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宠物狗的四肢里，能装下多少芯片？

牛奶身长不过50厘米的体内有两枚芯片，很快就会被植入第三枚，也许还会有更多。

路西是牛奶的主人，在香港求学的大陆学生。去年4月，路西结束了课业，准备返乡发展。担心宠物“正规”入境需要隔离30天（注：2019年5月起，香港入境深圳宠物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取消隔离30天的要求），路西选择“偷渡”牛奶回国。

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没有海，只隔着一条深圳河，但牛奶还是会被锁在一只航空箱里。一名香港司机会接它到一辆挂着中港车牌小车的后座，溜过海关直到深圳机场。之后，装着牛奶的航空箱会被扔进飞机的行李舱，飞到泉州，再转去路西的老家厦门。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两天，这期间牛奶只能靠一瓶水活着，航空箱里没有食物——为了防止长途运输时狗出现呕吐或者大小便失禁。

人犬重逢之后，牛奶就蜷在路西的怀里，“一直叫，眼里都是泪水”。

路西和牛奶在香港相识。同它的主人一样，牛奶也有两张身份证——生于台湾，长在香港，深埋在肩胛骨下的芯片标记着这样的经历。

而当牛奶陪路西回到厦门，为了在中国大陆的合法生活，牛奶需要办理自己的第三张身份证，依旧以植入前臂的方式获得。

但路西不想让牛奶“再遭一次罪”了。

先进的和落后的

米粒大小的体内芯片曾经为牛奶在香港和台湾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去宠物医院检查身体、或是去宠物美容院洗澡打理之时，工作人员都会先扫描并读取芯片的信息，了解它的过往信息，输入最新的处理记录，像一本随身携带的卫生健康档案。

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宠物的身份认证都是通过植入芯片的方式实现，法国早在90年代就推广了这一办法。

芯片的材质和心脏起搏器相同，记录着独属于这只宠物的15位身份数字，通过专业仪器扫描读取，可查询宠物的年龄、品种、性别等身份信息。世界上多数权威动物协会认为这项技术对动物的损害很小，虽然不排除注射手法、芯片质量等变量可能造成的意外伤害，但基本安全。

2007年左右，中国大陆曾有少数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北京、长沙，还有路西的家乡厦门等地，推动芯片植入的犬只登记方式，但影响力不大。如今，宠物狗登记的传统方式大多仍是纸质记录，效率低下、不好保存、难检索。

事情在2017年迎来转机。深圳、安徽、青海、长沙等多个省市，都将植入芯片作为宠物狗管理办法写入了政府最新出台的养犬管理条例。深圳市更是规定，在2020年11月前，全市所有宠物犬必须植入芯片，否则犬主将受到处罚。在明文法规的加持下，中国的宠物犬开始和“国际接轨”，准备享受身着芯片的“科技犬”待遇。

像技术带来的诸多“大跃进”一样，管理者们还想做到更多。除了体内电子芯片，行政力量同时推行的，还有“智能养犬管理系统”这种更进一步的数字化、全监控的犬只治理方式。

一家提供此种管理方案的技术公司的产品列表中，介绍了包括电子芯片、智能犬牌、养犬管理软件、客户端app等在内的多种产品。其中电子芯片承载信息标记功能，可长期记录犬只和犬主信息；带有二维码的智能狗牌方便犬只管理者，只用手机，而不需专业设备，便能读取相关信息；养犬管理软件同样供管理者使用，可以打通城市各犬只管理部门的数据；客户端app则针对犬主，让他们可以在移动终端完成犬只登记、年检、犬主交流、犬用品买卖等一系列与养犬相关的需求，当违规时，犬主也会在app里第一时间收到行政部门的警告和罚单。

开发类似产品的公司在中国大陆还有几家，产品思路都大同小异，其中不乏一些颇具未来感的设计。上述公司便可进行犬只定位，发行的智能犬牌拥有“GPS+北斗+基站+AGPS+WiFi+蓝牙+G Sensor+AI八重定位系统”，可以在误差低于10米的范围内监测宠物位置；另一家同类公司还宣称拥有电子围栏预警服务，即通过固定执法仪的监测，在城市禁养宠物区域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子围栏，当带有可识别犬牌的犬只出入边界时，便会自动报警。

牛奶要面对的下一枚芯片，也自此而来。

为了不再给牛奶的身体塞进第三张芯片，路西打电话给厦门公安局，询问是否可以在原有芯片上进行信息更新，而不是做新的植入。公安局告诉她，他们只是办登记的，路西要找负责打芯片的卫生监督所询问；路西打给监督所，监督所告诉她，芯片是公安局要求注射的，他们只“单纯负责注射”，这事情得问公安局。

