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按中国的一句话说，民主永远在路上。”知华派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对端传媒记者说。从1971年随行基辛格访华开始，之后在克林顿政府任助理国务卿，后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从事中国研究，她一直是美国政界和学界研究对华外交政策中不可忽略的名字。她一向主张与中国进行“接触”（engagement），即倡导华盛顿与北京交往，因此被外界视为“亲中派”或“鸽派”。
谢淑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强调，特朗普政府虽欲反制中国却损害美国自身利益，而中国的影响力则在过去四年中愈发扩大。拜登胜选之后，新政府如何处理对华事务成为热议，各智库、研究机构接连在此时出台报告，希望“进言”。谢淑丽与端传媒的访谈，就从她最新参与发布的一份有关中美科技竞争的报告《迎接中国挑战》开始。“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关系中的核心，”报告中写道，并提议重建与巩固美国的竞争力，“R&D（科学与发展）投入比重应至少恢复到GDP的1%的水平，才能应对中国雄心勃勃的挑战”。
多年来，谢淑丽一直与民主党温和派保持密切联系，也与拜登团队的顾问们保持著私人友谊。参与报告的工作小组共有28人，均是跨党派的知华学者和科技领域专家。报告以华为、5G、人工智能等为焦点，从操作层面为未来的政府提出建议，如何在开放和安全中保持平衡，评估风险，有的放矢地与中国进行合作与竞争。“我想拜登政府寻求的是一种更实际的处理对华关系的方法，少一些意识形态化，多一些实际和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些和我们的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建议一致。”谢淑丽指出。
另一边厢，被视为中国对美观点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学者时殷弘，近日预判拜登政府将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寻求与中国“脱钩”，包括科研、技术、教育、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他称此为“美国对华态势当中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甚至比之特朗普时代还要更为加剧。”
2019年初，端传媒曾与谢淑丽进行过一次对谈。当时中美贸易战正酣，各类对华强硬政策也在华府的酝酿当中，谢淑丽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共拟《修正航向：迈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国政策》，在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同时，更指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诸多问题，试图将两国的“脱轨”危机重新带回到“接触”的轨道上。
不过今年7月她接受PBS采访，针对当时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一事，她对制裁负责此事的中国官员表达了支持。并表示习近平与其前任的执政理念完全不同，这促使她反思原先对于中国当局的态度。
转眼2020年末，更多针对中国科技领域的制裁与围堵已经发生，特朗普政府还在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加紧制定新一轮对华强硬措施。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将继承于特朗普任内两国交恶的事实，而特朗普留下的框架也未必会全数为新政府抛弃：拜登曾言无意继续贸易战，但不久即撤回该说法——曾投票支持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以来信奉自由贸易的拜登，很可能利用已是既成事实的关税作为与中国的谈判武器。而在民主党更为关切的人权领域，也将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焦点。
修复与竞争之间究竟如何取舍？有没有可能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保证安全？“英语里有句话说，走路和嚼口香糖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谢淑丽说，“我认为美国需要自我疗伤。这并不意味着只向内看，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更富有智慧的策略是继续开放。”
端=端传媒，谢=谢淑丽
开放与安全，如何平衡？
端：这份报告给未来的拜登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项是在开放（openess）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提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不得不提华为这个情况特别微妙的例子。很多国家不会把华为排除在5G网络之外，所以，美国在和其他国家沟通的时候，必然不能回避使用华为5G网络，要维护国家安全就变得非常困难。你对此有何看法？
谢：我们认为，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出发，美国应该更关注5G长期的演进。比如我们目前对华为的担忧主要是与无线基站有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站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低。随着5G的演进，通信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认为只有华为是个问题，对于美国或其他国家是否应该允许华为进入他们的基础设施，我们并不主张强硬的一刀切立场。
有些国家是不会欢迎华为进入基础设施的，比如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和我们有沟通和通信交流的国家都把华为排除在外，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一定的风险。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塑造未来的5G架构，让更多的新科技、更多的中小公司进入这个领域竞争，以达到5G生态系统的一种多元化。这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另外，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5G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制定过程非常重要，它一般是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来完成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都积极为5G标准贡献他们的专利技术。中国政府这几年大力推动和协调中国公司和工程师参与标准制定，试图主导标准化制定过程，而美国政府放松了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标准化的制定上，所以我们在报告里提出，美国要提高对标准化的重视程度。
