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台湾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近五年，台海问题随着中美摩擦的升级逐渐升温，习近平在2019年曾公开表示两岸统一是“民族大势”，更进一步宣称“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以对抗“外部势力的干涉”。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采取了更为强硬和主动的态度。美国总统拜登自2021年上任以来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方必将介入。
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日趋对抗的态势，也反映在美国与台湾的民调数据上。根据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新的民调.)，61%的美国民众对美国给予台湾的军事保护表示支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22年的民调数据中，支持两岸统一的受访者比例是自1994年来的最低。2022年的另一台湾民调显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73%的台湾民众愿意参战。
但与此同时，关于中国大陆居民对于台湾问题看法的民调却相对匮乏，境内的政治审查与研究者的自我审查导致相关的数据非常有限。在过去二十年间，仅有四篇面向大陆居民的问卷研究涉及了台湾问题。本文将对这四篇研究的大致内容进行梳理，并将著重介绍最新的一次民意调查及其数据背后可能的几种解读。
整体而言，过去近二十年间，内地民众对于“武力统一台湾”（下称“武统”）的支持度随两岸关系的紧张程度上下浮动，但对于对岸仅有模糊的认知，以及坚守官方政治口号的底线却是不变的底色。
随政治冷暖浮动的民意
综合几次民调来看，来自相对富裕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台湾新闻越关注、对台湾政府持负面态度的年长男性更有可能支持武统。
近二十年，两岸关系较为缓和的时期（通常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大陆民众对于武统的支持度较低，而在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虽然民调的方式和样本有所不同，都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武统。综合几次民调来看，来自相对富裕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台湾新闻越关注、对台湾政府持负面态度的年长男性更有可能支持武统。
涉及武统台湾的民调最早见于2013年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中一篇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研究者于2007年在北京三所中国的顶尖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1326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包含了对于武统台湾的态度调查。76.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而不支持使用武力的受访者仅占比6.8%。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卷调查研究的代表性非常有限，出于对政治敏感性的考虑，研究者仅仅是在课间走到学生较多的教室里发放问卷，而非随机抽样。并且该研究主要探究的就是中国最为“菁英”的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其结果并不能作为“民调”理解。对于绝大部分受访者支持武统的结果，研究者的解释是1996年由李登辉访美引发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以及陈水扁的上台给受访的这一代大学生的对台态度有持续性的影响。
而后于2013年，首次聚焦于大陆居民对台政策支持度的问卷调查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在北京、重庆、大连、杭州、哈尔滨、青岛、上海、深圳、武汉、西安十个城市进行。这次民调采访了约2000名市民，采访的问题包括“你认为台湾居民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是倾向统一还是独立？”、“有人认为中国应该用武力统一台湾，其他一些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台湾问题。你更倾向哪一种解决方式？”。在这次民调中，82.1%的受访者支持台湾问题通过协商解决，仅有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问题通过武力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调的设问有很强的“社会期许偏误”（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武力统一”和“和平协商解决”同时出现，受访者可能下意识地会选择听上去更符合社会道德期许的和平手段。
类似的研究在2019年又在北京、石家庄、西安、武汉、成都、南宁、昆明、广州、厦门九个城市进行，这次民调一共电话采访了1729名市民，其中有5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武力统一台湾。但本次民调中，关于“武统”的设问方式变成了“请问您同意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个说法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这样极端的叙述下，受访者更有可能表示“不同意”，继而被归为支持武统的一类。
