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非洲创业的中国年轻人：立志要做“尼日利亚李嘉诚”

来自四川的80后杰罗姆不愿透露自己的中文名。

在非洲创业5年的经历，让他更愿意以“杰罗姆”这样略带异域风情的身份出现在报导中，“我很反感‘中国人非洲淘金’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去非洲除了赚钞票，就不能赢得爱情吗？”

如果不是父母的阻挠，80后杰罗姆现在已经是一个非洲女婿了。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他给家里打语音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准备和一个肯尼亚女孩结婚。

“电话那头是山呼海啸。”杰罗姆苦笑着说。中国式家长对“婚姻大事”的传统观念，让父母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来自上一代的“最后通牒”——“想和非洲人结婚，除非你和我们断绝关系”。杰罗姆不得不放弃“中非联姻”的念想，专心于自己在东非的电商生意。不过，他现在和非洲女友的关系依然稳定，“不结婚也行，就耗着呗。”

和杰罗姆一样，2021年也是95后王铮铮在非洲的第5个年头。和曾经期待“中非婚姻”的杰罗姆不同，王铮铮的非洲经历简单、纯粹，甚至有点粗暴。“就是想搞钱，多搞点钱，然后退休，养老，周游世界。”

王铮铮在非洲的创业经历堪称“误打误撞”——就读法语专业的他，毕业后加入了一家国有企业，随后被外派到尼日利亚做项目翻译。1年后，觉得“做翻译毫无前途”的他辞职，和做翻译期间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起，涉足首都阿布贾的房地产江湖，“我想做阿布贾的李嘉诚”。

杰罗姆和王铮铮在非洲的创业故事，是中国大陆无数新世代青年在躺平不能、内卷不断和面对996毫无招架之力时，实现的一次次另辟蹊径。

中非合作论坛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非洲全行业直接投资额29.6亿美元。其中，服务业投资的吸引力显著上升，增幅超过100%。简单梳理中国人赴非创业史：如果把贩卖小商品和日用百货代表的低端贸易，看成是第一代赴非华人（上世纪末八九十年代）“讨生计”的主要内容；把矿业、零售业、农渔业、制造业等视为第二代赴非华人（21世纪初前十年）个体户“掘金非洲”的跨国尝试；那么把大数据、云会议、私域流量和电商经济这些在国内耳熟能详的“互联网黑话”带入非洲的，则是被称为“互联网常驻民”的中国的80、90后：他们奔向非洲大陆，把那里称为创业、独立和实现财务自由最后的“处女地”。

领金币，薅羊毛；去非洲，落户口

2015年，杰罗姆离开工作了3年的国有企业。走之前，他扔了一句话给领导：我可能伺候不了你了。

杰罗姆从小在成都长大。在父母的安排下，他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上最好的小学，上最好的初中，上最好的高中，在四川大学读书，毕业后家里找关系，进入某国有企业工作，端上了铁饭碗。

但杰罗姆，面对体制内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时一窍不通。“有次开会，部门领导一个劲给我使眼色，我不明白，会后被她批了一顿：‘领导茶杯快空了，还不去倒水？！’”

如果没有去宽窄巷子认识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朋友，杰罗姆可能这辈子都要活在体制内。那次见面，肯尼亚的朋友问杰罗姆，如何才能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店。

这可难不倒“网购+电商达人”杰罗姆。“我一直很关注电商这块，上班摸鱼时，经常比较各大电商平台的新玩法，领过金币，打过白条，拼过会员，薅过羊毛。”

听完杰罗姆的细致讲解，肯尼亚朋友问杰罗姆：“你真该去我们国家搞电商，保你大赚一笔。”

杰罗姆心动了。第二天他就利用上班时间，在社交软件问了好几个了解非洲的朋友，“所有人的观点都出奇一致：互联网这方面，肯尼亚绝对是块沃土。”

和杰罗姆一样，王铮铮几乎每天都听到“非洲是块沃土”这样的言论。杰罗姆辞职，准备去非洲大干一场的2015年，学法语的王铮铮当时正读大三，已经开始为就业焦虑。在中国，法语专业毕业的一个主流出路就是：去非洲。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企业开始了对非洲的“抢滩登陆”，从石油、燃气，到铁路、贸易，产业链条和海外工厂布局的扩张，也让法语专业人才成了国企、央企眼中的“香饽饽”——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法语。应届毕业生涉足社会不深、报酬要求不高、家庭顾虑不大，再加上非洲市场对法语水平的要求并不高，这批曾经梦想去巴黎、苏黎世或布鲁塞尔工作的年轻人，正是外派非洲的绝佳选择。