“我刚刚才跟公安局联系过，他们说要让我问你”，路西回应监督所，对方只回复不知道。路西又打回公安局，公安局含糊其辞，依旧说不清楚。

路西再一次打回给监督所，这次工作人员告诉她：刚才请示了领导，领导回复说2006年以后注射过芯片的狗都要重新注射。“我说你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06年往后算到现在14年了，正常狗狗的寿命也就是14岁上下，这不等于是所有的狗狗都要注射？”

路西气愤地挂掉电话，决定不去带牛奶登记。

人与狗

狗在中国的生活一直挺难。

从古时起，驾鹰走犬就是王孙公子的专利，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中文语境中，狗又在更多地扮演着负面俗语核心词的角色，“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狗仔队”等等。

在生活中，狗除了看家护院、牧羊放牛，还要在很多地区承担着丰富餐桌的特殊功能——直到2020年，中国农业部才计划将狗标记为伴侣动物，不再视为畜禽。

改革开放初期，“一小波人先富起来”之后，养狗开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最容易像西方发达社会看齐的身份标识。政府一开始不允许在市区养狗，在80、90年代的北京，人们将犬只管理部门称作“打狗办”，暗示着犬只处理方式的暴力和粗野。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北京市委书记带领的代表团就曾被国外媒体质问“打狗”的问题。

后来，政府改变方式，采用收取高额登记费的方法，以提高养犬的门槛。在1994的北京市区，办理正规的养狗登记需要缴纳5000元，往后每年还需交2000元的年度注册费。登记费远超买狗养狗的日常开销，过高的费用让这一门槛形同虚设，城市养狗变得更加地下化，风险不降反升。

近年来，政府管理犬只的方式开始转向更加文明。但零星的矛盾依旧在舆论场一点即炸。2019年12月，网上流传北京通州区各楼房不得饲养高度超过35公分的大型犬、并限期三天内自行处置，否则没收犬只，惩罚饲主，引发人们担忧。后来又传出因为这个规定，饲主在北京宠物医院大排长龙、带狗安乐死的消息。

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犬管大队人员向媒体解释，重点管理区不允许饲养大型犬来自2003年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并强调仅需要将狗迁移安置，并没有要求必须安乐死。

当时有人调侃：如今的北京茶馆，不会再有人嘟囔“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呢”。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国的人狗矛盾就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政府的管理思路是为了人民安全，为了城市秩序，宠物犬和犬主被当作管理对象，而非平等尊重的对象被纳入条例中。”浙江省宠物行业协会、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朱水林评价，协会平时经常跟随政府部门，进行生命关怀、养宠知识宣讲、政策参谋等，他认为现行的法规还是没有考虑到犬业科学管理和犬只主人意愿，“这造成政府的管理和民众的期待分歧，因此推广效果不好，民众怨念大。”

无论是公开场所，还是私人居所，中国都缺乏为狗准备的空间，宠物犬需要与人类共享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公园和小区绿地。一些细小的行为，不牵狗绳、不收拾狗粪，就足以酝酿一场巨大的冲突。

常见的人犬冲突还包括了流浪犬的问题。如果未能联系到主人或是被疾控收留，这些流浪犬将成为威胁行人安全的一大因素。人们还认为流浪犬会增加狂犬病的机率，中国每年因犬咬伤而注射狂犬病疫苗的人超过1200万。不过北京科学技术协会表示，单纯的犬只数目和密度，跟人类狂犬病的发病率之间并无必然关系。

作为中国城市治理的主要力量，政府在芯片和智能养犬系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植入宠物体内的芯片几乎不会丢失，这首先能减少通过否认犬只归属权而逃避责任的种种纠纷；这种技术也被证明能够减少流浪狗数量，据宠物和家庭团聚联盟（Coalition for Reuniting Pets and Families）2005年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只有25%的流浪宠物重回主人怀抱，但在使用电子芯片和有效宠物数据库的英国，这一数字为47%。

中国城市的犬类治理为多部门联合管理。公安部门为主管机关，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畜牧兽医、卫生、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也有相应管理责任。通过手机电脑等智能应用、云端平台、和芯片犬牌等可感知的硬件，一个包含犬、养犬者和城市各管理部门的超级平台的建立，理论上可以打通与养犬相关的各类人和相关部门的信息，同时解决所有涉及犬只管理和养护的事项。

