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冷战？中国三线城市的前世今生

【前言】当我们谈论一二三线城市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城市等级话语背后具体隐含了什么未被言明的信息？在今天这篇文章里，1964年和2016年两次成为 “三线城市” 的泸州被放上前台。我们发现，关于城市等级的话语内蕴含着不断变迁的城市政治经济、地缘政治格局和领土安排方式，这是类似泸州这样的 “寻常城市” 带给全球城市研究的启示。

近年来，“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等城市等级分类术语愈发频繁地见诸中国的媒体与大众话语。将城市分为若干“线”（在目前的标准中一共六“线”）这个由《第一财经周刊》创建的话语体系，其影响已经远超出了其原初设定的“城市商业魅力”的范畴，成为大家在政策、学术和日常讨论中定位城市、乃至城市自我定位的一种重要参考体系。但以“线”对全国进行划分的体系并非全新创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1964年，中央就曾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在官方层面将全国分为三“线”，并将“一线”的工厂、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全部或者一部分迁往“三线”地区。

如何看待这两个同以“线”为名的分类体系？从它们之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城市治理逻辑的何种变化？它们是否也暗含了某种内在一致的逻辑？我们的这项研究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回答。本研究选取了四川省泸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在2016年的“城市商业魅力”榜中，泸州市被划为三线城市（仅此一次）。而在 1965年，作为“三线城市” 的泸州安置了三家来自“一线”地区的内迁工厂。这双重“三线”城市的身份，使之成为一座可能帮助我们探讨和解剖城市等级话语的绝佳案例。在这里，通过对一座在文献中几乎从未被关注的中国“三线”城市的讨论，我们也希望能对全球城市研究中有关“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 的反思提供新的维度。

冷战和“地缘政治”中的三线城市

1964年，随着“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具体而言，沿海和沿边的省份被划为“一线”，而西部地区的四川、陕西、贵州等省被划为“三线”，“一线”与“三线”之间的区域则是“二线”。当时，中国的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空间上高度不平衡，大多集中于“一线”，如果发生战争容易受到打击。“三线建设”就是要在“三线”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系统。因此，“一线”地区的部分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始全部或部分内迁。

三线建设从1964年一直延续至1981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研究人员携家属从沿海迁往内地。国家对“三线”地区也投入了重金，整个三线建设时期的资本建设投入占国家总资本建设投入的近40%。1981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国际局势的缓和，三线建设正式结束。一些内迁的企业和人员返回了“一线”，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内迁企业留在了“三线”，它们成为内迁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基石。

从战备角度考虑，“三线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分散、隐蔽、靠山、进洞”，但实际的建设并未严格执行这一原则。一些企业并没有建立在僻远的地方，而是靠近城市布局。这些企业规模庞大的单位大院，显著扩张了城市的既有规模。有一些工厂连同其附属厂矿及生活设施一道，本身就足以构成一座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厂所在的四川省攀枝花市、酒泉钢铁厂所在的甘肃省嘉峪关市等。也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把“三线”地区这些接收内迁厂矿的城市称为“三线城市”。

虽然“三线城市”接受了大量内迁企业，但与今天急切希望获得投资、实现工业化发展的城市不同，当时“三线城市”的地方领导人们对企业内迁的回应并不积极。一方面，内迁企业仍然由中央或省级各部门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法从中获得直接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

这一矛盾态度从泸州的案例即可见一斑。从1965年起，抚顺挖掘机厂的1357名工人、北京起重机厂的1100名工人，以及上海工程机械厂的65名工人携家属内迁泸州，建立起三座以“长江”为名的企业，即长江挖掘机厂、长江起重机厂和长江液压件厂。三个厂的厂区位于泸州茜草，与市中心隔长江相望。虽然“三厂”为泸州工程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根据对地方有关专家的访谈，当时的市领导对于城市突然的大规模增长感到为难：

过去，我们的思维相当保守。三个厂迁来之后，还有一个类似的工厂要迁到泸州。当时的徐市长态度就很保守。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些工厂要造成污染，他完全没把污染考虑进去。他担心的是他要如何满足这些工厂的需求，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政府要保障市民的食品供应都很困难了，更不要说又新来这么多工人。现在，市领导都积极地招商引资。当时，中央对我们的城市投资，的确对地方经济会有好处。但他（市长）考虑的是当地政府要向工厂供应蔬菜。中央的投资是给地方添麻烦了！你可以想像计划经济下我们政府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总而言之，三线建设是中央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发动的一个地缘政治工程，对平衡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的行政体系安排下，以泸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是相对被动的主体。对于他们而言，成为“三线城市”是中央的决定与安排，地方要服从中央安排，并且承担供应土地和食品等额外任务。这些内迁的厂矿也在地方的“领域”之外独立运作。与后来地方政府的积极能动比起来，这一时期的地方政府没有显示出太多的主体性。

