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包围城市，到难以为继的多民族联邦：埃塞俄比亚危机始末

11月4日，正值美国大选投票日，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Abiy Ahmed）在脸书上称提格雷人解放阵线（TPLF，提人阵）袭击了驻扎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雷（Mekele）的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北方司令部。默克雷机场随即遭到联邦军队惩罚性空袭。数日间，联邦政府与提格雷州的对抗迅速升级。

11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与阿比通话，同时要求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轮值主席苏丹总理和非洲联盟介入交战双方谈判。但阿比9日发布推特，称“担心埃塞俄比亚将陷入混乱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执法行动，加上作为主权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能力，将迅速收拾法外之徒。” 提格雷州主席顾问、提人阵重要成员Getachew Reda则反唇相讥，在推特上称阿比穷兵黩武、首先发起了战争，提格雷州只是自我防卫。

随后，提格雷境内的交通被提人阵切断，向外通信被政府切断，商业银行关闭，埃塞政府控制了一切社交媒体。在外界看来，双方有如在巨大的黑箱中鏖战，只有不多甚至矛盾的消息传出。

据国际特赦组织11月12日报导，11月9日，埃塞国防军和阿姆哈拉特种部队在苏丹-埃塞边境的Lugdi打击提人阵。9日当晚，临近Mai-Kadra小镇中心的埃塞俄比亚商业银行附近和通往北方边境Himora的道路上有数百人被杀，死者据说大多为来此打短工的阿姆哈拉人， 身上多为砍伤。幸存者称施暴者为提格雷州警察和武装力量，但提格雷州代理州长、提人阵主席德布雷齐翁（Debretsion）否认。11月10日，联邦政府发言人Redwan Hussein宣称国防军夺回默克雷的北方司令部。13日，阿比临阵换将，联邦情报、安全、警察等部门的部长被撤，Mulu Nega被任命为提格雷州临时政府行政长官，提格雷州进入了两个首脑并存的局面。13日晚10时，提格雷州南方的阿姆哈拉州受提人阵空袭，当地居民称枪声大作15分钟后归于寂静。

战事愈演愈烈，显然已超出阿比总理轻描淡写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或“法治”问题，上升到东非区域性危机。

日前，至少有两万难民出逃提格雷州，涌入邻国苏丹。联合国难民署（UNHCR）敦促周边国家开放边界以方便民众逃难、并要求埃塞俄比亚当局允许国际援助机构进入境内，以救助提格雷州内约10万流离失所的民众。14日，埃塞国防军宣称从提格雷南部向默克雷进军，控制了公路沿线的数个小镇，发言人称“叛乱”将迅速结束，提人阵首脑将受到惩罚。同一日，提人阵警告北方邻国厄立特里亚不要参战，数小时后向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机场发射了至少三枚火箭。

人们或许记得，2019年阿比·阿哈迈德总理因结束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长达20年的对峙而获得诺贝尔奖。一年之后，埃塞俄比亚境内便大动干戈。这场战争，是否如阿比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维持法治的军事行动，又或是东非大国新内战的起点？为何作为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核心成员的提人阵，在阿比总理上台后仅仅五年时间内，便落到退居一隅的局面？

霍查主义的游击队路线

1974年，少校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动政变，推翻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成立了倒向苏联的德格（Dergue）军政府。

正是从1970年代到1991年，提人阵从一支边远地区的民族解放组织，改头换面变成埃塞俄比亚执政党集团“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埃革阵）的核心。追溯这段往事，才能理解提格雷人的历史记忆和立场。

从军事角度，提人阵的崛起相当意外。提人阵的核心意识形态是霍查主义（Hoxhaism）——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都是修正主义，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978年，德格军政府扫平东方索马里叛乱后，挥师北上，计划平定两支叛乱队伍：提格雷的提人阵与厄立特里亚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厄解阵）。

1987年的军政府拥有非洲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但1988年3月，在短短48小时内，他们就溃败于厄立特里亚的Af-abet。接下来，提人阵在提格雷州中部山区发起了Shire-Enda Selassie战役。1988年4月，德格军政府重新集结军力，在默克雷设立大本营。提人阵则应之以运动战，消灭小股敌军，占据制高点，切断敌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后聚而歼之，德格军政府不断溃退。