在北京读大学的重庆人王铮铮，一直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北京这座大都市，“最好能拿到北京户口。”不过对外地人来说，这确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曾有段子称，“外地人在北京落户有多难？这么说吧，一个没权、没势、没地位、没关系的外地人拿到北京户口的概率，约等于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概率。”

但对王铮铮来说，外派非洲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个“抄近路”的机会——多数国企、央企在招收外派非洲的应届毕业生时，“杀手锏”就是北京户口。“去一趟非洲，拿一个户口，这笔交易其实挺划算。”

曾经梦想去巴黎拉德芳斯（La Défense）CBD上班的王铮铮，在大三那年，开始慢慢考虑外派非洲的未来了。

天卷地卷，非洲不卷

到肯尼亚的第一天，杰罗姆的感觉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费劲心力说服父母同意自己前往非洲后，他加入了一家华人在肯尼亚创办的电商平台。这家以2C模式起家的公司，如今已是整个东非市场“龙头企业之一”，而让杰罗姆觉得非洲“空间真的挺大”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无论是在线平台，还是电商模式，都还处于“草莽生长的阶段，甚至还不如中国刚开始发展互联网的时候”。

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非洲网购人数自2014年以来年均增长18%，主要因为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非洲互联网普及率迅速上升，网民比例也从2005年的2.1%上升到2018年的24.5%。此外，非洲的支付服务也在创新发展，更多非洲人即使没有银行账户也可参与网购。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的152个国家中，电商准备度得分较高的非洲国家为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三者的人口总数超过3亿，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出均来自于此，网购人数也占非洲一半以上。

到公司的第一天，杰罗姆就在内罗毕拜访了5个当地客户，用他自己的话形容，那是“效率超高”。“非洲客户对中国货品极其感兴趣，因为中国的货物可不只是新鲜、新潮、新锐这么简单，非洲人更看重的，是中国货物的超低价格。”杰罗姆说。

杰罗姆举了个例子：在肯尼亚，市场份额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是惠普，均价在2000（人民币，下同）左右，而一台国产的贴牌笔记本，价钱能便宜500-800元，“千万别小看这几百块，要知道，肯尼亚白领的月薪也就三四千元，省下的钱，相当于工资不小的一部分！”

把仓库设在内罗毕和拉各斯，意味着公司扼住了东非、西非两个超级大国——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电商经济命脉，而通过在线平台吸引一批为非洲客户提供日用消费品、娱乐工具、电子产品等的中国卖家，再以内罗毕为轴心，建立一个不断向非洲输入“物廉、价又美”的中国货物的在线超级平台。在此过程中，包括杰罗姆在内的客户经理，则开始在非洲本地耕耘起自己的人脉资源。

为了平台在线下的扩张，他开始发展忠于自己的供应商，“给他们放权，让他们去钻研在地买手和潜在客户。”杰罗姆发现：非洲人普遍认为中国人有钱，而自己没钱，所以你们中国外来的“和尚”，应该在我们的地盘上多给我们一些，而一旦无法达到非洲客户和供应商的预期，他们就立刻把你晾在一边。

杰罗姆的应对是：谈判时，偶尔秀几句“临时抱佛脚”学的斯瓦西里语——“肯尼亚人一听，觉得这家伙是自己人啊，连我们本地语言都会说，更容易亲近你，生意也就好谈了。”杰罗姆说，非洲人很“吃这一套”，因为一旦他们把你认作是“自己人”，就不会在生意上过于“揩油”。

在内罗毕开拓电商市场的2年里，杰罗姆发现，非洲在互联网和营商环境方面的天然劣势，不自觉地孕育出了一片和内卷绝缘的创业土壤。所有入局的创业者，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所谓的行业壁垒，随之成长为行业精英。

另一方面，非洲“不内卷”的土壤，让人能在一些潜在对手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时，就用合作的方式和自己“握手言和”。“如果是在国内，这些对手早就想出对付、杀死你的一百、一千种办法了，但在非洲，他会觉得你之前在非洲已经有积累、有铺垫了，那何必非要竞争个鱼死网破呢。有这功夫，还不如大家合作共赢呢。”杰罗姆说。

2017年，杰罗姆升任公司的市场经理。他想起自己刚来非洲时，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努力在这里撑两个月。没想到，一待就是两年。在成为市场经理后，他甚至开始憧憬自己在非洲的下一个两年。

而此时的王铮铮，已经决定外派非洲。

在北京辞职，去非洲创业

大四上学期，王铮铮和某国企签了三年的合同。毕业后，他将被外派至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做翻译。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日常通用语言是豪萨语、约鲁巴语和伊博语，但当地人也懂法语。王铮铮所在的国企看中的，正是他既懂英语，又能说法语的多语种优势。