2019年的民调结果显示，对国家有更强的自豪感、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武统。同时，与台湾有更高的文化相似度、更紧密的社会网络、更频繁的商业往来的地方，例如沿海的两个省份——广东和福建，人们更不愿意支持武力统一。一方面，因为语言、习俗、历史文化上的相似，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与台湾有更强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武装冲突对于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会带来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从而让他们采取更温和的态度。
而出乎意料的是，与西方的接触理论（Contact Theory）的假设相悖，对台湾有更多了解、与台湾人有更多接触的受访者反而会更倾向于支持武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接触台湾现状和台湾人时，大陆居民意识到对岸的居民从政治体制到价值观都与自身如此不同，仿佛突然从“台湾同胞”的预设中惊醒，因而觉得更加难以接受。另一种可能性是，大陆媒体对于台湾民主的“乱象”长期的宣传与渲染，让更关注台湾政治新闻的大陆居民感觉对岸的确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统一也因此显得迫切且必要。同时，不同研究对于“接触”的定义和衡量方式也不尽相同。以短期旅游、访学、工作或探亲的方式与台湾社会、台湾民众的接触，所具体了解到的信息、接触的群体、谈及的议题、产生的感受和经验都不尽相同，很难一概而论。
摇摆的大多数：我“不知道”我的态度
较以往几次民调不同的是，最近一次的线上民调不仅仅局限于武统 的二元分野，而是把这两者作为一个光谱的两端，加入了三个中间选项。
最近的一次民调完成于2020年，不同于之前的电话采访，本次民调是通过线上发放问卷，并按照人口数据比例招募了不同省市、不同性别的2083个网民进行问卷调查。较以往几次民调不同的是，最近一次的线上民调不仅仅局限于武统 （“一鼓作气，彻底武力收复台湾”）vs. 各自为政（“两岸各自为政，不一定非要统一”）的二元分野，而是把这两者作为一个光谱的两端，加入了三个中间选项：“实施台湾外围战役，如收复金门、马祖，逼迫台湾当局接受统一”、“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甚至断绝和台湾的经贸、人员往来，用经济手段促进统一”、以及“维持现状，持续发展军事实力，台湾迟早会主动寻求统一”。同时，因为受访者可以同时对多个解决方案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相较于“支持”或“反对”的说法选选择更多、情绪浓度也更低。同时，受访者对于每个对台政策的选项都可以选择“接受/不接受”，所以不同选项之间并不是互斥的。通过这样的设计，研究者就有了更多分析政治光谱和观念复杂性的空间。
由上图的结果可知，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不接受全面开战的武统处理方式，而有超过20%的受访者表示两岸各自为政（即事实上的台湾独立）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根据进一步的分析，有17.1% 的受访者是“和平主义者”，即只接受和平共处的两项选择；31.4% 的受访者是“好战主义者”，只接受包含对抗和武力冲突的三个选项。民族主义倾向越强、受朋辈压力影响越大的受访者成为“好战主义者”的机率更高，而认为美国介入的可能性较高、两岸开战将给双方带来巨大人员经济损失的受访者成为“和平主义者”的概率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者之外，其他 51.5% 的受访者态度是较为模糊的，至少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上，这部分受访者在填写问卷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立场和偏好，是“摇摆的大多数”。这种摇摆不定的、模糊的态度来源于大部分大陆受访者对于台湾政治、社会的不了解。在前述2019年的民调中，仅有38%的人知道台湾在任总统是谁，与台湾人有过具体接触的受访者占比不超过25%，在对于台湾政府、台湾社会的态度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的态度。
民意摇摆的另一主要成因，是大陆民众对于台湾民意的模糊认知和系统性“误判”。
民意摇摆的另一主要成因，是大陆民众对于台湾民意的模糊认知和系统性“误判”。例如上述提及的2013年的民调中，66.8% 的大陆受访者认为台湾民众普遍希望两岸统一，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历年来关于统独议题的民意追踪，当时的台湾民众持倾向统一态度的比例仅为11.1%。从1994年至2023年，台湾民众中倾向统一的比例在最高峰时期也从未超过25%，并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持续低于10%。另外，台湾民众已逐渐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民族身分认同。另一份关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趋势的民意追踪显示，在1992年至1996年，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稳定在为45%左右，但呈现下降趋势，自2019年来浮动在30%左右。与此相对，认同自己（仅）是台湾人的比例逐步上升，并在2019年以来稳定高于60%。台湾民意基金会在近年来对于大陆方面的两岸关系宣传话语也进行了民意测验，发现80%的民众对于“台湾海峡是中国内海，不是公海”等说法持否定态度，对于中共版“九二共识”（即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述广泛不赞同。
而这些与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相悖的民意与报导，长期生活在中国资讯体系里的民众几乎无从得知，从而产生系统性的对于台湾本地政治与身份认同的误判，高估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支持程度，并更有可能接受动用武力作为正当化的手段。
“不知道”的背后：长期新闻审查下的信息壁垒