1989年初，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提人阵联合其它民族运动组织，组成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埃革阵）。1990年4月，由意大利协调的谈判破裂，因为提人阵/埃革阵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认为对手处于崩溃边缘，没有必要谈判。1991年2月19日，门格斯图开始流亡生涯，德格军政府倒台。4月，埃革阵进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启为期三十年的执政期。

以游击队打败中央军的提人阵，其全方位动员能力值得注意。这种动员能力虽然与1960到70年代非洲兴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密不可分，却也高度依赖于提格雷民族主义，这最终在1991年的建国和草拟宪法过程中，埋下了分离主义和内战的种子。

早在1970年代，在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 I）为埃塞现代化而设立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今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中，一群二十岁出头、来自提格雷地区的学生就成立了“提格雷民族组织”（TNO），这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提人阵的前身。埃塞帝制此时已经走向黄昏，在非洲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帝国主义对广大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压迫，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青年学子们趋之若鹜。

提格雷在近代遭受了多重磨难。这一地区本是埃塞俄比亚文明发源地，地处高原，深谷河流切割出台地，适合封建领主割据。近代以来，提格雷饱受战乱之患，不仅因为“诸王战争”（1769-1885）期间的封建首领争雄，也因为欧洲殖民者需要从这里进入埃塞俄比亚，1889年，后来加冕成约翰尼斯四世的Kasa Mercha与马赫迪苏丹的远征军作战受重伤，将皇位传给亚的斯亚贝巴一带的强势首领孟尼利克二世，标志着埃塞王国的重心从提格雷人转移到阿姆哈拉人。战后，海尔·塞拉西一世加强中央集权，在提格雷地区任命官员替代旧贵族。但这些官员对地方课以重税，加之腐败，激起了提格雷农民的“革命”（Woyyane）。诸多战乱使这一地区民生凋敝。流落在外的提格雷人，也往往被当地人看低一等。提格雷匪患迭出，一般民众对殖民者和皇帝都没有什么好感。

197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的学生从亚的斯亚贝巴回到家乡，一方面对提格雷乡土社会进行社会改造，另一方面反抗比塞拉西皇帝更为糟糕的德格军政府。在曾经参加过1940年代反对海尔·塞拉西皇帝、又曾在德格政府任职的传奇人物Gessesew Ayele （Sihul）带领之下，这些学生到他的中部山区老家Shire，仿效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斗争的路线，并改组为提人阵，自称为“第二革命”（Kalai Woyyane），以标榜自己是摆脱帝国压迫、追寻民族自决的“第一次”革命（1943年）的延续。一开始在农民眼里，这些青年只不过在外喝了几年墨水，擅长搬弄文字。但改组后的提人阵却对传统的提格雷社会进行了有效而深入的改造，并且在当时的盟友“厄解阵”（即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当时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的指引下，有意识地吸收农民参加武装斗争。这些改造包括了以下四点：

一、组织农民协会、人民公会，取代乡绅治理。其成员一开始是去教堂、葬礼、市场、邻里会议上解释革命运动目标，鼓动农民加入农会，为土地改革做准备。提人阵传唱革命歌曲、走家串户聊天，强调他们是“提格雷的儿女”，建立民众对组织的认同，在其根据地发动、组织、武装群众，并且通过安排干部（kifli hizbi）动员、召开大会（gämgams），排除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声音，加强内部控制凝聚力。在集体压力之下，很多对提人阵之外的力量怀有同情的人也需要通过“自我批评”表示忠诚，或者三缄其口。提人阵就这样将全部农民转为会员。

二、实行土地革命。提格雷传统上，土地分为从上一代继承的“祖田”（risti）、每七年重新分配一次的“社田”（ deisaa）、皇帝分配给官员、领主、教堂的“贵田”（gulti），以及乡村地区用以供奉教区教士和信众活动的教区田（rim）或“五一田”（himsho）。在革命前夜的估计中，25%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45%的农民少于1公顷；23%在1/2公顷和1公顷之间，21%拥有1到2公顷。提人阵的目的便是粉碎这种土地制度。同一时间，德格军政府也在社会主义纲领下尝试土地改革，但没有顾及城市的劳动阶级、工匠和小生意人，提人阵便率先在这些群体中分田地，壮大了政治基础。