我们的报告和拜登政府的基本理念非常吻合。至于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我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端：最近美媒报导，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已经成立了6G联盟（Next G Alliance）以加强未来的研究。而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增加科研经费。但是美国的赤字很大，2020财年的财政赤字达到3.1万亿美元，相当于15.2%的GDP。美国政府欠下的债务预计明年将超过GDP总额。而共和党极有可能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加税越来越难。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谢：美国政府的预算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提出的目标其实并不高，比较切合实际，我们提出将联邦政府的研发开支提到GDP的1%，这与70年代以来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但你说的没错，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这将使拜登在所有领域的政策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端：在你看来，拜登政府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会有多大的开放性？报告中的建议被下届政府听取和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大？
谢：首先，拜登政府会非常支持科学。我们应该强调科学、遵循科学规律，在气候方面，在公共卫生方面，在美国的科技政策方面，并且做好合理的风险管控。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报告和拜登政府的基本理念非常吻合。至于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我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们和很多参与拜登竞选或政策咨询的专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我们这个工作组的成员。
我想拜登政府所寻求的是一种更实际的处理对华关系的方法，少一些意识形态化，多一些实际和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而这些和我们的关于中美科技竞争的建议一致。
端：总的来说，华府要如何在开放与安全间取得平衡？是否有一条划定的底线？
谢：从美国利益出发，也为了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先能力，我们认为对科技交流保持开放是头号重要的一件事。美国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到我们的大学和实验室，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有才华的人，他们在其它国家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到了上大学或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们想来美国继续深造，这得益于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认为应该保持这个优势。而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其实是属于比较狭窄的领域。我们要思考： (在国家安全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黑客入侵窃取信息，个人信息或者技术成果，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可以分级处理，合理地管控风险。
而要设计一个富有智慧的风险管理方法，就必须真正地了解科技，然后按照具体的技术问题进行调整。报告并没有列出每一步如何做的细节，它只是建议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
我们也认为，在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如果我们真的努力消除安全风险，就会把自己的制度扭曲得不成样子，这不利于美国利益和美国的价值观，只能是自作自受。而我们引以为豪的制度之一就是保持美国社会的开放。
修复与竞争，如何取舍？
端：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的政策中，有些政策对美国利益有反作用，像FBI对中国科学家的攻击，迫使他们回到中国（效力），而中国关键半导体的出口受阻，就鼓励国内生产商建立国内供应链。在这些情况下，美国有什么更聪明的策略吗？你对未来的政府有什么建议？
谢：很好的问题，首先，更富有智慧的策略是继续开放，对全世界的人才开放，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某些专业的中国学生。这样的做法太粗暴了。对学生的签证进行审查，比如说不招收和军队有关的学校的学生，也许是合理的。同样，我认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到每一项技术，想办法降低与此相关的风险，这样做要好得多。
比如说在人工智能方面，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大基本上都是公开发表的，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想来美国学习人工智能，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不用很担心他们学到什么东西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回到中国，那也很好，他们可以继续保持合作研究，让合作的每一方都能从中受益。所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是我们应该非常开放的一个领域。事情很简单，美国只要在自身的研发能力上投入更多就行。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专家在报告中反驳了李开复所谓“中国数据优势”一说，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数据。我们的人工智能专家说，数据不是石油，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而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基础性技术，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数据多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总有优势。
我们希望自己制造，然后卖给中国，而不是转让设备或设计等核心技术。
