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中东——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前因与后果

新一轮战争的危险有多近?
2024年4月14日,据以色列当局称,在以色列阿拉德附近,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飞弹后,火箭助推器的残骸导致一名 7 岁女孩受重伤。摄:Christophe van der Perre/Reuters/达志影像
中东 伊朗 国际

饱经战火创伤的中东地区,在上周又一次处在全面战乱的边缘。为了报复以色列2024年4月1日袭击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在上周六(4月13日)发射了超过300枚长程武器,前所未有地瞄准了以色列本土内的目标。

据统计这其中包括超过170架自杀式无人机,30枚巡航导弹,以及120枚弹道导弹。以色列在美国、英国与约旦的帮助下拦截了绝大部分攻击。只有10枚左右弹道导弹突破了防御,造成十分轻微的损失。这次事件标志着自2023年10月加沙战争开启以来,中东局势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伊朗方面已经宣布本轮军事行动到此为止,并不寻求更进一步冲突。但德黑兰表示假如以色列有进一步行动,伊朗必将报以颜色。以色列已经表示会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反应。联合国和美国等主要盟友都在呼吁双方保持克制。截至本周三(4月17日),以色列战争内阁在数次会议后,仍然没有就如何应对这次事件做出最终的决定。

一、危险的战略互动

这轮危机的缘起看起来并不复杂。以色列战机轰炸造成了7名伊朗军事顾问丧生,其中包括革命卫队(IRGC)精锐部队圣城军(Quds Force)的高级将领。从国际法角度,一国的领事设施被视作该国领土,因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可以视作对伊朗本土的攻击。说以色列越过了某条“界线”,因此招致了伊朗的报复听起来十分顺理成章。但刨析根源,伊朗此次行动背后的逻辑,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直截了当。

实际上,早在去年加沙战争爆发之前,两国就已长期处于非常紧张的对抗状态。它们一边避免将冲突升级为直接的大规模对抗,一边利用代理人和特种作战手段破坏对方的战略利益,推进自己的战略目标。这一持续数年的隐秘战争——以色列国安界称作“战间之战”——(The War between the Wars),早就引起中东观察家们的不安,但是直到最近为止,这场冲突还没有越过不可控的界线。以色列及其盟友与伊朗之间激烈冲突的世界观与战略图景,决定了它们敌对的大基调;而两国面临的战略限制又将对抗限制在较低水平,没有升级为全面的直接冲突。这两个因素共同塑造了近十年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非战非和、和战之间的互动模式。

2024年4月1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一栋遭受空袭的建筑内的紧急服务人员正在工作。摄:Omar Sanadiki/AP/达志影像
2024年4月1日,叙利亚大马士革一栋遭受空袭的建筑内的紧急服务人员正在工作。摄:Omar Sanadiki/AP/达志影像

以色列根本的安全利益就是犹太国的生存与繁荣。作为诞生于战争,从内外敌人的包围中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年轻国家,以色列的战略文化中极其仰赖通过威慑(deterrence)与决定性武力。以色列国防军(IDF)是中东地区技术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其情报部门如摩萨德与辛贝特也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是构成威慑的基石。以色列面对任何袭击都力图通过加倍奉还的方式予以回击,不断宣示其遏制力的可信性(credibility)。除常规军事力量之外,以色列还有两张王牌:其一是美国背书的安全保证,其二是以色列所拥有的核武打击能力。但正如我们后文将分析到的,这两项资产在实际环境中要发挥作用都有着不小的局限性。

而在伊朗的战略认知中,除了自身政权的生存之外,削弱、抵抗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也处在核心重要的位置。或者说,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以海湾君主国和以色列为基石的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秩序还建在,伊朗的生存危机就无法解除。以色列既是伊朗的意识形态敌人,是一个压迫性国际秩序的代表;也是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威胁。随着特朗普内阁所推行的“亚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逐渐落实,海湾君主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由于对伊朗的共同敌对而愈发靠近。而伊朗核协议(JCPOA)体系的崩溃,也让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战略缓和前景渺茫。换言之,在伊朗看来,它正面对着愈发恶化的地缘战略环境,必须有所作为。