三、设立青年与妇女组织。为了让农村青年加入武装，提人阵通过人民公会，规定男性结婚年龄提高到26岁、女性提高到22岁——在传统农业社会，只有结婚才能分到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推迟婚龄则意味着年轻人推迟得到土地的年龄，如此年轻人就从传统中解脱出来，不再被束缚在土地和家庭上。提人阵组织这部分青年，让他们参与后勤活动，成为提人阵的预备队，干部带动青年高喊“我要为提格雷奋斗！”、“我要参加提人阵军队！”那些不愿意参军的青年则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提人阵培训广播站工作人员、赤脚医生等，同时利用国际援助和流散的提格雷人提供的财力，在城镇关闭国家设立的学校 ，设立自己的学校，动员更多青年。此外，提人阵男性战士多有禁欲的“僧侣气质”，将性暴力视为犯罪，甚至可以判处死刑，以保证当地的丈夫和父亲放心让他们的妻女加入部队。提人阵军队约有三分之一是妇女。

四、利用宗教。埃塞传统上宗教氛围浓厚。东方正统教会一方面与社区和家庭紧密联系，一方面支持皇权。提人阵策略性地支持军政府没收“贵田”（gulti）的政策，但却容忍教区土地制度，不损害教会的基层经济基础。他们也将宗教与社会活动置于自身控制的人民大会和人民议会（baitos）下，并切断提格雷教会与埃塞俄比亚正统教会的联系，同时对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展现包容。

提人阵多少借鉴了中国/越南的革命经验，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改造，通过运动取得了对提格雷社会的高度控制。就政权层级而言，提格雷乡村社会旧有的地方治理机制转变为提人阵领导下的人民议会。县一级的人民革命议会拥有武装部队，军属和干部家属由村庄保证生活来源。法律审判权由乡老（shimagle）和干部共享，而被称为“革命的火炬手”的干部往往具有决定权。这样一来，提人阵垄断了民族动员的地位，成为提格雷人的不二代言人。

埃塞宪制中的分离主义

1991年推翻军政府后的三十年，提人阵面临新的局面。在这三十年里，埃塞俄比亚由执政联盟“埃革阵”（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长期领导。

埃革阵由四个大的民族政治集团组成，分别是提格雷人、阿姆哈拉人、奥罗莫人、和南部少数民族。但提人阵于1989年组成埃革阵只是权宜之计，组成方式也是自身政党控制方式的翻版。一方面，作为仅占埃塞俄比亚人口6%的政治集团，提格雷人需要联合其它民族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在形式上满足西方要求实现民主的需要——当时负责外交协调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Herman Cohen）曾警告提人阵“没有民主，就没有合作”。

虽然埃革阵的成立创造了埃塞俄比亚广泛团结的形象，但人们认为被拉来组成埃革阵的盟友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只是提人阵的“阿姆哈拉人喉舌”； 而由提人阵释放的政治犯组成的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也只是他们的“奥罗莫人喉舌”。因此，埃革阵的构筑也可以理解为提人阵通过政党工具控制盟友。不过，因为共产主义军政府的倒台，美国也愿意接受一个权威主义政府。

在美国的外交协调下，提人阵/埃革阵于1991年7月1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埃塞俄比亚和平民主过渡会议”，邀请了27个民族运动组织的代表参会。27个组织中，有19个是以族群政治为基础的，5个是全国性的政治组织，3个是公民或职业团体。过渡会议讨论的建国章程由提人阵/埃革阵和奥罗莫解放阵线（OLF）起草，谈判桌上以提人阵、奥罗莫解放阵线，加上分离主义立场的提人阵的盟友厄解阵为主。这三家均是以往的民族压迫的产物，被急转直下的历史带到前台，去决定埃塞俄比亚未来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过渡会议中，主张埃塞俄比亚主义的组织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PRP）和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MEISON）等未在邀请之列。这些主张泛埃塞俄比亚（pan-Ethiopia）团结的组织缺席会议，与会者便很容易达成让厄解阵构成的厄立特里亚过渡政府在三年后进行公投与埃塞俄比亚分离的协议。有些参会的组织如ENDO（埃塞俄比亚民族民主组织）对族群的分离权和厄立特里亚分离问题发起讨论动议，但埃革阵代表认为这些保留意见会损害宪章基础。最终，《过渡时期埃塞俄比亚宪章》规定地区议会以民族为基础，保留埃塞俄比亚诸民族、国族和人民自决独立的权利。并且，埃革阵只认可公民的单个族群身份，而不认可因为历史整合而出现的多重族群身份归属的情境。