“看在北京户口的面子上，去非洲看看吧。”王铮铮说。在非洲的第一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待1年就辞职，转行去做我最喜欢的摄影。”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2.01亿），被称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也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国际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PwC）在《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GDP将排在世界第14。尼日利亚所在的西非，海运贸易占这个区域贸易总额的近70%，但尼国的制造业基础薄弱，主力产业主要为纺织、车辆装配、木材加工、水泥、饮料和食品加工。

虽然不愿透露当时公司具体所在的领域，但王铮铮表示，他一到阿布贾，就觉得这个名义上的首都并不是“做事的地方”。“人口少（500多万），机会少，当地人状态慵懒。”

尤其是和尼国其他几大城市拉各斯（经济首都，西非航运中心，主导并掌控尼日利亚全国90%的对外贸易，80%的进出口，70%的制造业）、杜阿拉（非洲著名港口城市，是西非承接东非、中非和北非的交通枢纽）等相比，阿布贾对人口的吸引力极弱，“人都不过来，城市还怎么发展呢？”

2018年初，利用做翻译的空闲，王铮铮接触到了一个来自拉各斯的客户，对方认可他的语言水平，建议他去拉各斯“自己找点生意做”。

人口2000多万的拉各斯，是西非聚集华人最多的地方。在公司做翻译期间，王铮铮利用职务之便，拜访和请教了不少在尼国做生意的当地人，80%的人都建议他进入一个行业：房地产。

在阿布贾“忍辱负重”一年后，他回到北京，与公司成功解约，并顺利拿到梦寐以求的北京落户指标。正当家人和朋友都觉得他会在北京找个“喜欢的工作”时，他买了一张飞往拉各斯的机票，找到早已联系好的中国好友，两人一起创办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好友有朋友在投资领域工作，卖人情给他们的中介公司投了好几百万资金，立刻解决了两人在创业初期的各种问题。

比如最大的问题：人力。虽然王铮铮和好友都精通英、法双语，甚至好友还懂一些豪萨语和约鲁巴语，但没有本地员工的加入，会让公司在扩展房源、吸引优质客户方面无法大展拳脚。资金的输入，让两人可以腾出手脚进行在地招工，“应聘者如云，我们一口气招了10多个拉各斯本地人做中介。”

王铮铮在拉各斯“招兵买马”时，杰罗姆在内罗毕正坠入爱河。

中非恋情和地产江湖

在电商公司任职的同时，杰罗姆也开始在内罗毕发展“地摊经济”——把从中国运来的日用消费品，搬去内罗毕的部分街道售卖，实现了线上线下“无死角”覆盖。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内罗毕女孩，“她叫娜拉，在非洲人里算长得好看的。”杰罗姆说。

两人是在一次摆摊卖货的过程中相识的，娜拉想买一个中国造的迷你风扇，试用时发现叶片转动噪音太大，杰罗姆当即拍胸脯保证给她“换一个新的”，但可能要等几天才能来货，于是两人互相加了WhatsApp。慢慢接触的过程中，彼此都觉得对方靠谱，关系也就开始突飞猛进。

娜拉家里在市中心开了一家药店，她平时主要帮家里打点一下药店生意。和娜拉在一起后，杰罗姆直接实现了“药物自由”。“她家里知道我们在恋爱，她爸爸还托她给我带话，说我有什么需要的话，家里其他的没有，药可以管够。”

杰罗姆说，和多数“及时行乐”的非洲人不同，娜拉的家人是“最朴实，也最务实的内罗毕人”。娜拉是那种平时话不多，但“每到关键时刻就站在你身边的女生”。“有次去内罗毕市区吃饭，趁娜拉去上厕所时，服务员问我多要‘小费’。我和他扯了半天，正准备花钱消灾，给他一点服务费时，娜拉火速出现，用本地人犀利的眼神，逼退了那个满脸晦气的服务员。”

去年6月18日，是两人恋爱三周年纪念日，杰罗姆决定给娜拉一个惊喜，“想在纪念日当天向她求婚。”循中国传统惯例，他给父母拨了个电话，把自己和非洲女孩恋爱的事情，第一次告诉了他们。杰罗姆的父母先是震惊，然后大怒：“你说你去非洲这么多年也就罢了，还想娶个黑人回来？这事不可能。”

放了电话，杰罗姆担心的是“娜拉出走”。“我们感情很深，我绝不能告诉她，我父母反对这门婚事。”他说，在自己把地摊经济在内罗毕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娜拉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她比我小3岁，我觉得她能等我。”

至于是否会和娜拉结婚，杰罗姆的态度是“并不急”。“在非洲结婚和在国内不一样，男方不一定要买房，肯尼亚很多已婚家庭都还在租房，这是普遍现象。”在非洲，结婚的门槛不一定以一本房产证来衡量，租房也可以结婚、生子、安稳度日。这让在尼日利亚的王铮铮看到了一片未知的，但却足够开阔的新蓝海。