“智慧科技让城市人犬生活更和谐”，一家开发犬只管理系统的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

在数字城市里能梦到电子狗么

无论这幅图景对于管理者而言有多么诱人，路西还是想不清楚，牛奶的生活在这套系统中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如果第三枚芯片不可避免，路西也说不清这将成为牛奶的生活便利还是负担。

这枚芯片和牛奶即将被接入的系统，也只是更宏大计划中的一环。

整个中国都正在追求一种全面的数字化治理方法，将城市的发展和运行管理与信息数据技术集合。目前由官方提出的“新基建”、“社会信用体系”、“科技兴警”等概念，都可看作数字化治理大图景中的不同表达。在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智慧城市”建设是显著的标志之一。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90%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7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中国已成为全球建设智慧城市最积极的国家。

尤其在今年疫情中，健康码、AI摄像头查询确诊者行踪轨迹等数字化手段的应用，被认为有效帮助控制了疫情，进一步坚定了政府推广数字化治理的决心。基层民警王金山在某中部城市的派出所工作，他明显感到从今年六月开始，与数字化治理相关的任务多了许多。现在他已经接下落实犬只植入芯片、推广智慧门锁等多个任务，单位还即将给他发部新手机，里面有一个可以集合所有的警务工作的app。“这是以后的趋势。”他说。

推动数字化治理需要技术支持。有专家推测，只在2020年，发展新基建便需要1万亿的投入。开发技术不是政府擅长的部分，他们一般选择委托企业开发。通常而言，政府会首选资源集中，政治背景过硬的国企和央企完成。与此相比，智能养犬系统所需的技术相对简单，投资规模较小，民营企业便也有份参与进来。

唐民是一家开发智能犬只管理系统公司的运营主管，他形容犬只定位采用的“八重定位系统”和“小天才电话手表”是“一个东西”，技术与制造工艺都十分成熟。现在他的公司正在开发通过犬只的虹膜确认身份的技术，原理是机器拿到虹膜图片后，借由算法，去数据库中辨认和目标一致的图片及其信息，这也是在其他领域应用多年的技术。

唐民所在的公司目前已经和长沙、济宁、威海等15个地方政府达成合作。一份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和该公司签署的合同公告显示，政府花费38万元，便能拥有一套智能养犬管理系统。但从2019年开始，为开发这套系统，这家公司已经投入了2000万元左右的成本，包括人力、推广、技术研发等。这笔帐也很难通过日后向用户兜售芯片获得，虽然是芯片植入需用户掏钱，但价格是政府划定，利润空间不大。

但唐民的公司需要的，并非眼前的短期利润，真正宝贵的是那些经由政府得来的精准用户数据。通过那个号称可以满足养犬全部需求的用户端app，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等细致的用户数据都可被采集，公司可以最大程度地了解这群受众，来推广相应的服务和产品。“各种商业变现都会有可能。”

根据要求，犬主需要登记身份证、住房信息、犬只照片、犬只免疫证照片。 作为系统开发者，政府和犬主上传至系统的所有信息，都会在这家的后台留下相应的记录。公司管理层可以看到这些信息，普通员工如果查看，需要打报告。唐民称每个员工入职时都签有保密协定，员工不能私自保存数据，后台也会记下每个下载数据对象的IP地址。

于是，数据安全成为了这一类企业的命门。根据安全情报供应商Risk Based Security (RBS) 2019年Q3季度的报告，该年1-9月，全球披露的数据泄露事件有5183起，比2018年同比上涨33.3%，泄露的数据量达到79.95亿条。仅在中国，就发生了深网视界（AI安防）泄露250万人的人脸识别图像、身份证信息，哔哩哔哩后台源码泄露涉及多个用户密码等事件，这些泄漏事件涉及的有与政府合作的企业，也有技术雄厚的大公司。

“智能和数据的时代，也成为了监控的时代，成为了人人’裸奔’的时代。”有网友在类似消息下留言。

也正因如此，大概是见怪不怪，“现在不是涉不涉及隐私的问题”，朱水林说，“是根本没人关注这件事的问题，中国泄漏隐私的地方太多了，还轮不到讨论养犬里的隐私问题。”

系统之外

其实，警察对管狗并没那么大的热情。 更关键的是，技术并没有改变管理逻辑。

推行智能养犬管理还在起步阶段。城市管理者尚在推广芯片，号召市民为犬只做电子登记的过程，系统的很多功能也还在待开发中，远距离执法、电子围栏、哪怕是通过芯片为流浪狗找主人，都还是后话。