这便是埃塞俄比亚现在实行的区域民族联邦制（regional national federalism）设计。

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亚议会由27个族群组织代表组成代表议会（COR，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是为立法机构，共87席位，32席位属于埃革阵，其余55个席位属于23个非埃革阵组织。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部长议会则以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为首。他随后以过渡政府总统身份，任命总理和17个部长组成的内阁，其中多数部长职位由提人阵和奥罗莫解放阵线的人选担任。

在短短几年内，梅莱斯一方面通过政党联合掌握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埃塞国内的族群与民族政党迅速增加。如今，在埃塞俄比亚联邦注册的81个政党中，73个是族群性组织。族群政治被合法化后，常常出现族群政治集团的领导人利用族群对抗情绪加强自身权力，族群之间对抗和仇恨有增无减。

分离主义，或埃塞俄比亚主义？

埃塞俄比亚长久以来是世界上发展水平靠后的国家。梅莱斯·泽纳维执政后，特别是从2005年以后，才以年均GDP增长超过10%引起世界瞩目，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这一时期大幅增长。

梅莱斯奉行的经济纲领可称为“民主发展型国家”，即以民主为表、威权政府主导发展为里。威权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并非没有先例，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如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等）1980年代以来的成功经验，对一些非洲国家而言，已成为在国际基金组织开出的“结构调整”（structural change）药方失效后的替代性方案。这一时期的埃塞俄比亚重视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在各个区域建立了多个工业园，意图成为非洲的制造业大国。

然而，以民族政治集团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架构，在1991年之后即显现出风险。

1992年，与埃革阵共同起草宪法草案的奥罗莫解放阵线因为在政府中被埃革阵的盟友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OPDO）边缘化而退出埃塞俄比亚政府。奥罗莫族占到埃塞俄比亚人口的40%。2005年埃塞大选，团结与民主联盟（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自称赢得了 49%的选票，远多于埃革阵的34%得票率，但随后却被镇压、领导人也被软禁，其2006 年确定的政党定位已经指出，当代埃塞俄比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和解。2016年以后，奥罗莫地区，特别是亚的斯亚贝巴周边发展中的征地问题，引发了对提人阵的政治抗议，多次将国家带入紧急状态。

2012年梅莱斯·泽纳维总理的突然去世，给埃塞俄比亚留下了权力真空——这也是所有威权政府更迭的常见问题。2018年，继任总理因国家再次陷入族群政治激化导致的紧急状态而辞职，据传是埃革阵内部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埃革阵主席选举中，四个政党集团党魁中的胜选者将出任下一任总理。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主席Lemma Megers因为不是议会成员无法担任总理，因此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让党内第二人、1976年出生的阿比·阿哈迈德出任党主席。阿比少年从军，会说提格雷尼亚语，曾在提人阵主导的军队的安全情报部门中任职多年，也在奥罗米亚（即奥罗莫）城市发展规划部主任任上解决过土地和宗教纠纷，更在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单这两大族群，人口便占到埃塞总人口的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阿比是各方（包括提人阵）的公约数，加上阿姆哈拉领导人退出竞选，阿比遂赢得埃革阵主席选举，并于当年4月就任埃塞俄比亚总理。

阿比上任之后，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与埃革阵宗旨大相径庭的私有化与自由经济的发展道路。

此前的梅莱斯·泽纳维政府曾拒绝了国币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开放银行业务的要求。虽然埃塞政府重视引进外资，但国内零售业、物流、金融业都未向外资开放。阿比上任后，计划将通信、糖业、能源、航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更对提人阵庇护下的党产进行清算。在这一过程中，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军民工业品企业金属工程集团（METEC）轰然倒下。金属工程集团于2010年成立，承建埃塞境内青尼罗河上的复兴大坝与蔗糖厂，均为国家工程。2018年4月，金属工程集团总经理Kinfe Dagnew于阿比上任后退休，6月国会委员会即查出该公司生产的3.3亿美金机器设备没有销路，总价值30亿美金的蔗糖厂项目也未能竣工（与之对照，2018年埃塞俄比亚GDP约为844亿美元），遂于当年8月终止金属工程集团的复兴大坝与糖厂项目合同，在11月将准备出逃苏丹的Kinfe Dagnew押解回埃塞首都受审。

