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解体：COVID-19如何预示着美国时代的结束

【陈婉莹前言】人类学者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8月6日在《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发表长文“美国的解体”（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在网上飙红，一连五周的阅读量高居《滚石》榜首。到现在，文章的阅读量已超过500万，在社交媒体出现逾3亿6千万次。戴维斯也成为了网络红人，频频被媒体邀请亮相接受访问。

作者把COVID-19疫情放到一个大历史的角度，配以具体的数字和大量事实，来支持美国“解体” 的论述。作为一个身在加拿大的大学教授，作者用词极狠，称特朗普总统为“说谎者和骗子，拙劣的恶霸”。大概为了提防误解，他在CNN的访谈中讲了他和美国的关系：他也是个美国人，在美国读大学和拿到博士学位，儿子现在美军服役海外，大有“爱之深、责之切 ”之慨。

在给我的电邮中，他提到对读者热烈的反应感到意外，特别是回应中人不是以特朗普的支持者居多，而是对美国“怀著深深的悲哀”的民众。他说，“我热爱美国、这块惠特曼（Walt Whitman，诗人）和林肯之地的纯洁精神。但有时如果你要所爱的人还有任何重生的机会，你必须在他们面前举面镜子、揭示他们的现状。这是康复路上的第一步。我把这篇文字作为一个对自己家庭的干预（A family intervention）。”

戴维斯写那篇文章时，未得到编辑约稿，完稿后发给了在《滚石》做编辑的老友发表，不料引起轰动。

戴维斯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文化和生态系统风险领导力讲座教授，他也是个探险家、摄影师，一个行动型的学者。他的获奖著作包括 “Into the Silence” 和 “The Wayfinders” ，新书《玛格达莱纳：梦想之河》（Magdalena River of Dreams）刚在上月出版。玛格达莱纳河是哥伦比亚的大动脉，发源于安第斯山脉海拔3600米高的崎岖荒地，向北流淌近1600公里，穿越云雾缭绕的峡谷，流过远古的神秘巨石，将下游灌溉成为肥沃的平原，最后流入加勒比海。使人担心的是，这哥伦比亚的母亲河因为两岸过份的开发和污染正面临灭绝。

他在电邮中说，“《滚石》的文使新书的曝光率大增，我的朋友阿巴德把这本书形容为‘一封写给哥伦比亚的情书’。这本书不避讳真相，但写得很有同理心和爱慕之情。我想这种卑微的方式，或许能让哥伦比亚人冲破消极和绝望。人民对自己的命运越有自豪感，持久和平的前景就越大。我希望你有机会读到它。”这种心情，看出来也是他写“解体”长文的初心。

我联系原作者，取得这文章的中文版权，基于两个感悟：

第一，作者行文不避讳真相，怀著同理心和爱慕之情，讲自己心爱的土地的故事。这在华文世界可能吗？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在国家面前举起镜子，如实地揭示现状，我们有这个胆量吗？

第二，美国总统选举将在几天后举行，这是学习美国文化、政治运作的时刻 （learning moment ），像一位老朋友说的，我们不必“崇美”，也不要“仇美”，但是要“知美”、了解美国。本文提到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之间极端疏离的现状，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

戴维斯授权我负责文章在华文世界的版权，由端传媒独家首发。转载请和我直接联系。

（陈婉莹，资深记者、编辑、新闻和传媒教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

我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全球性现象，人类前所未有地在数字技术空前普及的情况下聚集，关注同一个生存威胁，被同样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所吞噬。我们还热切期待着相同的、虽尚未被实现的医疗科学的承诺。

在短短一个季节里，文明被一个比盐粒小一万倍的微寄生生物带入低谷。COVID-19不仅攻击我们的身体，还攻击我们生活的文化基础，攻击社区和人们赖以建立联系的工具，这些对人类来说，就像爪子和牙齿对老虎的意义一样。

