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来过年了，中国停发日本入华签证如何影响他们

中国暂停核发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新闻出来后，佐藤晃和同事都非常吃惊。佐藤在东京都内一家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大型电器公司工作，本来打算今年4月到上海的工厂工作两年，接替此前在中国做当地驻在员（即“驻员”，指在海外办事处工作的人）的前辈。在日本，4月被认为是一个年份的开始。许多公司的新入社员入社和人事调整都是4月。而1、2月正是公司为新驻在员办理签证的时候，此时中国政府叫停办理签证，对佐藤这样的驻在员影响很大。

1月10日，中国宣布暂停核发日本和韩国公民赴华签证。翌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表示，即日起对韩、日公民暂停签发口岸签证及暂停72/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中国政府表示，暂停签证的做法将持续到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入境限制被取消。

目前日本在中国境内共有3万家企业（2020年数据），有10万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及生活（2021年数据）。此外，根据日本观光旅游局数据，在2020年全球性疫情大爆发之前的2016年到19年，日本前往中国的旅游人数每年都超过255万，是仅次于美国的、最受日本出国旅行者欢迎的地区。

1月12日早晨播出的新闻里，朝日电视台采访了一位上海驻在员的妻子，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和一个一岁的女儿。“丈夫去中国已经三年了。我们本来打算2月份出发去中国一起生活。为此，我们已经准备了一年多了。听到我们没法取得签证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和绝望。全家人现在都非常不安。”下一个镜头拍到她在日历2月1日的格子里写上的字和用彩笔画上的黄色星星：“去中国！终于可以一家人一起生活了！”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日本驻在员及家属。

赵小梅二十年前嫁到日本，现在在东京邻近的埼玉县开饭馆。已经换成日本国籍的她是受这次政策影响的普通人之一。她的父亲在三年疫情期间去世了，当时她没能回去奔丧。母亲在感染Covid的第一天，发高烧到39度，叫来救护车送到了医院。母亲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脑梗等基础病，医生说这是感染的初期，况且她这个情况住院也治不好，让母亲吃下退烧药之后回家了。幸好回去之后母亲退烧了。但赵小梅仍十分担心，盼望回国一趟。她在1月18日给大使馆去了邮件询问签证事宜，尚未获回复，但赵小梅着急地天天刷邮箱。她在网上看到别人分享的人道主义签证攻略里需要提供亲友住院的证明，“要是开不到的话就没戏了”，赵小梅很担心，“没有想到回国这么难！”

“中国的措施是不是有点做得太过了？”

1月10日晚，结束西服店打工的明里打开手机，收到大学老师和家人发来的签证停发新闻，她顿时感到茫然又难过。“和2020年刚上大学就疫情蔓延的心情一样。马上要去留学的时候就被告知可能去不了”。她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东京分校学习中文，本来2月就要到北京上课。她就读的大学规定：在大三这一年东京分校的学生都会来到北京的校区上课。2021年因为疫情学校暂停了北京的留学计划，为了能去北京，明里选择休学了一年。

为了去中国留学，明里向父母预支了机票钱，还买了一些日本的常备药，准备好了吹风机、洗发水等日用品。她还列了好多去中国留学想去的地方，北京环球影城、长城、上海迪斯尼和哈尔滨。她还说自己去中国想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休学的一年里，明里把精力都投入在自己创立的环境保护社团里，一年内组织了50多次捡垃圾分类的活动。

明里不明白：“日本也没有停中国的签证，为什么要把日本人想要去中国的签证停了？我是想学习才想去中国的，停掉留学签证真的很不能理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日举行例行记者会时，面对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表示，“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

法新社记者提问中国是否也会对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措施时，汪文斌重申希望各国尊重科学和事实，“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有歧视性做法”。

在中国宣布结束动态清零、开放边境，境内出现大规模感染以来，不只是日本和韩国，多个国家都收紧了针对中国入境旅客的边境防疫措施。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最初表示，欧盟国家对于中国旅客的检测是“不合理的”，因为欧洲已有很高的疫苗接种率，而中国传播的病毒变种已经在欧盟境内存在。

很快出现了与上述态度截然相反的声音。1月初，由27个成员国政府官员组成的欧盟整合性政治危机反应小组（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IPCR）强烈建议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持有Covid检测阴性结果入境。