两国之间并不缺乏敌意。伊朗的政治军事精英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表达要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从地球上抹去的愿望;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不但强烈反对伊朗核协议,甚至鼓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境内的核设施。不过,地缘政治的硬性条件同样约束了决策者们的行动范围。相对于伊朗,以色列是一个缺乏地理战略纵深与人口储备的小国。与伊朗爆发全面的消耗性战争,无论胜负,都会对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犹太国的安全不但依赖于自身的武力,也依赖于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更离不开美国所提供的军力、武器以及威慑力。而后两方对于在中东再挑起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毫无兴趣。伊朗的常规军力相比以色列来说具有相当的劣势,在正面的常规战争中很可能无法与 IDF 匹敌。另外,伊朗刚刚在2022年经历了大规模社会抗议,其政治精英有理由担心,在面临大规模军事失败时,自身的执政地位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

德黑兰激进的地缘政治目标,与有限的资源与能力之间构成了战略家们必须弥补的鸿沟。他们拿出的富于创造性的方案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抵抗之轴”(axis of resistance)。在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后混乱的中东局势中,伊朗挑选合适的当地势力,通过资金、人员、技术的援助,形成松散、灵活但是坚韧的合作关系。这些当地势力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上丰富多样,但都与德黑兰共同分享着对以色列和美国主导下中东既成秩序的敌意。伊朗像是一家风投,不断寻觅地缘政治的“独角兽企业”,尝试获得超额回报。

从也门的例子来看,伊朗的不对称战略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相对于沙特联军所投入的武器和人力,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只能算微不足道。然而利雅得不但没能达成目的重新扶植友善的也门政府,还让自己和美国的关系受到了极大考验。抵抗之轴成功的秘诀在于,比起伊朗主动出击的水平,它更仰赖于对手的战略失误。而在中东这块热土,错误是最不缺乏的货品,可能比石油还要丰富。相应的,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被袭击之前,也满足于通过精确打击和暗杀等手段来“管控”伊朗及其代理人带来的威胁。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可信地威慑了区域敌人的同时,也没有过分挑动美国和阿拉伯合作者的神经,让他们为战争的危险感到不安。

2024年4月14日,伊朗示威者在伊朗德黑兰英国大使馆前举行反以色列集会,高喊口号。摄:Vahid Salemi/AP/达志影像
2024年4月14日,伊朗示威者在伊朗德黑兰英国大使馆前举行反以色列集会,高喊口号。摄:Vahid Salemi/AP/达志影像

伊朗通过不断扩大的代理人网络试图达成两个战略目的。首先,是形成属于自己的遏制力。也门的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分别对海湾君主国与以色列构成了巨大威胁。它让前者寻求与伊朗关系的缓和,让后者不敢在黎巴嫩边境轻举妄动。其次,是提供战略灵活性。通过代理人间接实现战略利益为德黑兰提供了掩护与缓冲。在必要时刻可以通过否认自身的责任等灵活多变的姿态,来降低局势升级的风险。由代理人而不是伊朗本土承受对手的打击,也给了伊朗更多选择战略耐心的空间,而不必急于采纳有升级危险的活动。

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来看,伊朗在周末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就显得不同寻常了起来。因为过去十年中伊朗的中东战略试图建立的,恰恰就是灵活和多样的手段。套用核战略术语,抵抗之轴给伊朗提供了操作“升级阶梯”(escalation ladder)上的多种选择,让德黑兰可以在低烈度、低升级危险的前提下步步为营扩张自己的势力,可进可退。为何在这个时间点不惜冒着爆发一场并不想要的中东大战的风险,也要选择大张旗鼓直接攻击以色列呢?