基层民警王金山和他的同事无法清楚说出这套系统到底有哪些构成，可以实现哪些功能，还有的警察连app都没下载——即便他们是这套系统最重要的推广对象。

“警察太忙了，管狗根本就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唐民说。

在中国大陆，一个普通基层民警需要负责一个辖区内大至抢劫、偷窃，小到邻里吵架、楼道被垃圾堵了的大小事件。王金山的辖区有7000户左右的人家，3万多人的事情都归他一个人管。管狗，是这日常繁忙事务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在派出所，说一个警察专门管狗是种讥讽——这说明他管不好人，只能去管狗。

于是，何时管狗，怎么管狗，就成了“上面”有需求才会“动一动”的事情。在关于植入芯片的养犬条例出台前，城市也有一定针对犬只的管理规范，但“上面不重视，下面也就不执法”，城市犬只管理做不到常态化，更多是在有需求时，以“运动”的方式来一轮整治。“就是视领导的重视程度，平时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位民警说，现在他们背上了指标，要求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犬只登记和芯片植入，这才让一线执法者紧张了起来。

一个比较基础的难题是，王金山所在的警局根本不知道辖区内有多少只狗，也就无法合理估算推广的计划和完成度。在社区和物业的协助下，王金山初步估计辖区里或许有两三百只狗，但现在只有十几只注射了芯片。

当地政府对智能养犬的目标是今年年底达到3个100%——宣传100%、免疫100%，实名率100%，但这个系统的开发者和执行者们都不太看好这个目标。“管狗没有专门队伍，经费、人力、政府的宣传力度都不够，我们怎么推？”王金山的上级警官抱怨道，“推行一件事是要花钱的，现在我们上街，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个事。”警局印了些横幅和宣传手册向市民发放，但他们觉得这远远不够。

“缺乏必要的财政资金和人力资本的有效支撑，对于绝大部分行政层级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政府而言，城市精细化治理依然只能依靠传统的人海战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唐皇凤在他的《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中写道。“延续‘人治’和‘强化行政管理’的老路，城市精细化治理空有其形，而无其实。”

实际上，让王金山来选择，他还是更喜欢传统的办法，拿着纸笔上门挨家挨户登记。他认为这种方式更靠谱，虽然系统提升了执法方便度，但他发现因为缺少当面核对的环节，会有人少报或故意错报犬只信息，企图蒙混获得狗证。而那些酷炫的犬只定位、远程执法，也被王金山和他的同事否定，“到时屏幕上全是重叠在一起的光点，看都看不清，这功能没那么大用处。”

缺乏国家层面规章，管理犬只依旧是各立山头的事情。芯片注射加办理狗证在深圳免费，在长沙需要148元一只，在威海则是第一年350，往后次年每年150管理费。还有人在网上抱怨，“我家住杭州滨江， 办理狗证之后在滨江遛狗，遛着过了一座桥，到了萧山区， 结果被告知不允许在萧山遛滨江的狗。”

唐民介绍，即便犬管系统可以集合所有相关部门的管理数据，但并不是所有管理人员都有查看权限。基层民警就只可看到自己上传的记录，他的领导才可以看到手下所有民警的记录，而派出所，也无法看到同一和上一级别的防疫卫生所、街道办等部门的数据。真正能看到所有数据的，是最高那级的领导——和以前一样。“（芯片和犬管系统）只是使数据呈现从以前的纸质表格变成可视化的图表……工作逻辑还是没有改变的。”

“现在技术都能达到，但他们没有意愿打通。”一位接近该行业的业内人士评价。

这让路西对于牛奶的未来更加担忧了：如果有一天她带着牛奶再次离开厦门去往其他城市，牛奶是不是还要面对第四枚、第五枚……的芯片植入。

回家一年后，她和牛奶也渐渐适应了起来。家乡厦门是个风景绝美、公园遍地的城市，但大多不允许宠物犬的出入，每晚八九点钟，路西就会和自家附近的“遛狗大队”一起，牵着牛奶绕着一家叫万象城的商业中心绕圈散步——这是牛奶的新乐园。

待注册了第三枚芯片和智能狗牌，牛奶每天在这里吐着舌头一颠一颠地玩耍时，不远处的屏幕上，也将有一个亮点在随之蹦蹦跳跳。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路西、王金山、唐民均为化名。

实习记者佟宇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