捕的人很多、需要回顾视频录像、他们手上证据充足，只是没有时间处理。

“我们多次被带上法庭，却一直没有明确的结果”，马纳瓦杜说。

虽然马纳瓦杜的行动得到了她家人的支持，但她不想再经历逮捕：“职业政治家会把被捕视为荣誉，但我只是为了反对不公和反对不作为的政府。”

36岁的古纳蒂拉卡（Melani Gunathilaka）是社会活动家和人权倡导者，也是 Aragalaya 运动的一员。 2022年7月22日，当抗议现场遭到军警驱离时，她目睹了她的朋友被军警拖走：“他们抢走了我朋友的手机，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走了。”古纳蒂拉卡回忆说，这次经历让她觉得抗议者和社会活动者们面临的不公正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纳蒂拉卡随后在一次被警方宣布为非法的集会上，未经任何警告便被拘留。

“包括我在内的3名妇女与其他90名抗议者一起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过夜。我们累得不行，还一直被一名男性官员监视着，上厕所时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很不人道。”她还提到，牢房里有老鼠，让怕老鼠的朋友更感恐慌。“警官的情绪也是起伏很大，一会儿威胁我们，一会儿对我们表示关心，感觉很荒诞。这甚至让我感觉我开始同情他被困在狭小房间里的糟糕处境了。”

参与抗争之后，古纳蒂拉卡就一直很难找到工作。她拒绝勉强找个岗位，尤其是私营部门的岗位，因为她担心工作之后自己可能被迫压低发声的音量。而面试时她也时常被问到她的政治行动，结果问完之后就几乎没雇主再来联络她了。最终她在一家基金会找到了一份咨询工作。

古纳蒂拉卡说，她所遭遇的一切影响了她的生活。一些以前的朋友渐行渐远，再联系时常常感到紧张，一些朋友对之前没有参与她的抗争活动表示内疚。

除此之外，她还觉得失去了隐私：“媒体报导把我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我变成了公众人物，感到很不安。这也使得我的友情陷入紧张，我和一些朋友对政治活动产生了分歧，从而有人批评我，有人疏远我。”

“暴力不仅仅是表现为水炮和催泪瓦斯，还表现为隐蔽的自我审查。这在斯里兰卡一直很普遍。”古纳蒂拉卡说。

温饱仍无保障

就算斯里兰卡的经济看起来在恢复，人们却仍然深陷物价上涨和收入不足。

“由于收入吃紧，我和妻子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尼格萨拉告诉我，“尽管我有一辆车，但我现在主要坐公车来减少开支。”他想保证女儿能吃上饱饭。但牛奶、奶粉和胡萝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飞涨让这个简单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

2024年2月，胡萝卜的价格达到了每公斤2600卢比（8.6 美元）。”尼格萨拉在上传的一段影片中调侃了买菜面临的挑战，引发许多观众共鸣，在网上疯传。

“不幸的是，并不是只有我遇到这个麻烦，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 70%以上的斯里兰卡人，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

环保运动人士阿拉奇吉现在吃素，主要吃蔬菜，但这只是因为与其他食物相比，蔬菜价格更低。饮食习惯的转变反映出整体的趋势：经济困难之下，人们优先考虑基本温饱，而不是营养。然而，价格上涨不仅让鸡蛋和鸡肉等动物性食品变得很贵，也影响到了蔬菜价格，人们甚至越来越难以负担以素菜为主的食物。在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要保持健康营养的饮食结构变得十分困难，许多人的首要任务只是填饱肚子。

以前，斯里兰卡人的饮食丰富——每餐都有蔬菜、肉类和奶酪，但现在，这样的食谱已经已变成奢侈品。像尼格萨拉这样的新兴中产阶级，每周也只能吃上几天鱼或鸡肉。

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4月的《贫困与公平简报》，斯里兰卡的贫困率在一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从2021年的13.1%上升到了2022年的25.6%，预计未来几年仍将保持在 25%以上。

而根据斯里兰卡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经济危机影响家庭调查报告》，近60%的斯里兰卡家庭在至少在一种收入来源上变得比之前更穷。报告还强调，斯里兰卡有54.9%的家庭目前负债。值得注意的是，22.3%的负债来自于满足日常食品需求。

世界粮食计划署斯里兰卡主任阿卜杜勒·拉希姆·西迪基（Abdur Rahim Siddiqui）说，经济危机暴露了斯里兰卡脆弱的粮食系统中存在的脆弱性：“加强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保护贫困人口、防止他们陷入更深的贫困以及使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扩大覆盖面和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确保有效实施透明、动态和有弹性的社会保护计划。”

活动人士认为，斯里兰卡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了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樽节要求，给穷人和工人阶级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再加上国家蓄意压制不同政见，政府制定的网络安全条例和反恐措施等法律压制了声音，使人们更难表达自己的不满。

前文所述的古纳蒂拉卡就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与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政府签署协议，而后者相应改变政策的时候，没有经过议会的适当审查，破坏了民主治理。

潜在的外债危机

危机以来，斯里兰卡也一直和国际债权人们——日本、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中国等国际利益相关方谈判，以管理其严重的债务危机并支持经济复苏。

与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获得财政援助和重组支持，以稳定经济。

2023年11月，斯里兰卡与印度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就一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扩展贷款机制（EFF）相一致的债务处理计划达成了 “原则协议”。

中国作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也在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Dinesh Chandra Rupasinghe Gunawardena）在2024年3月访问北京期间承诺提供大力支持以重组债务。这一承诺对于斯里兰卡协调与其他债权国的关系，以及推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财政减免的谈判至关重要。不过，斯里兰卡前中央银行副行长 WA Wijewardena 证实，中国进出口银行的40亿美元贷款尚未重组。中国只同意提供延期偿还（偿还时间已过），并未给予任何减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20亿美元商业贷款则正在讨论中，尚未最终确定减免。

在整个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向斯里兰卡提供了两笔重要贷款：一笔1亿美元，用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融资渠道；另一笔2亿美元，用于在2022年4月暂停偿还外债后帮助稳定金融部门。

这些努力是斯里兰卡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平衡眼前的金融救济需求和追求长期经济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23年3月的简报中说，斯里兰卡需要重组与外部债权人的债务，并实施税收改革以增加收入，同时保护穷人。这主要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生活成本高、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等问题，尤其是对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这些钱可以用于福利措施，而不是偿还债务，这样国家就能以更快的速度稳定经济。

尽管穷人和中产阶级因限制福利措施和增加税收而苦苦挣扎，斯里兰卡的中上层阶级却在寻求更多的政治稳定。总统选举原定于今年9月举行，但许多人开始觉得，总统维克勒马辛哈可能会找到漏洞来延迟或者取消选举。

一旦如此，青春和梦想都被政府夺走的尼格萨拉恐怕要再次走上街头伸张正义。

“如果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不举行总统选举，我们可能会（再次）在斯里兰卡各地目睹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选举对于民主国家至关重要，没有选举可能会导致动乱。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而那可能不会是和平的。”

（翻译：布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