失去梅莱斯·泽纳维这样以威权方式领导全埃塞的领导人，提人阵内部已经出现分裂：留在亚的斯，还是回老家提格雷？提格雷人虽然是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族群政治始作俑者，但其它族群对政治的理解和他们并没有本质差异。作为少数民族的提格雷人同样能感受到阿姆哈拉人和奥罗莫人对自己的仇恨，只不过他们会更强调自己为1991年埃塞俄比亚的新生作出长期抗战的牺牲，也会强调“只要把腐败分子抓起来，继续发展就好了！” 而2019年阿比总理与厄立特里亚总理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就长达20年的边境对峙达成和解，更激起了提人阵和提格雷人的不满。

提人阵在创始之初，曾经得到厄解阵的军事帮助（有一部关于“Musa”的电影，讲的就是厄解阵在早期派给提人阵一位战士Musa、并担任提人阵军事指挥工作的事迹）。但在共同抵抗军政府期间，厄解阵一直在提格雷境内另一支力量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EPRP）和提人阵之间摇摆。厄解阵的盘算是若自己支持临近的分离主义运动组织，只能给埃塞俄比亚主义者借口扩张军备，从而对自身造成威胁。当德格军政府威胁到自身的生死存亡时，厄解阵才容忍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差异，选择与提人阵并肩战斗（厄立特里亚倒向苏联，主张阵地战）。1998年到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更将两者推向了对峙局面，厄立特里亚在战后长期处于紧急状态，并半公开支持埃塞的反政府奥罗莫解放阵线武装活动。

2019年阿比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方案，包括了将争议的Badme地区大部交给厄立特里亚。此举让国际社会欢欣鼓舞，阿比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对提人阵而言，阿比此举实在是私相授予、借花献佛。

隐藏在1995年宪法中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分离危机也由于2019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而加剧。埃塞俄比亚与中国交好，世界卫生组织（WHO）秘书长谭德赛（Tedros Adhanom）曾在提格雷州和埃塞政府任职，因此是非洲率先采取积极抗疫行动的国家之一。

3月，世界各国专家还在辩论封锁（lock down）的有效性的时候，提格雷就已经宣布了州紧急状态，在州内禁止旅行14天，取消一切社会活动。这一举动比4月8日联邦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早了两周，不仅引起了宪法学家争议，阿比改组埃革阵后成立的泛埃塞俄比亚政党“繁荣党”也称其不合法。4月2日，提格雷州又宣称拥有了病毒检测能力，几乎与埃塞俄比亚卫生部同时，似乎是要在疫情防控上争夺政治合法性。阿比其后宣布因为疫情推迟全国大选，然而9月份，提格雷州便在州内举行选举。阿比将此举称为“棚户选举”（shanty election）——在不合法的地基上搭房子，造得再高也是不合法的。在提人阵退出联邦的分庭抗礼的意图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阿比总理有族群合解的民意为基础、并且赢得厄立特里亚的支持。因此他高举“法治与秩序”的大旗，“惩治不法之徒”的军事行动也便呼之欲出了。

无论是联邦政府宣称的“护法”还是外界认定的“内战”，战事已经持续数周，埃塞俄比亚社交媒体全面禁止谈论政治与战事有关的信息。从军事上看，提人阵依然可能拥有重型装备，战争和社会动员力量不可小觑。即使默克雷这样的大城市被占领，也可以退守中部山区根据地，从而延长战事。

更大的风险在于战争扩大带来的政治社会风险。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接近现任政府，但由于长期依赖提人阵在东非地区反恐，加之大选后的混乱，恐无暇旁顾。吉布提可能由于埃厄和平，港口的重要性下降而支持提人阵。提格雷相邻的厄立特里亚则因为长期征兵备战，一直处于高度动员状态，国内政治正常化呼声高涨；若提人阵在边境地区用兵而导致厄立特里亚征兵，也许会枯竭厄立特里亚的国力，动摇政治稳定。

战事如火如荼，但那些成千上万跨越州界无法联系家人的劳工、断水缺粮流离失所的平民和妇孺，乃至提格雷和埃塞俄比亚境内不同的族群，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

本文部分观点来自提人阵早期军事首长Aregawi Berhe的博士论文《提人阵的政治史（1975-1991）：叛乱、意识形态和动员》（2008年），以及周瑾艳《作为非洲道路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刊载于《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Berhe的论述具有高度史料和反思价值。Aregawi Berhe在1985年被提人阵驱逐，流亡欧洲三十多年后，在阿比的邀请下又回到埃塞俄比亚，为多个党派的和解而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