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十九大以来中共官场：谁在反腐中落马，谁得到升迁？

3月初，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拉开帷幕，这是中共“十九大”以来的第四次“两会”，距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只有一年半时间。

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2年就职后，先是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大量高官落马；其后又在2016年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删除国家主席与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接下来2022年的“二十大”，被外界视为习近平时代第三个任期的揭幕。普遍认为习近平会在二十大上继续掌握领导地位。不过，在领导核心地位之外，2017年的三年多来，整个中共的高层政治队伍呈现出什么趋势，以适应习时代的种种政治和社会目标？

在2020年两会“闭幕”之时，这篇文章为读者盘点十九大以来的中共高阶官员人事异动，追踪官场整顿与反腐运动的最新进展，并盘点政治明星和官场新力量的仕途起伏。

反腐运动：声势不及“十八大”？

在习近平的第一届任期（2012-2017），我们目睹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发起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运动：“老虎苍蝇一起打”。十八大之后直到十九大，中纪委交出的反腐成绩单是：共有1名正国级、5名副国级、20名正部级高官被查处，当中多位高级别的“大老虎”下马，党内“团团伙伙”活动瓦解。这些“大老虎”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等人。而在2007年至2012年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被查，更打破外界长期持有的所谓“刑不上常委”的惯例。

踏入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官方称“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过，在外界观察看来，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显得比前任王岐山更为低调。如果比较反腐运动的声势，十九大以来的3年半时间，累计共有1名副国级、7名正部级官员和62名副部级官员被查处，可见高官落马频率和级别都比“十八大”同期的少。

在十八大之后，负责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包括地方大员、国务院部委、党政机关、解放军领导、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高官）成为反腐“震央”——当届205位中央委员中，共有16人开除党籍、2人留党察看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共历史之最。这个趋势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停步。至今为止，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只有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人因“涉嫌违法违纪，主动投案”被查处。

2019年1月，刘士余从证监会主席突调至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离开其一直工作的金融系统，到5月又忽然“主动投案”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经调查后，中纪委国家监察在10月通报刘“政治立场动摇”、“公开发表不当言论，缺乏政治警觉和保密意识”、“为官不廉”，并指其“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应予严肃处理。”但“鉴于其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交代违纪违法问题，认错悔错态度较好”，中纪委最终予以刘留党查看两年和政务撤职的从轻处理。

究竟刘士余公开发表哪些不当言论，缺乏政治警觉和保密意识，官方一直未有披露。2017年时，《纽约时报》曾报导称刘士余在2017年“十九大”会议期间，公开指责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六人“在党内位高权重，既巨贪又垢腐，又阴谋篡党夺权”，有分析认为这部分指控可能和这段重话有关。

十九大至今，被惩处的最高级别在任官员，是国务院前任秘书长（副国级）杨晶。杨晶是蒙古族干部，历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团委书记、哲里木盟党委书记、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年报》曾在杨晶被处分后刊登报导，称杨晶主政内蒙古期间，当地GDP快速增长，但付出了大量的环境和安全生产代价。2017年10月，杨晶在十九大上落选中央委员，随后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纪律，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员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其亲属收受对方财物”，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和行政撤职处分，待遇降为正部级。

“十九大”以来的清肃大案

比起“十八大”后的官场整顿，“十九大”之后没有再现针对“拉帮结派”的清肃大案。较瞩目的反贪大案有陕西“秦岭违建案”、“华融案”和秦光荣案，这些案件的公开报导中都少见十八大之后出现的有关党内拉结团伙的指控。

秦岭别墅案源于2003年。有开发商在陕西省西安市严禁房地产开发建设的秦岭保护区北麓违规建造别墅。虽然媒体曾有报导，但问题未有解决。从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习近平“先后6次对此作出指示批示”，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正永被指敷衍塞责、放水虚报，试图蒙混过关。2018年7月，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义率领的专项整治工作组进驻事发地，当地才大规模拆除问题别墅。随后，陕西官场迎来地震。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原副省长冯新柱、省委原秘书长钱引安、陕西省原副省长陈国强等官员纷纷落马。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则在“华融案”中直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2021年1月29日行刑，成为近十年来罕有的因贪污罪被执行极刑的高级官员。赖小民过去长期在央行工作，自2009年起担任华融总裁、董事长，自始带领公司成为内地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最，并于2015年于香港上市。2018年4月，赖小民先后中纪委宣布调查和“双开”。2021年1月，其正式被司法机构判决受贿、贪污、重婚罪成，受贿金额达17.88亿余人民币，打破所有落马贪官受贿金额的纪录。其后，中央纪律监察委员发通告，痛斥赖小民“从金融‘内行’蜕变为金融‘内鬼’”，并力数赖小民的罪状，包括“排斥党的领导，偏离主责主业”、“滥用金融资源，大搞权钱交易”以及“漂白贪腐手段，实施‘内行作案’”，当中“牵扯腐败干部近百人，严重污染华融公司系统政治生态”。