端：刚才提到，美国出口关键半导体的政策变化非常快，而且好像美国也在努力保持一个平衡，既要保住手中的核心技术，又不想失去和中国的生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我们建议对高端半导体生产和设计技术采取相当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这样更多的投资会流入美国或者其他盟友国，设计和制造高端的半导体材料，但我同时觉得美国的公司会很乐意把很多的半导体材料卖给中国。我们认为不应该像特朗普政府用实体名单来限制或者拒绝向某些中国公司出售半导体，但我们赞成限制出售制造高端半导体所需的设备和设计，这也是我们建议加强出口管制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自己制造，然后卖给中国，而不是转让设备或设计等核心技术。
端：报告也提出了重建美国国内的制造能力。拜登在9月份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建议针对那些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的企业进行税收处罚，同时对那些把工作岗位带回国内的企业进行税收抵免。但是这个建议也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的方向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等15个国家刚刚成立RCEP，而美国还在考虑是否要重新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于下届政府来说，向内和向外看，哪点更重要？
谢：我认为美国需要自我疗伤。美国有很多东西需要修复，需要对创新增加投资，还有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教育，所以应该优先解决我们国内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只向内看，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英语里有句话说，走路和嚼口香糖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It’s possible to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所以，我想你会同时看到拜登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恢复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友好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外交。
因此，美国致力于振兴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的外交努力。至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我同样认为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有些类型的制造业会回来，有些不会，但美国确实有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已经缩小。在创新方面，我们提出的观点是，拥有先进的制造业试验平台和设施确实有助于创新，这也是德国模式。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不具备先进的制造能力，那么它未来的技术开发会更加困难。
端：美国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加入CPTPP？
谢：几乎所有的亚洲政策专家都认为应该加入，但加入CPTPP是政治上的一个挑战。事实上，每一个贸易协定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我希望我们会努力去做，但拜登政府面对可能还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是否愿意拿出必要的政治资本来全力以赴获得支持呢？我不知道。
同时，他们还会试图完善奥巴马医改、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科学和技术，以及改善教育，帮助经济复苏。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不确定重新加入CPTPP是否会成为拜登政府的政治优先。我希望如此。
端：RCEP会是CPTPP的一大挑战吗？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说，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你怎么看这个最新表态？
谢：我认为RCEP和CPTPP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进行，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我最近读到中国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中国加入CPTPP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中国很多有改革意识的人都看到，如果中国和日本、美国能够制定出一个路线图，让中国逐步达到CPTPP的标准，那对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开放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像当初加入WTO一样。
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加入CPTPP的兴趣，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压力将有助于重振和加速中国国内市场改革、开放和加强法律体系，就像加入WTO一样。这将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并极大地提高中国在外国企业和政府中的国际声誉。
中国有自由贸易区已经很长时间了，可以追溯到经济特区，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开放更多的部门和地区的时候了，把整个经济对世界开放。
端：报告对美国相对中国的优势充满信心。在你看来，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对中国竞争反应过度了吗？
谢：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自信，但我们也确实需要在美国的科技研发能力上投入更多。我们需要让来自中国的竞争变成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编者注：Sputnik moment，指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美国的刺激）。历史证明，我们与前苏联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应。美国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等教育，提供的奖学金拓宽了穷人和中产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渠道。我们在研发上也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这种竞争对美国来说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激励。我希望来自中国的竞争也能成为那样的激励。