走向“城市企业主义”的三线城市

如前所述，今天的城市分“线”不再是官方的创制，而是“民间”机构进行排名和评比的结果。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发起了第一次的城市分级排名，意在反映不同城市的商业吸引力和经济潜力。排名指标包括了在该城落地的知名品牌数量、GDP及人均收益、重点大学数量、机场规模、外国使领馆数量及国际航线数量等。随后《第一财经周刊》又对排名所依据的指标作出了一些调整，多次更新排名。

《第一财经周刊》将全国的400座行政级别不同的城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部分县级市）分成了六“线”。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一直维持着“一线城市”的地位，另有15座城市被划定为“新一线城市”。此外，在2016年以后的排名中，有30座被划为“二线城市”，70座为“三线城市”，90座为“四线城市”，129座为“五线城市”。大多数城市的分类没有发生变化，但少数一些变化，尤其是“新一线城市”的排名变化，还是能引发舆论的关注。

这一由“民间”机构进行的城市分类和排名之所以能引发广泛讨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确反映了中国城市的某些现实。虽然从行政层级上讲，名为“市”的行政单位有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三等，其中又有15座地级市被明确为“副省级”城市，但同级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一定程度上获得公认的广州和深圳两座“一线城市”都是副省级城市而非直辖市。因此，以行政层级为基础的城市分类体系，不能很好地反应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差异。而综合考虑多个因素的这一“民间”划分，则很好地弥补了官方划分的不足，并契合了民众的部分认知，让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能在分等序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尽管几乎每一座中国城市都在这一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所属的层级，但这一分类体系突显的还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第一财经周刊》主导排名的机构就叫“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其他寻常城市出现在这一体系中，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更多关注；他们的在场，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突显少数处在分等金字塔“塔尖”的城市。

事实上，这些塔尖上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指引着排名指标的设定，并成为其他城市进行政策借鉴的典范，或者说生产着其他城市发展（不得不追随）的路线图。塔尖之外的其他所有城市都不得不根据这些指标进行某些方面的发展和变革，努力在这一动态等级体系中保持自己的位置，或者向上提升，以增强自己对资本和资源的吸引力。大量的“寻常城市”出现在这个榜单里，但是他们表征意义上的在场（被观看）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实质上的缺席（被忽视）——这正是地理学家 Jennifer Robinson 通过 cities off the map 一词引导我们关注的那种现象。

近年来泸州的发展历程便是这些“寻常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企业主义”的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拓展城市面积、进行旧区改造和新城建设。泸州市的城市面积从1990年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2017年的154平方公里，在四川省内仅次于成都市。前文提及的泸州内迁工厂集中的茜草地区，就因其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城市再开发的热点。泸州市以“棚户区改造”的名义对整个茜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再开发，旨在将茜草打造成“泸州的浦东”，即“现代金融、商务服务、创意产业、都市旅游和生态宜居”的城市新中心。

而与前述分类指标相呼应，城市改建了机场，增加了新的国内航线并积极布局国际航线；新的商业中心也努力招商，拓展城市的品牌广度。作为一座“三线城市”（还经常被划分为“四线城市”），泸州努力模仿金字塔顶端所谓“一线城市”的做法，增强自己的“城市性”。这样，一种试图捕捉城市发展多重面向的分类和排序体系，最终沦为一种变了形的城际竞争机器。与1960年代相比较，城市政府现在变成了积极的空间主体，在不断进行城市建设与营销。

结语

本研究旨在通过泸州这一案例，展示不同时期的“三线城市”城市政府所具备的不同自主性，以及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从总体上看，这与有关中国城市“企业主义”转型的讨论一致。但对于泸州这样的“寻常城市”而言，从横向看，它处于内陆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三线建设意义上的“三线”），从纵向看，作为一座普通的地级城市，它处于资源分配和注意力分布的末端。

两个“三线城市”标签所体现的这种横向和纵向意义上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可以为我们理解“寻常城市”及其发展路径提供一个更好的背景。它们受束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资源有限，也面临城际竞争的压力，使得选择模仿而非创新成为它们发展更理性的路径。这也在提醒我们，有关城市等级分类的话语，是如何在物质和政治经济的双重意义上束缚了我们的城市想像力。

（本文根据英文论文 “Sanxian: Re-/un-thinking Chinese urban hierarchy with a medium-sized city” 改编而成，文章收录于 Overlooked Cities: Perspectives from Medium Sized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由 Routledge 出版。论文草稿也被收录于 LSE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中文版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城识 UrbanSense”，端传媒获原作者授权转载）

（引用格式: Jin, Y., & Zhao, Y. (2020). Sanxian: re-/un-thinking Chinese urban hierarchy with a medium-sized city. In Hanna A. Ruszczyk, Erwin Nugraha and Isolde de Villiers eds. Overlooked Cities: Perspectives from Medium Sized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金毅，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赵益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