迄今为止，我们对COVID-19的干预主要在于减缓传播速率，和拉平发病曲线。我们眼下还没有治疗方法，也不确定疫苗会在近期诞生。腮腺炎疫苗是有史以来开发时间最短的疫苗， 但也花了四年。COVID-19在四个月内杀死了10万美国人。有一些证据表明，自然感染不一定带来免疫力，这让人质疑疫苗的有效性。疫苗的安全也要得到保证。要对全球人口接种疫苗，只要每一千人中有一人出现致命的并发症，就意味着数百万人的死亡。

大流行病和瘟疫往往对幸存者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14世纪，黑死病杀死了近一半的欧洲人口。劳动力的稀缺导致了工资的增长。上升的期望值导致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标志着统治了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的封建秩序开始终结。

COVID大流行将成为一个被人们铭记的历史时刻，这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只有在危机过后才会显现出来。它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拐点，就像1914年费迪南大公被暗杀、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成为上世纪的基本性的标杆一样，预示着更大、更影响深远的后果。

COVID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毕竟，在文化方面，变化是常态。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面对生活上种种新的可能。当公司取消或缩小中央办公室的规模，员工在家办公，餐馆停业，购物中心关闭，流媒体将娱乐和体育赛事带入家庭，航空旅行变得越来越麻烦和痛苦，人们会惯性地适应。记忆的流动性和遗忘的能力也许是人类最令人困扰的特征。历史的教训显示，这能力让我们能够接受社会、道德或环境任何程度的退化。

毫无疑问，金融的不确定性将投下漫长的阴影。环球经济体制的上空，笼罩著一个发人深省的共识，即地球上所有国家手中的所有金钱将永远不足以抵消整个世界停止运作时所遭受的损失，各地的工人和企业正面临在经济和人类生存之间的选择。

这些变化和情况会让人不安，但除非经济彻底崩溃，否则不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疫情的大流行对美国的声誉和国际地位会造成绝对破坏性的影响。

在一个黑暗的瘟疫季节，COVID将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幻想化为泡影。在危机最深重时，美国每天有2000多人死亡，美国人发现自己加入了失败国家的行列，被一个功能失调和无能的政府统治，这个政府对死亡率负有主要责任，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划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

第一次，国际社会觉得有必要向华盛顿派遣救灾物资。据《爱尔兰时报》报导，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激起种种感情：爱与恨、恐惧与希望、嫉妒与蔑视、敬畏与愤怒。但是，有一种感情在此前从未投向过美国：怜悯。”当美国医生和护士急切地等待着从中国紧急空运来的基本物资时，历史的铰链开启了亚洲世纪。

没有一个帝国能够长生不死，即便它们很少预料到自身的灭亡。每一个王国都是向死而生。15世纪属于葡萄牙人，16世纪是西班牙，17世纪则是荷兰。18世纪是法国的天下，而英国统治了19世纪。英国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抽干破产，直到1935年，帝国的地理版图达到顶峰，英国人还保持着统治的假象。到那时，火炬当然早已传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1940年，当欧洲燃起战火，美国的军队数目还不及葡萄牙或保加利亚。但在四年内，1800万男女参军，还有数百万人在矿井和工厂通宵达旦开工，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承诺的那样，将美国建成为民主的武装库。

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六周内控制了世界90%的橡胶供应，美国当时将汽车限速降到35英里/小时，以延长轮胎的生命。在其后三年内，美国从零开始发明了合成橡胶工业，使盟军得以辗平纳粹。在巅峰时期，亨利·福特的Willow Run工厂昼夜不停运作，每两小时生产一架B-24“解放者”式轰炸机。长滩和索萨利托的造船厂每天24小时开工，每天一出厂两艘“自由”号战舰，持续四年，并创下4天15小时29分钟造出一艘舰的记录。底特律的一个克莱斯勒兵工厂生产的坦克车数量，超过了整个第三帝国。

战争结束后，欧洲和日本陷入灰烬，人口只占世界6%的美国，雄据了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包括93%的全球汽车产量。这样的经济优势孕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和工会运动，让一个教育程度有限的美国人可以独力养家糊口，拥有房子和汽车，并把孩子送进好学校。这绝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富裕的环境容许资本和劳动者和平共处，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时代，富人的高税率标志着机会的分享互惠，令其并非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唯一受益阶层。