对于大多数的大陆民众来说，“一个中国”和“两岸统一”是一种长久存在于官方话语里的、没有被挑战过的“原则问题”，也是一种安全的政治意见的表达。
对于两岸政治倾向差异的不了解，也许让政治冷感的大陆民众更倾向于接受官方叙事中对于共同的民族身分认同的强调，而高估“同根同源”的台湾“同胞”支持两岸统一的意愿。
这样的信息壁垒也体现在对于台湾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了解。由于平台审查、防火墙的存在和媒体的选择性报导，使用简中互联网的网民很难获得关于台湾社会准确、即时的信息。例如近期在台湾大火的电视剧《人选之人》，虽然并没有触及到敏感的两岸关系议题，但仅仅因为展现了较为贴近现实的台湾政治生态，其豆瓣词条被迅速下架。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大陆赴台旅行政策的变动及壁垒，大部分人并没有和台湾人实际接触的机会，也无法通过大陆的媒体渠道获得任何与台湾政治相关的信息。而两岸的网民虽偶有接触，但大部分时候生活在两套完全分隔的媒体生态中，使用不同的社交平台，对于彼此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现状缺少好奇与交流，从而在事实层面与政治观念上也渐行渐远。
而由于许多大陆受访者对于两岸关系议题缺乏信息渠道、对话的空间和理解的基础，对于调查问题的回应便倾向于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直觉，并高度依赖长久以来接受的宣传话语。对于大多数的大陆民众来说，“一个中国”和“两岸统一”是一种长久存在于官方话语里的、没有被挑战过的“原则问题”，也是一种安全的政治意见的表达。
在大陆的语境下， 民众对于政治相关的信息和经验愈发陌生，难以形成政治态度和观念，也对于武统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概念。台湾的现状对于大陆民众而言，更多时候是一种“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对岸的政治是混乱的，公民是抽象的、“待解放的”，叙事是陈旧的，所以对于“武统”的接受，可能是对于单一宣传话语的习惯性认同，而非基于两岸情势与民意的客观分析。反过来说，反映在民调中对于“武统”的不接受，更可能只是对于战争和伤害直觉性的回避，而非清晰态度的呈现。
民调结果的报导：不同立场的内部狂欢
与民调结果一样有趣的，是不同立场的媒体对于研究数据的解读。综合观察华语主流媒体对于2020年这次最新民调研究的报导，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标题。一些报导宣称问卷的结果是对于习的“狠狠打脸”，还有一些报导认为这反映三分之一的大陆居民“反对武统”或两成民众“认为没有必要统一”。香港自由派的媒体中也不乏“1/3中国人反对攻打台湾”等斩钉截铁的标题。
即使根据近期研究的数据，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大陆民众对于两岸关系议题比想象中更为温和，不必对于情势太过紧张，但如果要以此论证宣传系统的失效，甚至是民意对于政权的“打脸”，可能还需要更多数据和案例的支撑。
对于专制国家民调和线上舆论的分析，很容易演变成不同阵营的内部狂欢，大家选择性地抓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数据，为自己的受众画下一个又一个大饼；而数据本身的限度与边界，却时常在公共对话中隐身或被选择性忽略。
专制国家的民调：意义何在？
专制国家的民调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政治宣传”的投射，而非基于个人经验的理解。
文章最后，我们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在专制甚至是极权国家进行政治民调及民调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回顾历史，民调最早出现于18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基于民调对于选举的重要参考价值，这种调查方式在西方民主政体中传播开来，继而成为学者与政党的重要参考信息之一。虽然西方的民调也时常被诟病“有失偏颇”，甚至沦为了政党圈定政治议题讨论范围的工具，但是在连“选举”这一环节都没有的专制国家，民调究竟有什么意义？民调的结果又是否能给统治者带来舆论压力并影响实际决策呢？
专制国家背景下民调的诸多局限，亦导致民调结果往往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如前文所述，因为媒体管控与知识壁垒，专制国家的民调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政治宣传”的投射，而非基于个人经验的理解。过往大量研究也表明，出于对采访者的不信任，专制国家的民众在回答民调问题是倾向于采取“战略性模糊”的策略，即含糊地回答一些问题，以防止受到当局的滋扰与镇压。因此，采访者很难确认这些模糊的回答是受访者真实的想法，还是他们选择性回避的结果。不仅如此，一些民调数据还会被政府当局作为国际谈判的筹码。例如，中国境内的反日情绪曾经被中国政府作为其在中日关系中态度强硬的借口。
但值得注意的是，民调有时对于专制国家其实有“颠覆性”的影响，甚至迫使专制政府对于民意做出回应。如有学者对叙利亚政权的研究中提到的，专制政府其实很依赖于人们“表现”出的服从维持日常的运转。因此，每个人对于自己实际偏好的隐瞒、民众间彼此的不信任，其实是专制政府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但反过来，如果一些民调反映出的民意不完全与官方叙事一致，这对于专制政权的“正当性”就会有根本性的挑战，也会让境内的一些异见份子意识到自己并不形单影只。
民调可能的颠覆性，其实从今年香港民意研究所被迫不再公布其部分敏感议题的调查结果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政权的担心。去年年底白纸运动要求解封的诉求实现也一定程度表明，积压已久的民意，哪怕以非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专制政府都会是巨大的挑战，基于冰山一角的民众想像已经足以迫使专制政府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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