这宗被视为“新中国金融贪腐第一案”的华融案亦引爆另一宗贪腐大案——秦光荣案。在2019年5月，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秦因儿子秦岭牵涉“华融案”，在香港被控制，迫于压力而自首。秦光荣曾在2011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出任云南省委书记。当时云南官场于2014年发生反腐地震，省委原书记白恩培、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高劲松等相继落马。而秦光荣则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转到人大任职，被外界视为“平安着陆”。

退居二线五年后，秦光荣成为中纪委国家监委的“正部级主动投案第一人”，被控在2000至2018期间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389万元。国家监委对秦光荣提出了从宽处罚的建议，检察机关对秦光荣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认可。法庭遂判处秦光荣有期徒刑七年，被认为是“从轻发落”。“十八大”后多个省级党委书记被查，但秦光荣是唯一一个获刑在10年以下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秦岭违建案”和“华融案”，外界除了理解为“反腐运动”外，还视为习近平时代另外两项政治运动——推动生态环保和对金融风险零容忍——的宣示。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防控金融风险”也成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政策口号。

整顿政法系统

“十九大”之后的官场整顿运动，除了以上的大案外，还涉及整个政法系统，延续了十八大以来对“刀把子”的整顿。

中共的政法系统涵盖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安全和司法等诸多部门，承担着保卫、治安、维稳等诸多功能，故又有“刀把子”一称。当中，中央和地方设政法委员会（政法委），领导和管理政法部门。在胡温时代（2002-2012年），中央政法委书记得以列入最高权力——政治局常委会，使政法系统扩权，形成一块完整的割据力量。两届政治常委罗干、周永康就先后统揽政法工作，后者更拥有极高实权，统御着军队以外的强力机关，被外界称为“政法沙皇”。其五年政法委书记任内，政法系统扩充，全国维稳经费更一度超过国防预算。

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政法委的强势地位削弱。两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郭声琨都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而只是政治局委员。2014年7月下旬，周永康遭调查及开除党籍，亦被视为正式对政法系统展开整顿，后续有一大批政法官员下马，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夏崇源、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司法部长吴爱英、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等人。

十九大换届后，受瞩目的孟宏伟案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余波。孟宏伟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仕途一路高升，官至公安部副部长。2016年，他高票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该组织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席。2018年9月，孟宏伟从法国总部返回北京时失去联络，同年10月其妻子在法国举行记者会求助，并向传媒指孟宏伟是遭当局政治迫害，事件引发国际关注。其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

根据《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知圈”发文指出，孟宏伟曾经长期与前政治局常委、前公安部长及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共事。在孟被调查后，公安部随后公布党委会议通告《坚决拥护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特别提及“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一刻不停歇地深入推进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外界视孟宏伟案似是肃清周永康运动的延伸。2020年1月，孟宏伟被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延续十八大对政法系统的整改，十九大后，政法委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界定和削弱。2018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规定“政法委及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党中央负责，受党中央监督，向党中央和总书记请示报告工作”，被认为是以“党内法”的形式正式确立政法委必须向总书记汇报请示的体制。另外，政法系统的“兵权”亦收归军队所有。比如，武装警察部队本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而公安部长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自2018年起，武警部队改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公安部长亦不再兼任第一政委——这一举动，被视为削弱政法系统对武装力量控制权。

另一方面，中央亦对政法系统展开两场大型整改运动。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一场席卷全国、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运动随即开始。这次运动由中央分阶段派出“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全国31个省（区、市）的重点地市，矛头不单指向“黑恶势力”，还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清除庇护黑恶势力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即整顿政法系统内部人员。

2020年7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风声继续，中央政法委召开主题为“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习近平旧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将这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比作中共革命时代的“延安整风”，强调“教育整顿试点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大胆探索实践，敢于动真碰硬，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努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当中，陈一新提及一大任务是“清除害群之马，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深查执法司法腐败，严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

根据官方报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已在五个地区试水，截至2020年11月30日处分处理2247人。2021年，该运动将分两次继续进行，首批为2月到6月底在全国各地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等开展，第二批将于8月到10月底对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省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开展整顿。

综观而言，随着十九大反腐运动的推进，各项统计都显示，政法系统成为了十九大以来反腐运动的震央。根据内地传媒的整理，单在2020年，就有48名市县及以上的公安局长或前局长落马。而在十九大以来，截至2021年3月1日，政法系统至少有8名中管干部、150多名厅局级干部遭到查处。当中较受瞩目的包括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恢林，以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

为二十大准备：闽浙沪官员与科技专家

官场中有人反腐下马，有人升迁晋升权力核心。在人事升迁方面，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官场中一批与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有交集的干部得到了拔擢升迁，并且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要职。

这批曾与习近平有交集的官员，包括中学时代和清华大学时代的同窗，还有习在河北（1982-1985）、福建（1985-2002）、浙江（2002-2007）和上海（2007）任职时的同僚部属。

在十九大之后的25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有多达10人拥有类似工作经历，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习在河北期间相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在上海工作时有交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是中学读书时相识；中央组织部长陈希是清华读书时相识；中宣部长黄坤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则是浙江任职时有交集。

“十九大”之后，不少有类似经历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其中值得一提的、得到升迁的习近平旧同事，包括了江西省委书记刘奇、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和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