种种迹象表明,伊朗并不是不知道这一行动蕴含的风险,也试图通过仔细选择行动的性质与范围来缓解这一危险。德黑兰的攻击目标,是内盖夫沙漠的 IDF 空军基地与不被国际承认的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它通过多种渠道放出消息,给了美国与盟友充分防御的时间。在袭击结束后,伊朗官方迅速宣布胜利并主动表示行动结束。这种自觉性,反过来就更加让伊朗这次选择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

二、对抗的悖论

在笔者看来,伊朗这一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危机,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误判,而是其与以色列危险的战略互动的逻辑后果。伊朗军事领导人在袭击结束后发表声明称这次行动代表了“新的计算方程式”。只有拆解两国战略冲突的内在动力,才能理解这句表态的含义。或者换句话说,理解两国在战略上的共同失败。前文提到,抵抗之轴策略是为了弥补伊朗的目标和手段、风险与稳定之间的矛盾而设计出来的。但它在为伊朗引入新的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伊朗与地区代理人有着反对以色列的共同目标,但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代理人利用伊朗提供的资源追求自身的目的,可能会反过来损害伊朗的战略利益。它们会打赌就算真的出事伊朗也不会对他们弃之不顾,从而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事方式。这就系统性提升了伊朗被拖入本来不愿参与的冲突的风险,哈马斯去年10月对以色列的袭击最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动力。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尽管德黑兰给哈马斯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援,但是袭击本身确实没有伊朗的直接参与。即便如此,伊朗与哈马斯的关系已然在以色列与美国促生了主张强硬回应的声音。伊朗同样承受了来自自己盟友网络内部的压力,要为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事业提供更多支援,乃至于与以色列直接对抗。这恰恰就是德黑兰一直以来想要避免的局面。

正如以色列将自身安全立基于威慑的可信度一样,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如果真的想要实现德黑兰希望的遏制力,同样需要可信度。如果对手发现你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威慑就失去了效用。正如笔者曾经阐述过的,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证明了以色列遏制战略的彻底失败,摆在犹太国面前的是如何重建遏制力的可信度这一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战略计算发生了变化,比起冲突升级的风险,它更看重力量展示以及直接打击对手。

2024年4月14日,从以色列阿什凯隆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飞弹后,反导系统开始运作。摄:Amir Cohen/Reuters/达志影像
2024年4月14日,从以色列阿什凯隆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飞弹后,反导系统开始运作。摄:Amir Cohen/Reuters/达志影像

从去年底开始,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境内伊朗代理人的攻击逐步升级,不断探索德黑兰战略耐心的边界。正如伊朗的背书让其地方盟友更加冒险一样,拜登政府不断重复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同样也助长了以色列愈发大胆和激进的行动。以色列或许相信,自己不管是在低烈度的冲突还是全面的战争中,都享有强有力的优势——也就是所谓升级占优(escalation dominance)。德黑兰除了选择忍耐别无选择,冲突升级的危险对以色列来说可控的、可接受的。

以色列的积极主动的确把一个伊朗无法回避的难题摆上了台面:到底要不要给以色列一些颜色?哪怕以色列并没有直接袭击伊朗本土?如果按照以色列所期望的那样,伊朗一味选择克制,以色列必然会不断扩大自己攻势的范围与烈度。德黑兰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的“抵抗之轴”不过是徒有其表。如果德黑兰选择以强有力的信号表明“到此为止”,那么就等于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与以色列和美国直接冲突这个可能性,这也是伊朗领导人所不愿见到的。从伊朗的决策者选择冒险强力回击来看,他们大概认为第一种前景是更加无法接受的危险。他们大概同样认为,以色列或者说美国无法承担全面战争的危险,从而对伊朗的回应抱有克制态度。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战术上的创新(伊朗)还是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以色列)都只能缓和、掩盖、拖延对抗与威慑逻辑内在的冲突危险。一旦双方都想要传递出自己运用力量的决心和胆量来建立可信威慑,就会进入某种胆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的困境。哪怕两边都不想扩大冲突,也会出于丧失可信度的恐惧而一步步滑向越来越严重的对抗。