许多国家督促中国提供更透明的疫情数据。英国表示因为中国不分享疫情数据、数据不透明，所以采取临时的入境政策，要求中国入境的旅客提供出发前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以及会对阳性报告做基因组检测，监测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

12月30日，韩国中央防疫本部宣布，基于保护韩国国民的理由，收紧中国入境政策。除了外交、公务、必需的企业、人道主义事由之外，将限制中国人入境的短期签证。而且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只能在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且旅客需要出示出发前核酸阴性报告、入境后需要进行病毒检测。

1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宣布，鉴于中国的疫情感染状况，自1月8日起，在入境日本前7天停留过中国大陆的人，必须提供72小时内的阴性证明，并且在入境日本后需要接受一次检测，阳性人士需在酒店隔离7天。此后又宣布此项措施也适用于1月12日起自澳门出发的人。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我国以防疫为目的，在不阻止国际间人员往来的情况下进行了出入境政策的调整，但是中国却以防疫政策以外的理由进行签证的限制。我感到非常遗憾”。日本政府人员对NHK表示：“虽然已经想到中国会做一定程度的回应，但是日本并不是完全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中国的措施是不是有点做得太过了？”

“对方的措施是以人种（日本人）为对象，但日本是以“从中国来的人”为对象，感觉这很不对等”，富士电视台集团旗下的日本放送的电台节目主持人饭田浩司抛了个话题。他在和经济学者高桥洋一讨论两国的入境政策。高桥接话说：“从对病毒进行基因组检测都不行的地方来很多人，感到不安的人很多吧”。高桥随后还批评只能表示“非常遗憾”的日本外务省软弱。

认同高桥说法的日本人不少。在推特用日文搜索“中国 签证”的关键词，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日本人大多表示“反正也没有人要去中国”、“日本快点也实行同等的对抗措施！”、“这不就是把病毒政治利用吗”。

青山学院大学客座教授、驻中国多年采访的前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峰村健司撰文表示此次签证停发是习近平对于岸田首相施行强硬的台湾政策的恫吓。去年12月，岸田政权打出“台湾有事”的口号，修改了包括保有对假定中国的导弹攻击进行反击的军事能力、提高防卫预算、购入更多军备等相关安保文书。

他在文中提到，去年12月月底林芳正外相访问中国的行程被取消，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鉴于疫情的状况，年内安排会面非常困难”。然而在那之后12月21日澳大利亚的外相和1月4日菲律宾总统的访华日程都顺利进行了。

“出国这么多年从没受过这种侮辱”

1月11日，苏友落地东京成田机场，发了一条几百字的小红书笔记：“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人人人人，出入日本也很多次了，从没见过机场那么多人”，又一条条分点标注了注意事项，附上实际体验。

她收获了个人帐号在小红书上最高的评论数量——快500条。除了追问入境攻略的留言，超过一半都是吵架的：“不用挂狗牌？”“这个时候发这种攻略显得你很能耐，还回家，呵呵”，“这个帖好多人屁股都歪上天了！”。

“有些人真是一上来就骂，动不动就狗，日本狗，什么日本是你爹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国内的人现在怎么情绪这么激愤呢？”苏友觉得很莫名其妙，她说自己发入境攻略是因为看到有许多年纪大的长辈们不清楚流程，最后没能顺利出关。

苏友在小红书的笔记里提到“东京机场没出现传闻的戴小红牌”。小红牌指的是，从中国入境大阪关西机场的乘客会被分发红色绳子的挂牌。一张日本的电视台的新闻视频截图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许多中国网友对此忿忿不平，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侮辱”。截至发稿前，未见有在东京、福冈等其他日本机场入境的中国旅客反映相关情况。

乐娜是一个被挂上红牌的人。持有日本五年多次旅游往返签证，1月9日落地大阪关西机场，计划在这里转机前往第三国。“进入机场就有日本的工作人员人手发一个红色带子的工牌，牌子没有任何文字”，随后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进一条专为中国航班准备的通道。

乐娜说，“通道沿途会有日本工作人员‘站岗’堵住所有可能的出口”。乐娜看到有许多工作人员等在通道里，媒体在架着摄像机拍摄，“整个航班200人吧，协助的工作人员超过50人，这个事情让我很意外。也有一部分人穿梭在乘客中间，我猜测是检查乘客是否把牌子挂在脖子上。”

