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初，已经被中国警方拘押5年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钧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发澳大利亚政府强烈反应，传唤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表达了对杨恒钧的判决的不满。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杨恒钧的判决感到“震惊”，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会继续为杨恒钧发声并争取治疗机会。
在中国大陆法律操作中，死刑缓期执行一般会在缓刑期结束后减为无期徒刑，但仍是极重的定罪。
宣判后，杨恒钧的家人宣布因其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北京当局没有对其提供适当的医疗救助，并认为中国的司法系统不能“弥补此次判决的不义”，决定放弃上诉，以免杨恒钧因上诉劳累过度，导致健康再度恶化。
虽然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不会因此事而召回其驻华大使。但有中澳关系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杨恒钧的判决，将会对刚开始“复苏”的中澳关系有重大影响。
杨案被指涉国安泄密，权利受限制
杨恒钧（本名杨军）今年58岁，出生在中国湖北省，公开资料显示曾为中国外交部、海南省政府和驻港中资机构工作。其现任妻子袁小靓曾是新浪微博知名爱国大V“染香”。
杨恒钧在1998年移民到澳大利亚。他的两名儿子指，杨恒钧当年决定移民澳大利亚，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在一个“有法制和人权”的国家生活和成长。2005年，杨恒钧在悉尼科技大学就读博士学位，专攻中国互联网和民主化，其导师为该校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在此期间，杨恒钧在网络撰写播客，又出版了三部以中美双面间谍为题材的小说。2017年，杨恒钧成为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搬到美国后，杨恒钧开始经营代购生意，并时有在微博上宣传商品。
杨恒钧在2002年取得澳大利亚国籍，袁小靓则保留中国国籍，但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2019年1月，两人从纽约飞到广州，杨恒钧随即被当地警方拘押，并被带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直到8月，北京当局才正式以杨恒钧向外国提供情报为由，以“间谍罪”对其正式拘捕。
公开报导显示，杨被定罪，和其曾经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服务多年有关。网上流传的杨恒均案起诉书则指其被控在“1994年至2002年，利用在海南省国家安全厅工作便利，在香港等地向台湾军事情报局出售40份机密文件，总售价约440万港币。”
杨恒钧案被按照涉密案件处理。其与澳大利亚领事接触的权利曾受限制，其妻子在此后也长期受到中国当局边控，无法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
2021年，疫情之际，法院开始对杨恒钧进行不公开审判，期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Graham Fletcher）曾申请旁听，但被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当时媒体报导称，杨恒钧在此期间被关押在一间只有1.2米宽的牢房里，与另外两名狱友共住。
2023年，杨恒钧的亲友对媒体表示，杨恒钧患上肾结石，长期遭受肾结石带来的疼痛折磨。在关押期间，北京当局有为杨恒钧提供药物，然而杨恒钧的亲友表示，他们并没有被告知杨恒钧的肾结石种类，以及北京当局为杨恒钧安排了何种治疗。
而此次获悉杨恒钧家人决定不上诉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理解杨恒钧家人做出的这个“艰难的决定”，并指澳大利亚政府会继续为杨恒钧及其家人提供领事协助。
判刑或与参与澳大利亚政府对华立法有关
在杨恒钧被拘押之前，其博士导师冯崇义也曾2017年在广州机场被拒绝出境。据指，当时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冯崇义到中国进行学术研究访问，欲从广州机场返回澳大利亚时，被告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并被要求在限制离境期间留在酒店，并受到当局审问。冯崇义随后获准返回澳大利亚。
2019年4月，在杨恒钧被拘押后，澳大利亚广播新闻公司旗下的王牌调查节目《四角方圆》与《悉尼晨驱报》和《墨尔本时代报》共同发表调查报导，指杨恒钧一案与澳大利亚政府在2018年通过的《反外国干预法》有关。
该报导指，2016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麦肯·滕博尔（Malcolm Turnbull）委托前驻华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协助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调查北京在澳大利亚的干预。高安西随后请冯崇义和杨恒钧向他介绍情况。高安西的报告成为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随后推出《反外国干预法》的基石。
该法推出后，中澳双方贸易关系随即紧张，两国在2020年更是因为病毒溯源调查一事，关系跌到最低点。2023年，滕博尔向媒体承认，当时的《反外国干预法》是为中国而设计。
而根据《四角方圆》的调查，2017年，冯崇义在广州机场被“边控”时，他曾被中国当局问到他与高安西的关系。冯崇义也表示，在受到审问期间，中国当局“没有掩饰他们对（高安西）的愤怒之情”。（延伸阅读：《媒体观察：中澳间谍疑云，当调查报导遇上新冷战漩涡》）
报导也指称，在2018年，杨恒钧在悉尼前往与高安西见面之前，就接受过中国官员的查问。高安西指，这些中国官员询问杨恒钧与他的关系，并问杨恒钧是否知道高安西在从事的工作。高安西认为，杨恒钧一案与《反外国干预法》的推行有密切关系。
中澳关系刚解冻，如今去向何从？
在杨恒钧被拘押后，2020年，在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担任财经节目主持的澳大利亚华裔记者成蕾也因“泄密”被捕，随后被判刑两年。
2023年，成蕾获释，返回澳大利亚，如今担任澳大利亚天空电视台的主持。在返回澳大利亚后，成蕾告诉澳广新闻，她是因为将一份快出版的报告“提前放风”，而被指控“向外国机构提供国家机密”；成蕾更指，她被“蒙眼”带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要求签订文件，并受到严厉拷问。（延伸阅读：《五年间，中澳关系从蜜月走向冰点》）
在两人分别被捕后，澳大利亚国内掀起一波强烈回应。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两人均有澳大利亚国籍，但鉴于他们在中国出生，在北京当局眼里，两人会被视为中国公民而处理。两人的经历也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里引起讨论，有人担忧杨恒钧和成蕾的案子会让华人因担心自身安全，而避免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
两人的案件也成了中澳双方在关系冻结期间的博弈。2023年，在长达两年的贸易战后，中国向澳大利亚释放友好信号，工党总理安东尼·艾尔巴尼斯也曾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国际会议上交谈。而就在成蕾被释放后的两个月，艾尔巴尼斯访问中国。
外界有观点认为，艾尔巴尼斯访华是对中国释放成蕾的回应。（延伸阅读：《澳大利亚总理访中重启两国关系？中国经济压力大，太平洋仍是热点》）
如今杨恒钧被判死缓，罗伊研究所的中国专家理查·马里德（Richard McGregor）认为，这并非是中国要“砸澳大利亚的面子”，更多是出于对自身的考虑。他认为，北京忌惮杨恒钧的前国安人员身份，因此要求重判杨恒钧，以对其他异见人士“杀鸡儆猴”，哪怕这可能会令刚开始修复的中澳关系再次蒙上阴影。
然而，多名专家认为，杨恒钧的判决会再次提醒澳大利亚政府，尽管当局积极寻求与中国修复关系，但在双方价值与利益迥异的情况下，中澳关系回暖的过程仍会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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