刘奇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下级，两人在浙江交集长达五年。在2016年2月，刘奇从宁波市委书记任上调入江西就任省委副书记，同年7月接手省长职务。“十九大”后，他在2018年升任江西省委书记，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从副省级到省部级的跨越。

应勇和习近平在浙江有近六年的工作交集，2007年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后，应勇也被调到上海工作，并一路升至上海市长。2020年2月，2019冠状病毒爆发近3个月后，应勇被调至湖北担任“救火队长”，取代蒋超良接任湖北省委书记。

楼阳生是浙江浦江人，他的仕途从基层做起，曾长期在浙江省地方任职，并与2003年至2008年任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8次陪同习近平到丽水考察。2014年，山西官场数名高级干部涉贪下台后，当年6月楼阳生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到2019年11月接任骆惠宁成为山西省委书记。

未必有直接共事关系，但“间接”有类似任职经历的官员也可能得到提拔。比如十九大之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希是习近平在清华读书时的室友，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陈希同样任职过清华校领导的陈吉宁和胡和平，近年来也一路升迁。陈吉宁2017年以来担任北京市长；胡和平晋升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后调任文化和旅游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末和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中同时任职的王志民，是“十九大”以来唯一被贬官的“旧部”。王志民在2017年出任中联办主任一职，其任期内爆发香港九七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反修例运动。在2019年7月21日晚，中联办招牌及国徽亦遭示威者投掷鸡蛋及墨水弹，门外亦被喷上侮辱性字句，是历来中联办遭受的最严重破坏。同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全面崩盘。2020年1月，前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以本应退休的年龄正式接任王志民出任中联办主任，而王志民则回京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尽管级别同为正部级，王志民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但外界认为这一调动“被贬”的意味很明显。

除了福建、浙江和上海的旧同事之外，出身军工科技部门和清华大学官员也获得了大批提拔。尤其是在较为年轻的高级官员中。比如，如果将非军官的，身居较重要位置，有机会在“二十大”上获得提拔进入政治局的65岁以下中央委员列出，那么在84位符合上述条件的高级干部中，有19人是科学家或工程师出身。而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2位地方党政“一把手”（党委书记与政府首脑，其中部分人并非中央委员）中，有科技专家/工程师背景的达到了20人（这还不包括工科毕业但直接从事行政工作的干部，如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等），有清华大学读书或工作经历的有5人。

这些科技系统出身的官员中，不少人曾经从事航天工程。如现任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博士，曾任“神舟”飞船总指挥、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又如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历任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长、深圳市委书记等职。

另有不少官员来自军事工业系统，如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是电子工程与对外贸易专业出身，曾任职国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任上企业经营情况实现了飞跃，有“兵工少帅”之称，履职地方之后，张先后在重庆、天津担任市长，并在2020年末调任辽宁省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与卫生专家也在官场中得到提拔。习近平时代以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政绩，而2020年的肺炎疫情则突出了医疗卫生专家的位置。在地方官员中，北京市长陈吉宁是环境科学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博士，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环保部部长；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尹力是医学博士，2003年的SARS疫情中进入卫生部协助抗疫，并先后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四川省长等职；新任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也是医学博士，历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大量科技工程官员进入高层，在中共历史上有过先例。江泽民时代曾大量提拔工程师出身的干部进入政治高层。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1997-2002）就几乎是一个“工程师政治局”，包括了水利工程师（李鹏、胡锦涛）、汽车工程师（李岚清）、机械工程师（尉健行）、地质工程师（温家宝）、机电工程师（黄菊、贾庆林、罗干）、电子工程师（吴邦国）与自动化专家（李长春、吴官正）。而这些工程师官员，许多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这也使得曾经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又红又专”的这所院校成为了所谓“红色工程师”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摇篮。

到了胡温时代，拔擢的干部中工程师与科技人才的占比有所下降，共青团政工干部、社会科学、法学出身的干部更加显眼。2012年时，《北京青年报》曾报导称，十八大之后产生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九成拥有文科背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三所院校则在中央委员中拥有最多校友。而在十九大之后，科技工程出身的官员被大量任用，重新在中央委员，尤其是相对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科技工程系统出身的这批官员有一定的共同点：外语能力较强，多人有留洋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在派驻地方之前，有长期从事科技研发或企业管理的经历。他们在中央委员中也多属“年轻”一代：袁家军58岁、马兴瑞61岁、陈吉宁57岁、尹力58岁、沈晓明57岁，张国清则是56岁，为目前年龄最低的省级党委书记。

2022年将要召开的“二十大”中，按照“七上八下”惯例，大量超过67岁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将不会留任。这是中共多年来形成的年龄-职位的惯例模式。虽然在十八大之后，旧惯例并不构成严格的限制，如68岁的夏宝龙依旧出任港澳办主任，已达65岁“退居二线”年龄的骆惠宁重新“回炉”主掌中联办。但直到目前为止，习时代的人事变动，总体都依旧遵循一定的年龄原则。可以预想，在2022年的“二十大”时，伴随领导人连任的议题，哪些高级官员能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哪些年轻官员能够更快被提拔，哪些人将被安排退休，也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