乐娜不懂日语，她并不知道牌子需要挂在脖子上。“上来一个日本女性工作人员冲我很大声地说话，我并没有听懂。她就试图从我手中抢走我的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被我用手挡开。当时就觉得很震惊，去过很多国家，这么粗鲁的工作人员我确实是第一次见，我当时就想投诉她，可是工作人员身上没有挂任何工牌和标识，她也很快消失在人流中。”

采集完唾液之后，她被带到候机厅的一个等候区，坐在简易的折叠椅上等待。旁边就是机场的传送带，可以看到其他航班乘客入境。“我们飞机随后有一架韩国的飞机降落，我们坐在等候区被工作人员‘监视’，而韩国乘客却从我们身边径直走过，这个场景我会记一辈子，出国这么多年从没受过这种侮辱。”

乐娜认为整个流程就是“敷衍”、“瞎胡闹”。“如果真的是为了防疫目的，不会除了口罩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她说等候区不是封闭空间，“其他乘客就从你身边走过，好几百号人都挤在一个面积不足100平米的小空间内，在我看来达不到任何防疫的目的。”

小陈入境日本之后被检测出阳性后，被送去隔离，隔离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他在日本做房地产中介，也经历过回中国的隔离过程。他觉得“肯定国内的隔离合理啊。国内都抓去隔离，大家都一样，日本这边的老外呢，大摇大摆的入境，他们一个个都没阳？”

小陈说日本的核酸只在第五天的时候做，如果是阴性第二天就能出去，如果是阳性，要隔离到第七天。“那第7天我还是阳的也能出去又怎么说？所以你说隔离的意义在哪？”

苏友对此有不同看法。她在日本做工程师，22年12月初请假回国处理事务。“讲真，回国的路程更艰难，简直比入境日本麻烦一百倍”。

就拿登机前需要的核酸证明举例。在日本做核酸许多地方都是免费的，但因为中国大使馆对入境中国的核酸证明有规定好的格式，“只有一部分医院给开，价格就直接飙上去了”。能开得出中国需要的检查证明的，价格都在20000-30000日圆左右（约为1000-1500人民币）。

而入境日本所需的核酸证明书，“虽然日本给了一个格式，但是官网上写只要是中英文的报告书，再自己填一个申报书就可以了，不麻烦的”。苏友遇到的问题是“现在国内医院很多都不给做核酸了”。她也是问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专门针对国际旅游开具证明的地方。

谈到挂红牌，苏友觉得“就类似参加展会之类的那种工作证一样，没什么贬低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好分流”。

定居日本的梨花持同样想法。她带着一个3岁和一个6岁的孩子从中国经关西机场入境时，也被“挂了红牌”，她猜测这个是“做个区分”。“没觉得很大问题。当时一飞机的人都挂了，同飞机的还有日本人。”等阴性结果出来之后，她就把红绳子的吊牌还给工作人员。

梨花说对于日本对中国入境的人实行特别的入境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放开确实很多人阳了，他们（日本）也没向我们收费用，也没有为难。大家互相理解配合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尾声

佐藤说自己的上司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到处打电话问人。虽然听到消息说大使馆已经不再接受新签证的资料，但他们也只能选择按照原本的流程继续准备材料。最坏的情况就是让原本就已经在中国的驻在员继续做下去。佐藤说，“本来大家听说中国1月8号开放的时后，都松了一口气。”

据NHK报道，日本大型商社和在中国有工厂的汽车企业表示“目前的政策影响比较有限”。在中国结束动态清零之后，许多企业开始考虑派人到中国，但因为此前的疫情影响，实际出差人员和驻在员没有那么多。

另据时事通信社的报道，自1月16日起，公务和商务等一部分签证恢复签发。时事通信采访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是，企业个别向签证机关申请，也有像往常一样通过签证的情况。但是获发签证的标准非常不透明，且东京的中国签证中心的网站现在还是没法预约的状态。

18日从日本隔离酒店出来的小陈已迅速投入工作。在1月20日也是除夕前夜，他对自己的房间做了大扫除。今年除夕正好是周末，小陈和朋友约了饭。

赵小梅本来打算带着也在日本的哥哥的女儿一家人一起回中国过年，“想让我哥哥和嫂子看一眼他们两岁半的外孙，他还一次都没回去过”。可是签证拿不到，她们安慰劝说自己，晚一两个月回去天气更暖和，“现在带孩子回去就太冷了”。

应受访者要求，佐藤晃、赵小梅、乐娜、小陈、明里、苏友、梨花为化名。

立云、杨海洋也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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