但自由和富裕是有代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是个近乎非军事化的国家，但在胜利之后，美国从未从战场撤退。时至今日，美军在150个国家部署军队。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一次仗，美国没有过一天和平的日子。卡特总统最近指出，美国在242年的历史中，只享受了16年的和平，正如他所写的那样，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自2001年以来，美国已经在军事行动和战争上花费了超过6万亿美元，这些是本可被投入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与此同时，中国致力建设国家，每三年浇筑的水泥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用量。

当美国成为世界警察时，暴力却在国内蔓延。1944年6月6日的D日，盟军阵亡人数为4414人；2019年4月底，美国内枪支暴力事件已经杀死了同等数目的男女。到当年6月，美国民众私枪造成的死亡，已超过盟军在诺曼底战役中，集五国军力应战的第一个月的阵亡人数。

战后的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崇尚个体，却牺牲了社区和家庭。犹如社会学意义上原子的分裂。个人的流动性和自由的扩充，是以牺牲共同目标为代价。在美国的广大地区，家庭失去了作为一个社会细胞的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40%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只有6%的美国家庭有三代同堂住在同一屋簷下，长者被普遍遗弃在养老院。

“24/7”这样的口号，颂扬对事业的完全奉献，男女在工作中疲于奔命，与家庭的疏离日增。美国的父亲平均每天与孩子直接交流的时间不到20分钟。当一个年轻人到了18岁时，其中整整两年时间都会在看电视或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中度过，这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被美国三军司令称之为国家安全危机。

美国人中，只有一半人表示每天在体验有意义的、面对面的社交互动。这个国家消耗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抗抑郁药物。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危机，取代车祸，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因。

这种转变和衰退的根源在于贫富鸿沟的不断扩大。经济差距存在于所有国家，所造成了破坏性的紧张局势，等同与有违正义的不公平的程度。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其他力量能加强社会的团结——宗教信仰、家庭的力量与慰藉、对传统的自豪感、对土地的忠诚、地方精神——就可以缓解、甚至减弱撕裂一个社会的消极力量。

但是，当所有旧的确定性被证明是谎言；当工厂关闭，荷包日渐肿胀的公司领导将工作转移到国外，对工人家庭美好生活的承诺被粉碎了，社会契约也被不可逆转地废除了。两代人以来，美国一直在庆祝全球化，使之成为标竿性的符号，但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知道，这不过是资本在寻觅更便宜的劳动力来源。

多年来，美国保守派右翼人士援引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念，想像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但必须被假定为事实的美国，以合理化他们的失落感和被抛弃感、对变革的恐惧，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苦涩的怨恨和挥之不去的蔑视。那是一个为妇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带来新希望的时代。事实上，至少在经济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样类似丹麦。富人的边际税率是90%。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平均只有中层管理人员的20倍。

今天，高层企管的基本工资通常是一般员工的400倍，其中还享有可观的股票期权和福利。美国1%的精英阶层控制着30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底层的50%的负债超过他们拥有的资产。最富有的三个美国人的财富超过最贫穷的1.6亿的同胞。足足有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这个数字在黑人家庭中上升到37%。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是白人的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美国人——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种——离破产只差两次发薪支票。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诩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 但却走在高高的钢丝上，掉下来的时候没有安全网的保障。

在COVID危机下，4000万美国人失业，330万家企业倒闭，其中包括41%的黑人拥有的企业。美国黑人只占人口的13%，但在联邦监狱中的人数远远超过白人，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死亡人数几乎是美国白人的三倍。美国社会政策的最重要规则，从来是不要让任何种族群体比黑人过得更糟糕，也不要让任何人遭受比黑人更多的不公正待遇。病疫大流行也是如此，仿佛病毒正在从美国历史中汲取灵感。

COVID-19并没有拉低美国的身段，它只是揭示了早已被我们抛诸脑后的现实。随着危机的展开，每天每分钟都有美国人死亡，这个曾经能按小时生产战斗机的国家，却无法生产追踪疾病所必需的纸质口罩或棉签。这个战胜了天花和小儿麻痺症，并在医学创新和发现方面引领了世界几代人的国家，却沦为笑柄，因为一个小丑总统主张使用家用消毒剂来治疗一种他在智力上无法理解的疾病。

