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东亚，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

在1981年，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绝对会是一场灾难”，隔年，他得了诺贝尔奖。2014年，汉德克（Peter Handke）指责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马戏团，早就该被废除了，五年后他就得了诺贝尔奖。获奖前对于诺贝尔奖持否定态度的顶尖作家不在少数，但他们后来却还是欣然拿奖——汉德克还称自己获奖时有一种“怪异的自由感”（a strange kind of freedom）——那么，这些姿态反映出了诺贝尔文学奖怎么样的意义？

在得奖前一年，聂鲁达（Pablo Neruda）说道：“诺贝尔奖，无论它发给谁，总是一种对文学的尊敬。我不是那种会争论某个奖有没有颁对的人。重要的是这个奖——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话——对作家这个身份给予某种尊重。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尊重、荣誉、肯定、赋予怪异的自由感，这是作家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判断。这是他们角逐的最高殊荣。

但这些都是大作家们在烦恼的事，而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们，一般读者，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尤其是现在这个需要同时面对大瘟疫、新冷战危机、社群媒体的加速与分众、能源与气候危机等等的时期，诺贝尔文学奖所承担的作用就绝对不只尊重与荣誉。本文会从文学谈到诺贝尔文学奖，尝试框定出我们这些远在东亚的读者们，该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看见的是现代世界人之间的疏离感越发强烈，疏离与孤立甚至成为一种美学。到了疫情时重读，更是别有一番苦涩。

文学：娱乐是形式，而先知是内容

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先回顾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的一个陈述，他说，面对各种环境时，哲学所探索的都是三种情境之间的联系：选择、距离、例外。这三个情境又能理解为决定、裂缝、事件，而哲学便是“必须接受事件，必须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在你的决断上坚定不移。”如果把以上这三组概念移植到文学上的话，无论是哪种文类，都是作家们将关于这三种情境的思考实体化，写为文章，集结成书。

在这种思考过程里，有人会著重内容，有人偏好形式；有人会钻研文本本身，有人关注外部；还有阶级、性别、种族、地域等等议题，共构出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场域的地方。在这里，就连“文学是什么”都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它永远都容许开放解读、诠释与辩论。然而，其中始终不离巴迪欧所认为的选择、距离、例外，所有人都以这三者来框定他们所理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

由是，可以用一个深浅的程度表来理解文学，我们会说有些文学比较高深，又有些比较浅薄，有些比较困难，又有些比较容易。这些比较可以转译为两组概念，娱乐与先知，以及举止与神秘，前者是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提出的，后者是美国作家欧康纳（Mary Flannery O’ Connor）定义的。奥兹这样说：“在西方，至少在英语国家内，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通常被视为表演者（娱乐者）。他们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连莎士比亚也被视为一个高贵的、也许是最伟大的演员。与之相比，在犹太－斯拉夫传统中，作家们被视为先知。这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我认为我并不比一个美国或英国作家更能做一个先知——去预见未来，或者充当人民的良知。”

这个反思并非只存在于亚洲或非欧美文化当中，在美国本土的欧康纳换个用词，讨论了相同的议题——“小说的职责是透过举止体现神秘”——作家该研究的就是“举止”（人类行为的具体细节）以及“神秘”（人类如何逃避或正视生命的意义）。由是，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举止／表演即形式，神秘／先知即内容，顶尖的作家通过前者表达后者，通过选择、距离、有时遭逢例外，企图书写出人类史上的伟大作品。

无数文学作品都关注人际关系的过于紧密会带来怎样的损害。而去年我们碰上了一次例外，一个导火线，一场疫情让所有人的距离都重新洗牌，遥距上班以及网络购物等等现象，都让我们必须重新把握距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今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也是来自以色列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2017年获曼布克奖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里，便巧妙地把举止／表演及神秘／先知这组关系写成故事。故事讲述一个蹩脚的脱口秀表演者拼命表演，无所不用其极地逗乐观众，但观众实在不太理解他在做什么。在表演途中，过往的历史创伤、战争后遗与少年阴影不住从他的笑话里侧漏出来，内容越过了形式的限制如山泥倾泻，让他的观众都走光了。没有观众，但脱口秀还是要表演下去，他就说道，“有匹马走进酒吧，跟酒保点了金星啤酒。酒保帮牠倒了一杯，马喝完再跟他点了杯威士忌。牠喝完后再点了龙舌兰酒。一干而尽。点了杯伏特加，然后再点啤酒⋯⋯”故事拉扯成一千零一夜的接龙，试图通过娱乐来续先知的命，通过举止来接驳神秘，让文学连上历史的余烬。

诺贝尔文学奖：距离让我们提防例外

而距离是一个这两年被燃点起来的重要议题，在整个现代进程里，我们至少遭遇了从电话换成手机，再从手机更换成智能手机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幅压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里，有无数文学作品都关注人际关系的过于紧密会带来怎样的损害。而去年我们碰上了一次例外，一个导火线，一场疫情让所有人的距离都重新洗牌，遥距上班以及网络购物等等现象，都让我们必须重新把握距离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当是引导我们在阅读作家们的作品过后，在想像的世界里遭遇过各式各样的故事，更能充份预备好去面对且理解生命里下一个无法预测的例外状况。

另一位诺奖大热门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去年参与了《纽约时报》的一个计划，名为“大疫年代十日谈”（The Decameron Project），也是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让文学持续下去。杂志于七月刊出，找来了数十位作家书写他们在疫情期间构思的故事，其中大多数都书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彻底切割，居家隔离以及回老家使得城市空荡荡，人味都流失了。又有一部分写由于与伴侣困在同一空间，距离感无法拿捏好，两人每天的选择全然相异，磨擦就少不免。