实干型合作，还是意识形态的对抗？
端：讨论到美国的信心，我从华盛顿听到的是，大家都在谈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且在一些人的观点中，拜登也被批评为对中国友好。
谢：我认为我们不惧怕和中国竞争，和中国竞争很好。美国两党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在一个竞争性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竞争框架可能有助于我们就振兴美国等国内的政策达成一致，而不是自设障碍。我们应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提升教育、解决贫困、就业、环境等国内政策来振兴自己。
来自中国的竞争有利于两党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我觉得这些政策都是可行的，但政治上有点棘手，必须运用策略和技巧去做。我们不想一直谈论与中国的竞争，因为我们不只是与中国竞争，而且我们不希望一直都是在抨击中国。
拜登团队拥有丰富的涉华经验。
端：关于拜登的外交新团队，你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他们了解中国吗？他们处理中国事务将会是什么风格？
谢：拜登团队拥有丰富的涉华经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Tony Blinken）在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努力修复关系的那几年，曾是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演讲稿撰写人。他原本是一个欧洲主义者，但1997-98年期间，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中国，包括在两国领导人互访期间。克林顿的北大现场电视讲话和他与江主席的记者招待会都对中国公众——不仅仅是对美国国内的公众——发表了感同身受的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布林肯想法的影响。我也参加了那次访问，我和布林肯一起在北京向外国媒体介绍情况，所以我知道布林肯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有很好的感觉。
端：你说到拜登是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的信徒。但他在今年一月《外交事务》杂志自己署名的文章中提出，要举办一个全球民主峰会。这在北京看来是对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你怎么看？
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看。其实这是我们振兴美国策略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加强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或者说，我们的民主制度有时候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些人对民主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主，和民主盟国一起。而这些不是为了孤立中国。
在美国，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按中国一句话说，民主永远在路上。我们当然可以解决特朗普留下的问题。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是否愿意拥有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每四年你就有机会投票，如果你认为你的领导人做得不好，就投票更换他？还是你希望有一个终身在任的领导人？我们的制度远非完美，但它确实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是否能够利用这个能力完善民主。
端：中国有释放修复两国关系的任何信号吗？
谢：我认为是的。首先，我看到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在大选前，然后在大选和就职日之间这个非常微妙的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相当克制，以尽量避免让人觉得中国在制造麻烦。我也认为，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在试图和印度谈判，以一定程度的克制来稳定两国关系。
我不知道，在拜登政府初期，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智慧和足够的灵活性来利用这扇机会之门。这扇门打开之后，将有助于我们在真正有分歧的领域进行谈判。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段时期将会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以后可能会比较困难。
我认为两国可以改善关系。我们可以恢复在公共卫生、气候和核不扩散方面的合作，包括伊朗和朝鲜，我们也可以找出有分歧的首要问题，并就此进行谈判。例如，我们应该能够马上就媒体互通问题进行谈判。在严格的对等原则之下，中美还可以就很多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进行谈判，因为中国的企业人士也希望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尤其是民企，而不仅仅是外企。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用谈判来解决，即使双方在人权、新疆和香港这些问题会继续存在很大的争议。
端：两国可能在抗击Covid-19的疫苗上合作吗？中美合作还需要什么条件？
谢：我希望可以合作。世卫组织有一个 “Covid-19 疫苗实施计划”，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加入了。但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还是没有加入。中国加入的时间比较晚。我相信拜登政府一定会让美国加入。
如果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国际倡议进行合作将是可取的，但这需要时间。我不认为拜登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就会发生，突然间就回到了中美接触和合作的黄金时代。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公众舆论现在对彼此都相当负面。双方政客们的言论已经调动了负面的舆论。
但我不认为负面的部分会永远存在，舆论具有变化和可塑性，它随着情况会发生变化。美国和中国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这将有助于改善双方的舆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期待拜登政府马上就有180度的改变。
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方面。这要看习近平是否能够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去努力稳定关系。