当一些国家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病毒时，美国却在否认中蹒跚前行，仿佛故意视而不见。美国的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4%，但COVID死亡人数很快就上升到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美国这种疾病受害者死亡的比例是全球平均的六倍。全球最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没有激起羞愧，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谎言、诿过于人，和对奇迹疗法的吹嘘，像狂欢节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不足信赖。

当美国像一个腐败的小国独裁者一样应对危机时，世界上真正的独裁者却趁机抢占了制高点，享受着难得的道德优越感，尤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之后。车臣的专制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责备美国“恶意侵犯普通公民的权利”。朝鲜报纸反对美国的“警察暴力”。伊朗媒体引述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话，幸灾乐祸地说：“美国已经启动了自我毁灭之旅”。

特朗普的表现和美国的危机，转移了人们对中国在疫情于武汉爆发初期处理不当的的注意力，更不用说它在香港粉碎民主的行为。当一位美国官员在推特上提出人权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援引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简短地回应：“我无法呼吸”。

我们可以对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言论嗤之以鼻，但美国人并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他们的政治进程容许一个失德的煽动者成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使国家蒙羞。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言：“世界上总有愚蠢的人，也有很多下流的人。但很少有愚蠢的人如此下流，也很少有下流的人如此愚蠢。”

美国总统过著培养怨恨、妖魔化对手、和认证仇恨的生活中。谎言是他的主要施政工具，截至2020年7月9日，他的歪曲和虚假言论的记录共有20055条。如果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以不会说谎而扬名，现任总统却不辨真假。他颠覆了林肯的言论和观点，这个丑陋阴暗的男人以恶意为乐，对任何人都没有善心。

他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但与其说特朗普是美国衰落的原因，不如说他是美国衰落的产物。当美国人在镜子里只看到自己的例外主义神话时，他们仍然几乎诡异地无法看到自己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将信息自由流动定义为民主命脉的共和国，如今的新闻自由程度在各国中排名第45位。在这个曾向世界上的贫民张手欢迎的国度，今天更多的人赞成在南部边境建墙，而不是支持向抵达它门外的无证母亲和儿童提供医疗和保护。美国法律完全抛弃了集体利益，将自由定义为个人拥有武器库的权利，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甚至凌驾于儿童的安全之上；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有346名美国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内被枪杀。

美国人对个人的崇拜不仅否定了社区，而且否定了社会的概念。没有人对任何人有任何亏欠。所有人都必须准备好为一切而战：教育、住房、食物、医疗。每一个繁荣和成功的民主国家都认为这些是基本权利：普及医疗保健，平等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教育的权利，为弱者、老人和病人提供社会安全网。美国却把这些视作社会主义放纵和满身弱点的表现。

当这个国家在自己国土内，不再有良性的目标感，或集体的幸福感，世界其他地方怎能指望美国领导面对全球的威胁——气候变化、灭绝危机、大流行病？用旗帜包裹的爱国主义不能代替同情心，愤怒和敌意不能代替爱心。那些涌向海滩、酒吧和政治集会，让自己的同胞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是在行使自由；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在展示一群人的弱点，这群人既缺乏忍受流行病的坚忍精神，也缺乏战胜它的毅力。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是特朗普，这个长了骨刺的战士、说谎者和骗子，一个在试图拙劣模仿强人的恶霸。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如今生活在加拿大就像在冰毒实验室上面拥有一套公寓。加拿大并不完美，但对COVID危机处理得当，尤其是在我居住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在美国爆发疫情的西雅图以北，相距仅有三个小时的车程。温哥华有一半的人口是亚洲人，每天一般有几十趟航班从中国和东亚飞来。按理说，这里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医疗系统的表现却超乎寻常地好。在整个危机中，加拿大各地的检测率一直是美国的5倍，按人均计算，加拿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美国的一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每死一个人，麻萨诸塞州就有44人丧生，两个州的人口相当，但麻州的COVID病例超过了整个加拿大。截至7月30日，美国大部分地区COVID感染率和死亡率飙升，仅当天就报告了59629例新病例，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医院总共只登记了5名COVID患者。