这个计划当中一个接一个的故事接龙，展示的是这两年间作家与读者们对于世界的重新理解，并尝试通过文学中想像的时空来接驳现实那凝固在家中的隔离时空。这种重新理解距离感的过程，不只是美国，远至欧亚非都是一种共同经验，一场疫情重新洗牌了人类对于距离的理解，而作者们捕捉这种异常，将其书写下来。巴迪欧除了举出距离、选择和例外以外，他还强调，要表达哲学和以上三个情境时，都采用了故事的形式。说故事是人类的本能，而文学是把故事打磨到极致的形式之一。

在2019年获奖的两位作家，汉德克及朵卡萩（Olga Nawoja Tokarczuk）也是擅写距离的说故事大师，汉德克以冷硬笔法书写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仿佛永远隔一面墙，无法理解，只能通过自然或景物来间接描述。朵卡萩把场景带到波兰村庄，却以一个接一个的梦境展示出人之间的距离无法靠近，偶尔如果可以通过梦境或云游还能相聚，但绝大多数时间就算面对面也像是沟通不良。这些都是在疫情前的作品，而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们看见的是现代世界人之间的疏离感越发强烈，疏离与孤立甚至成为一种美学。到了疫情时重读，更是别有一番苦涩。

如今，越显示在地特色的作品就越是国际化；越彰显自己是包容进步的就越是歧视。文学也没有逃离这个困境，毕竟它所反映的仍然是当今社会的脉搏。

至于今年，在地球被疫情肆虐两年过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该座落于，它如何让读者在得奖文本中观察到人与人之间被不断剧烈改变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与十年前、三十年前、六十年前有何不同。这种改变除了疫情以外，在整个现代进程里从未停止地变幻，而文学作为一种路径，除了表演与举止以外，更重要的是神秘的先知功能。比如卡缪的《鼠疫》横跨七十年后击中我们如今对于封城的恐惧，薄伽丘的《十日谈》穿过七百年来引导纽约时报发起《大疫时代十日谈》计划。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当是引导我们在阅读作家们的作品过后，在想像的世界里遭遇过各式各样的故事，更能充份预备好去面对且理解生命里下一个无法预测的例外状况。

我们：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于我而言，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一次例外，它绝大部分时间也超出我的阅读脉络，比如去年的露伊丝．葛绿珂（Louise Glück），我猜是北美女性会获奖，于是我选爱特伍，结果没想到是诗人。又或巴布．狄伦，不过这个应该没几个人会猜得中。汉德克得奖后引来繁体中文翻译潮，石黑一雄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对于我们的意义，是突出我们与它之间的距离与选择的差异，而我们总能从外部观察，获得赌博与突出肚腩晒书的短暂乐趣。

奖项本身就是瑞典学院的一次选择，它们每年经典化一位作家，这是作家们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同时让世界各地读者们知悉这位作家在奖项游戏上已经破关了。但与此同时，它有时能达到政治效果，比如莫言或亚历塞维奇，都是对于他们批判极权社会的文学进行肯定。有时，瑞典学院又想创造些意义，结果就莫名地选出了巴布．狄伦，但至少可以看出这个奖项所反映出的价值观与经典化效果。

大江健三郎说：“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于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因为诺贝尔奖对于作家而言只是一个荣誉，它的实际作用是座落在读者身上的。它让文本进入一个大幅出版与外译的管道里，这就是经典化。而我们必须从中理解的是，我们所身处的位置与瑞典学院所选择的价值观，有怎么样的距离，我们应该收紧这个距离，维持原判，还是与其拉开？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自己所身处的地方，能说出自己比前一年的自己有进步了。在这个时空失序的疫情时期，我们有没有用更好的目光来把握这年所读的书带给我们的选择、距离和例外？

社会上从来不乏批判诺贝尔文学奖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声音，2019年汉德克及朵卡萩双双获奖更引来了大批责疑声浪。此外，石黑一雄、奈波尔、鲁西迪被称为“移民三雄”得奖时，又不太看得见有人猛力批判这三人的欧洲中心跟恋殖倾向。如今，批判得奖作家时用种族框架与地域框架也如同隔靴搔痒，也不应该是我们用来检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滤镜。因为，就算如果瑞典学院每年顺序沿著各大洲颁奖给各色人种，又会被批评为虚伪或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定义是，把内容无限推后不谈。相信这绝对是瑞典学院最不愿意扯上边的标签。

如今，越显示在地特色的作品就越是国际化；越彰显自己是包容进步的就越是歧视。文学也没有逃离这个困境，毕竟它所反映的仍然是当今社会的脉搏，因此，如果诺贝尔奖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就是别管它什么白人中心，也先别管移民三雄这样的标签当中的政治正确性或权力关系，汉德克有没有政治丑闻也没有关系，而是远在东亚的我们应该从他们的作品里学习，并阅读自己的地方，表达自己的地方，从多方阅读里参照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作出选择，从文学里练习迎接例外的准备。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一年一度的闹钟，它远道旅行而来，提醒我们是时候该检视自己与瑞典学院之间的距离了。但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近、不变、还是远，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自己所身处的地方，能说出自己比前一年的自己有进步了。在这个时空失序的疫情时期，我们有没有用更好的目光来把握这年所读的书带给我们的选择、距离和例外？在疫情时期，当所有人的距离变得暧昧不清时，奖项提醒我们，是时候该用文学的虚构时空，为现实轻轻覆盖一层娱乐的薄膜，并在其中期盼看见先知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