更重要的是，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方面。这要看习近平是否能够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去努力稳定关系，比如在一些大的方面，在外交上表现出善意和克制：少一些战狼外交，在国际事务上多一点温和和谦虚；在南海与其他声索国合作，作一些共同努力；稳定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等等。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有务实的基因，具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那种灵活应变的能力，在试图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时，做一些我认为真正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如果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一些非常积极的举动，那么他会帮助拜登政府在国内获得改善两国关系所需的政治支持。
有時候就是「知」華派才危險。因為是這幾年間中國變化太大。如果你從來沒有「知」華，就可以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目前的中國。如果你向來「知」華，那就還必須要處理掉過去那套看待中國的框架，而突破自我框架不容易啊。
好哇好哇好得很！五毛理客中大出洞“抢占舆论高地”，配合上端传媒“读者十论”的大字报，真可谓“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端传媒作为共产党发表理客中离间自由国家，煽动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谬误以玷污、破坏舆论形成自发行动能力的统战工具，的确在过去一整年来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功能。
如樓下有人評論的那樣，文章從頭到尾都錯得非常離譜，中國對外擴張根本沒有輸出意識形態，你如果不是睜眼瞎，就會看到對外宣傳恰恰是多邊、共贏等等，全是西方主流價值理念的標語，而川普這種政治素人，無論你對他有多麽憎恨，但也應該明白最基本的一點，他恰恰是美國總統歷任意識形態最少的一個人。連基本前提都搞不清楚，這也是端傳媒的幾乎所有美國政治評論人我都不想看的一個基本原因，你們的編輯的品味與判斷力過於低下了，當然這些都會最終付出代價的，你們也是
知華派？熊貓派而已，和傅高義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現在迫不及待要出來多吠兩聲，向真正的主子展示他們的忠心罷了
我同意@bbbbbb所说的，哪怕是极权国家，人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必须得到尊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内部目前的体制没什么不好，至少大部分人是真心拥护的。但如果你坚持这一原则的话，那你就会看到中国正在或将要侵害其他地方人民自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比如香港或台湾。而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有效的对华策略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中国民主化，而是阻止其继续危害其它人民选择美国所坚持的价值观念的权利。我同意文中的很多观点，比如美国应该继续开放，团结自己的盟友，以及弥合内部的分裂，但我所担忧的是，文中的观点并没有体现对一些基本原则的坚持，而这正是之前的接触策略被认为失败的原因。
唉。你講的的確很難聽。所謂中共治下的韭菜要學習做公民如何如何。我之前在別的地方回覆過，這本質是一種把極權國家內部人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思考剝離的論述，是一種毫無理由的蔑視。我不覺得美國的川粉比中國的小粉紅更會做公民；我也不覺得所謂自由國家裡很多面對疫情只考慮自己，不顧及社群的人比中國的所謂韭菜（然而他們真心希望消滅疫情，他們為了抗議會比西方國家的很多人做更多的犧牲）會做公民。
另外你說的基本就是從一個鏡子看世界，似乎你嚮往的就是一個按照「民主自由」分裂的二元世界，而完全不看其他。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不管是不是外力，極權均會把責任推向外部，這是極權的性質所決定的。非極權對掌控度的追求，必然會導致“責任不在我方”，“蘇聯逼債”“資產階級復辟”均是已發生的歷史。那麼為何要期待這種被操弄的“善意”？講得難聽少少，中共治下韭菜的意見並無什麼價值，即使極權垮台，亦不過是換個主人，要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學習如何做一個公民。即是如此，何不期待這天早早開始？
另外，何謂發展？或是說發展的目的為何？是僅僅在於提高科學水平，進行更多的貿易？至少中共所推崇的那種社會運作方式，不應該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如何能夠行使公民的權利，如何能夠監督政府的濫權，如何防止自己被監控等等，應該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若果說自由世界正在努力針對這些問題展開激烈的鬥爭，那麼中共顯然並不想這麼做。所以是否要打擊中共，是一個基本價值判斷的問題，而是否要與中共展開一定的交流合作，是在是非的基礎上，如何“應付”中共的戰術問題。摒棄基本價值而僅僅思考戰術問題，是一種迷失。
逮捕千人計劃科學家絕對只是國家安全，沒有開放與否問題。現時逮捕了的科學家都是收取了美國研究資助，隱瞞和中國的合作並且出賣研究成果。
特别是现在比20-30年前，中美有更多可以合作的能力和机遇，包括应付各种挑战，促进共同发展。21世纪初大家的共识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现在却不谈发展，是好事吗？
我觉得中美的有识之士都会认同，在开放发展中对抗才是正道。全球化造成的深刻问题，不是把它转移到别的国家就能解决的。
制裁，如果不考虑结果，不考虑我们还处在民族国家的世界，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以一种惩罚的心态，能取得任何好的结果吗？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六四后还是奉行engagement的策略。这不是绥靖主义。如果当时全力维度，拉下铁幕，后果会怎么样？世界在其后的30年是会经历比现在更好的发展？还是会持续动荡？
我觉得有很多维度可以评价一个国家：民主选举，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等等，而且这些维度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关的。简单的只在一个维度上处理外交是非常幼稚也危险的行为，甚至可能是霸权行为。
@madlex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内政出问题是外力造成的，那么一般人会把矛盾转向中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从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可以看出，民众会把矛盾转向外国政府的。这不全都是国内宣传的结果。比如俄罗斯，普京在选举中是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的。有各种原因，包括反对派不断被打压，国内的政治压力，等等。但是很难论证普京的支持者都是不真诚的。在国际环境敌对，特别是因为意识形态而进行经济制裁，围堵，更能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这在历史上多个国家都出现了。