当美国朋友求问究竟时，我鼓励他们回想一下上次在附近的Safeway超级市场购物的情景。在美国，消费者和收银员之间几乎总是存在着种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鸿沟，即使不是不可能跨越，也难以弥合。加拿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人们即使不是同一个社会阶层，也肯定是作为同一个比较大的的社区成员互动。原因很简单。收银员的财富可能比不上你，但他们知道，你知道他们因为有工会而获得可以糊口的工资。他们也清楚，你知道他们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很可能在同一个社区的公立学校上学。第三，也是最基本的，他们知道你明白，如果他们的孩子生病了，他们将得到完全相同水平的医疗服务，和你的孩子，甚至总理的孩子一样的服务。这三条线交织一起，组成了加拿大社会民主的结构。

当被问及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时，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主意”。这样的话看似残酷，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到的美国现状。加拿大在COVID危机中表现良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契约，社区的纽带，对彼此和制度的信任，特别是我们的医疗体系，医院服务的对象是集体而非个人的需求，更不是为那些把医院床位看作可出租物业的私人投资者。衡量一个文明国家财富的标准，不是少数幸运儿积累的货币，而是社会关系的力量和共鸣，以及以共同目标连接所有人的互惠纽带。

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而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芬兰人的寿命比美国人长，在童年或分娩时死亡的可能性更小。丹麦人的税后收入与美国人大致相同，而工作时间却少了20%。他们每赚一美元就要多付19美分的税。但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免费的医疗保健，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并有机会在一个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发展自身，大大降低了贫困、无家可归、犯罪和不平等的水平。普通工人的工资不但较高，而且受到尊重，并享有人寿保险、养老金计划、产假和每年六周的带薪假期。所有这些福利只会激励丹麦人更加努力地工作，16岁至64岁的男性和女性有足足八成人就业，远高于美国。

美国的政治家们把北欧模式斥之为爬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称其在美国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们培育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这种经济恰好惠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认为社会民主制度永远不会在美国扎根，这可能是事实，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惊人的控诉，也正是奥斯卡·王尔德心里所想的，当他说美国是唯一一个从野蛮直接走向颓废，而没有经过文明阶段的国家。

有证据显示这是种无可救药的颓废，在2016年让许多美国人选择了以个人的愤慨为优先，将自己的怨恨置于对国家和世界命运的任何关注之上。他们急于选出一个候选人，而这人的唯一资质，就是他愿意为人们的仇恨发声，认可他们的愤怒，并瞄准他们真实或想像中的敌人。在11月，如果美国人就是看清楚了现状，也选择让这样一个人继续执政，我们将不寒而栗。但是，即使特朗普被彻底击败，也完全不能确定这个极度分化的国家是否能找到前进的方向。美国的时代已经终结，后果好坏难料。

美国时代的结束、火炬传到亚洲，并不是可以庆祝或幸灾乐祸的时候。在世界存亡的危机时刻，当人类面临威胁，可能进入一个无比恐怖的黑暗时代时，美国的工业力量，加上俄国士兵的鲜血，的确拯救了世界。麦迪逊和门罗、林肯、罗斯福、肯尼迪所颂扬的美国理想曾激励了千百万人，给人们带来希望。

有一天，如果中国崛起，同时伴随著他们建造的维吾尔人集中营，军事力量的扩张，监视着人民一举一动的2亿个监控摄像头，我们会怀念美国世纪最美好的岁月。目前我们有的，只是特朗普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他赞许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待遇，把对他们的拘禁和折磨描述为“完全正确的做法”。 他鼓吹化学消毒剂的疗效时，轻描淡写地说：“有一天，它就像奇迹一样，会消失的。”他讲的是冠状病毒，但正如有人说的，他也可能是说中了美国梦的消失。

（韦德·戴维斯，人类学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和生态系统风险领导力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