中介公司的成立，本地员工的到位，让他开始正式涉足拉各斯的地产江湖。

据王铮铮介绍，拉各斯的房地产市场没有中国那么复杂，并不存在过多的开发商。拉各斯不少房子为独栋别墅，本地中产阶级，以及从国外来到拉各斯淘金的美国、日本、法国、中国人，普遍会选择这种档次较高的房源。

房地产顾问和分析师Sheriff Alaraba在一篇分析中介绍到，在拉各斯的高端地区，平均租金从每年100万奈拉到500万奈拉不等；对于中产阶级地区，平均租金从每年五十万到一百万奈拉不等（100奈拉≈1.57人民币，1.89港币，6.79新台币）。

不同中介的正面PK，主要靠的是谁的独家房源多，谁的房源质量高，国外中介在非洲没有太多优势。“你一开口，本地人就知道你给的优惠折扣大不大，你是不是真心想做中介。”王铮铮说。

他很快发现，地产中介灰色地带的可操作空间却极大，“打个比方，一套房源成交后，国内的中介一般的返点在1-3%左右，就算再高，也不可能超过5%。但拉各斯的本地中介却可以张口就开10%，更有甚者的抽成比例高于10%。”

由于当地电压不稳，拉各斯的不少小区都无法保证24小时供电，这也给了地产中介更多可以操作的空间。“有中介会说，‘想要24小时供电？那可以，但我的返点也要相应上浮。’”

王铮铮用“阶级分化”来形容拉各斯租房市场里的众生相。“有钱的中产可以一掷千金，一栋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几百万的别墅，眼睛不眨一下立刻拿下；更多的其实是从三四线小城市奔向拉各斯工作的普通人，年轻人居多，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也就两三千块，租房收入占工资的30%-40%，对生活质量要求高一点的，甚至能去到50%以上。这些年轻人除了要应付并不完善的配套和极不稳定的供电，还要面对各种加价、抽成和随意报价的本地中介。原本我以为中国的年轻人难，没想到拉各斯的年轻人也难。”

目睹了租房市场的各种怪现状后，王铮铮和团队决定统一行业标准。据他回忆，业务返点、业绩考核、奖金分配等事项形成白纸黑字的制度时，公司里的非洲员工最初极其不适应。

“相当一部分本地人会选择离开，因为他们觉得，活着不必太压抑，太死板，就拿绩效这件事来说，很多非洲员工之间，在工作中会‘互相补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业绩没达标时，如果没有规则的束缚，他的死党把自己的一点业绩送给他，也能在领导面前蒙混过关。”王铮铮说。

但规则的制定，让这种工作中的“人情往来”一下子就“见光死”了。“有员工觉得自己能力强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很多愿意挪工分、送业绩的朋友，这些是他们的‘资源’。现在规则来了，资源‘没了’，他们觉得很失落。”

王铮铮还记得，一个本地员工辞职前跟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勤劳，很会定规则，这种规则可能让你们工作得很舒服，但未必让所有人、尤其是我们非洲人也得到满足感。“（也）有人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这么干过，觉得这些制度让工作变得碍手碍脚。”对此，王铮铮回应到：“这话如果你在中国说，你会被当成碍手碍脚的人，被公司炒掉的。”

他对这套行业标准很坚持：“别的中介怎么报价我不管，至少我公司的业务员，绝对不能以任何理由随意吃回扣。”后来有一些非洲员工说，按照公司制度来，平时的工作效率确实提高了很多。而这只是王铮铮非洲计划的起步，“我想做尼日利亚的李嘉诚。”他笑着说。

杰罗姆的计划是：通过1-2年的累积，对内罗毕的“地摊经济”进行升级，“我想做的，是日用品零售的铺面经济，而不是在街边支摊的零散生意。”

他说，等自己和娜拉的积蓄“够撑五六年”了，就离开现在的电商公司，“开夫妻店，自己出来单干，终极目标是在肯尼亚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他的生活节奏已经基本跟上了非洲的节奏。“在非洲，我的本地朋友比中国朋友更多。”平日不忙的时候，总有朋友约他去海边BBQ，“吹着海风喝着酒，这不比国内舒服多了吗？”

但在更多国内朋友的潜意识里，远在非洲的杰罗姆，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其实对非洲的误解还是很深，或者说直接一点，骨子里对非洲、非洲人还是带一些偏见，甚至可以说歧视的。非洲在他（们）看来，无非都是战乱、贫穷和疾病。但其实，我在非洲的生活质量，比在国内都高得多。”

应受访者要求，王铮铮为化名。

实习记者卓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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