外力——》内政出問題——》民主改革——》自由勝利——》戰狼收皮
什麼時候中國會有民主改革？我覺得是內政出問題的時候。中國政府一向把正當性建立在performance上。只有看到民主能提升performance它才會改革。外力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讀下foreign affairs的The Overreach of the China Hawks（包括其反駁的相關文章An Answer to Aggression）。其中指出，與很多西方觀察相反，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輸出意識形態，undermine democracy。西方國家沒有看到或者故意忽略中國的外交是為了在敵對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例如領土完整，發展利益，不被干預內政的權利。我覺得基本中肯。中國的外交是向內的，它並不尋求對外輸出價值和意識形態。它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創造合適的國際環境，實現復興。
從這個角度想，如果西方國家全面對抗，能對中國有什麼影響呢？極端的外力能推動中國向民主自由發展嗎？顯然不能。中國的外交是為內政服務的。俄羅斯，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利比亞，阿拉伯之春，有任何一個國家在西方國家或者思想強力介入後改變嗎？沒有。而且很多比原來更糟了。
那有人會說，全面對抗的目的是限制中國的影響，保衛自由民主的果實。可是，最近的調查都會發現民主在全球範圍內減弱。是什麼原因呢？如果民主是可欲的，高效的，怎麼會有這種趨勢呢？難道一切都歸功於中國不斷擴張嗎？顯然這不客觀。民主國家內部問題叢生，民粹主義大行其道，想必是一個不輸與外部因素的原因。想要別人走你的路，自己先要走好。這是簡單的道理。如果走不好，就給別人扣個帽子說他的路是歪的，他故意要把路帶歪，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小弟也不會跟著。
美國要走好民主的路，就是要先向內看。把疫情處理好了，就是最大的人道；把種族關係處理好，把選舉處理好就是最大的民主。國家重新開放，煥發生機，才能有感召力。我是挺希望美國這樣的。
簡單化，一刀切的對抗，沒有任何感召力，不能達到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培養的只是仇恨。遺憾的是最近這四年中國和美國都在這種纏鬥中越跌越深。希望b上台是一個改善的契機。
知华不知共，那就是熊猫派。意识形态差距明明存在，她却说放一边谈合作。
為什麼美國人要於太平洋小島上鑽鼠洞，要於北非荒漠裡食黃沙，而非與日本德國“競爭”，體面地做一個自由燈塔？你為了不患病，要健身壯實自己，亦要噴消毒水殺病毒。此為競爭萬能論者的盲點。
Susan Shirk代表的知华派已经退出美国政坛的主流了 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不会有一个本质的转变 这不是务实或者意识形态的二选一 而是不论从务实（现实主义）还是意识形态角度都会走向同一方向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必须遏制中国的扩张 因为问题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是中国把国家发展和意识形态输出结合在了一起 从一带一路 非洲战略 东南亚和南海争端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中国不断挥舞着经济大棒要求其他人在政治上屈服于中国 所以在华盛顿看来不论从务实或者意识形态出发都会得到一致的答案。谢淑丽作为中国的老朋友 当然是怀有同情心 但是也正如她自己不愿意宣之于口的而只能委婉表示的 最重要是看中国自己的态度。如果中国只希望在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那么这个冲突就无可避免 只会愈演愈烈。
所以中美都两国一制了，美国还怎么领导自由世界对付中共啊（悲
顺便一提，今天刚从美国的朋友那听说，美国有些地方还用保护不足的监狱囚犯搬运新冠死者尸体… 真的让人联想起你国新疆的样子
支持@雨月 @bbbbbb 和@第十一个观察者。和反共逗士们高度情绪化和黑白二元化的偏狭言论相比，端更需要这样的评论。
另外的一點是，美國單邊與中國對抗的行為是不是能得到盟友的支持？支持到什麼程度？很明顯t的四年是美國全球領導力不斷下降的四年。美國的盟友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美國暴露出的問題，包括種族歧視和混亂的大選，使得美國燈塔的好名聲漸漸失去了吸引力。我覺得這主要有兩個原因1）maga2）美國內政積重難返。b說做好自己的事，加強合作，淡化意識形態其實是很明智的。否則美國就會在民粹主義上越走越遠
雨月倡导的不就是这种东郭先生思维吗？
谢淑丽仿佛忘记了去年她访问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时遭到狂热的纳粹知识分子羞辱的历史，自愿当上东郭先生。
让来自中国的竞争变成美国自身凝聚共识，加强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这个观点很好。其实和中国面对欧美的施压与高标准而去提升自己的经济开发度、环保标准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互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升自己，一种是把对方搞烂。过去的四年一直是双方不断拉低自己的下限，突破彼此的底线，对对方的混乱內爆幸灾乐祸，进行毫无意义的外交挑衅，对人类的进步毫无推动。这种竞争，就算最后有某一方胜出，看起来也十分可笑。
至于美国能不能在这种理论上可以是良性的竞争中避免被中国“占便宜”，并最终获胜，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本事。
通共分子又成了香馍馍，纷纷反攻倒算，这是指的不只是与谢伟思高度相似的谢淑丽，还有端传媒。
其實就是歐巴馬路線
之前对Biden政府将来的对华政策还是持较正面态度，但读了这篇采访后转为悲观。“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用談判來解決，即使雙方在人權、新疆和香港這些問題會繼續存在很大的爭議。”这句大概意思就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而“人权，新疆和香港”就属于被搁置的那些争议。这无非就是Obama时期的老路，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点很关键，美国仍然希望保持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在于“能制造，能出口”通过出口来增强中国半导体行业对美国的依赖，特朗普政府已经证明限制芯片出口只会导致中国芯片自研加速，前段时间美国对华为的限制措施里突然放宽——即使高通不提供手机芯片，那么就换成英特尔来提供，这一点很明确，靠围堵杀伤华为等企业只会造成中国自研芯片计划加速，而放宽出口反倒是另外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资本看来，摆脱对美国成熟供应链的依赖显然比在围堵下自研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