前文提到的阻止冲突升级为不可控战争的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多少为这晦暗的现状提供了一丝希望。以色列防御导弹袭击的成功,更进一步展现出它对阿拉伯伙伴与美国的依赖程度。这就让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请求其克制的声音有了更多分量。但是,就算这一轮危机在各方努力下最终稳定下来,不着手解决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对抗螺旋,类似的惊险还会在未来一再上演。

更何况,除了战争的危险,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盘旋在上方。由于核武器被认为是终极的威慑力,因此威慑竞赛的逻辑终点就是核扩散。如果以色列为了重建可信的威慑不断打破伊朗建立自身威慑的努力,那么德黑兰可能会得出结论,追求核武是唯一选择。这又反过来促使以色列有动机在伊朗迈过核门槛之前铤而走险,袭击伊朗的核设施:整个中东、整个世界不能永远指望好运站在和平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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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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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讓我修正:假如巴人不武裝反抗,那麼無法如1947-48,去清洗屠殺和平不抵抗的巴人。所以把他們裝進加薩監獄,慫恿他們反抗,剛好讓以色列可藉著fog of war, 大量屠殺巴人。以色列人和我們的價值不盡相同,他門是一群被Holocaust 永恆創傷的,又相信自己被神恩寵的民族,一群高科技的,狂信,有精神創傷症候群,被虐與施虐變態者。現在世界重回到神話年代了,從東方到西方。the twilight of reason.

  2. 以色列其實已經把戰爭常態化。oct 7 被攻擊? 好吧,那麼剛好,就讓咱們種族清洗,既然巴人支持哈瑪斯,那沒有人是無辜的,所有人都可成為目標,摧毀所有的生活資源,炸回石器時代,逼你你們進入埃及西奈半島,然後回來鎮壓殖民佔領西岸。被佔領的人口成為武器監控科技實驗室,甚至吧AI自動選靶。國際軍火市場輸出軟硬體,比中國在新疆更先進,殖民資本主義積累最新版本。
    必須把美國拉下水,配合新右翼,配合歐洲右翼反伊斯蘭,讓自己成為反伊斯蘭恐怖主義先鋒。oct 23 Mitch McDonnell 稱伊朗中國俄羅斯為新邪惡軸心,顯然,攻擊伊朗,轉移注意力,最好讓美國成為伊斯蘭恐攻目標,掩護自己的殖民清洗。they want a permanent war, not security.
    以色列大概是國際關係學裡的奇點,singular point; 無法常理判斷,連關於這個國家的常識都是錯的。到現在,紐約時報還是無法對以色列的新史學著作,by Benny Morris or Ilan Pappe, 寫個書評,由此可見。需要典範轉移了。

  3. 「以色列根本的安全利益就是猶太國的生存與繁榮。作為誕生於戰爭,從內外敵人的包圍中中殺出一條血路」這敘述根本是神話。1948年他們明白所謂阿拉伯聯軍根本是雜牌不堪一擊的部隊,戰力最強的約旦與以色列密約,約旦國王基於自身的野心,與以色列瓜分了巴勒斯坦。1967年的戰爭是以色列選擇要打的戰爭,他們在完成了境內巴人的佔領與控制後,選擇去完成大以色列的殖民計畫。以色列歷次戰爭都有雙重目的:政治謀殺反殖民,與軍事的肅清。
    什麼叫做猶太國的生存與繁榮?猶太國的生存與繁榮與一般國家的生存繁榮是兩嗎子事情,一般國家有security interest, they really want to be secured, but the Jewish state has to dominate a large and restless indigenous population—以色列無法屠殺他們(如同1947-8所為),也難以趕走,必須不斷震攝,show force, 讓原住民感到畏懼,政治與軍事打擊,經濟上培養依賴或者剝奪他們,如加薩。以色列的威嚇終極目的是讓巴勒斯坦人承認失敗,承認以色列是合法的(right to exist, a very bizarre request , 有那個主權國家會提這種要求?)。而伊朗支持反殖民勢力,就是麻煩製造者。

  4. 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伊朗雖然主動發動攻擊,但展現某種政治理性。就看以色列能不能以理性回應,美國應該會設法不讓情勢失控

  5. 蛮不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