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路：什么是中国经济“内循环”？能循环起来吗？

论及中国经济最近几个月最热的主题词，无疑是“内循环”。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7月一个公开场合上“钦定”了这一表述，将“内循环”上升到最高经济决策的高度。各种猜测随之而来——“内循环”究竟是什么？“内循环”真的可行吗？

更重要的是，“内循环”是否意味着中国走向“闭关锁国”？

“内循环”的官方话语演进

一些坊间声音担忧中国自此要“闭关锁国”，走上“内卷化”的不归路。

“内循环”这个词作为官方经济表述，最早出现在今年5月。根据官方媒体报导，5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说法。很快，这一看似中庸的“双循环”的提法演化出了一个侧重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6月18日，负责具体财经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曝光率极高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再次确认了“内循环”的官方地位：“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此后，中国大小官员在各类公开场合谈论经济形式时，必然原封不动引用这一“最高判断”。比如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现在负责台湾事务的刘结一；以及曾任重庆市长，后就职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经济政策领域论述颇多的黄奇帆。官方学者及理论家们也纷纷为“内循环”站台，在公共讨论推广这一概念。

实际政策层面，国务院在6月22日发出了一份“支持出口转内销”的文件。该文件提出了多种支持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举措——如提供市场准入便利，帮助推广，以及融资服务，等等，可以算作是第一份，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具体实施“内循环”的政策文件。

7月21日，官媒在报导由习近平主持的企业家座谈会时，以最高领导人直接引语形式，为“内循环”这一概念提供了顶级政治加持。该讲话全文随后以单行本形式在全国公开发行，同时也对这一概念的背景和逻辑提出了一些解释：

“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考虑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与此同时，担忧也随之而来。一些心急的坊间声音已经喊出中国自此将要“闭关锁国”，走上“内卷化”的不归路。国际舆论也开始担忧，一旦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能维持，有可能在政治上将重心转向维护内部稳定，继而全面改变与西方世界的互动模式。

要讨论这些推测和担忧究竟有几分道理，首先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内循环”的基本经济逻辑是什么？第二，与以往的类似说法相比，“内循环”在瘟疫时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第三，“内循环”的经济可行性如何？最后，“内循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增长逻辑

如果说“外循环”的底色是发展经济学，那么“内循环”则更像接近于生存智慧。

如今，“内循环”作为一种“转变”被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国过往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循环”。那么，“外循环”在过去是如何驱动中国经济的？

借用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的来源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改善：劳动力（人，以及相应的技能），资本（可以用于生产的土地，工具，机器等实物资产），以及效率（技术，制度等其他因素）。

“外循环”的经典表述是“两头在外”——外部的资本和技术，外部的市场。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主要在中间的制造和组装环节加入全球循环。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一份研究，在1978到2018年间，资本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以上。那么资本从哪里来？

中国从贫穷国家起步，改革开放后，境外投资成为重要资本来源。而境外投资者之所以愿意在中国买机器，建工厂，主要的目的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进行出口。早期中国主要的出口竞争力来自于劳动力成本。而最近几年，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供应链优势却逐步显现—中国特色的“开发区”模式，形成了不少地理相邻，生产工序互相衔接的制造业集群。其中产生的效率提升，形成了新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出口导向”这个增长策略，中国虽然用了四十年，但今天仍然不过时。

资本之外，竞争激烈的出口制造业将低技能劳动力以在职培训的形式，大规模转化成为中高技能产业工人，提高了劳动力质量；在效率方面，随着境外资本一起进入的，还有技术和管理。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以出口产业为着力点，引入了资本，改善了人力资源，还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仅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在出口质量和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也逐步提高。

一个直观的指标是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出口中的“国产”程度，这个比例越高，意味着中国出口业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越强。根据OECD数据，中国大陆在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国内附加值比例从2005年的56.9%，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71.7%，排在台湾（从2005年的62.4%，增加到2016年的73.3%）之后。虽然与美国（91.8%）和日本（86.9%）仍有不小差距，但上升速度之快非常罕见。

而中国之所以可以打几十年的出口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是稳定、友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出口大爆发，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是持续的资本流入。这一点常常遭人忽略，但是如果没有持续流入中国境内的投资，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的样貌将会完全不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含有境外投资（包括港澳台，全资或合资）的高科技企业占中国全部高科技企业数量的20%，40%的雇员数量，42%的营业收入，以及62%的出口。

显然，上述两个关键条件在当下正在承受严峻考验。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明显改变了国际贸易环境。而2020年的COVID-19冲击，则让许多外国投资者意识到将全部产能集中在中国，或许是最经济的安排，但绝不是最安全的安排。日本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推出财政补贴和政策银行贷款的形式，帮助日本企业从中国疏散产能。在近期市场上广泛流传的一份瑞士银行调研报告里，更是有近60%的“北亚”（日本、韩国、台湾）企业，表示近期有计划从中国大陆迁移（部分）产能。

显然，中国“外循环”的路径遇到了大麻烦，未来可能不太走得通了。那么，“内循环”的路径是什么？

目前，官方宣传中对于“内循环”的具体内容表述较为含混。但有三个基本主题，第一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第二是“供应链”，第三是“核心科技”。以此可以推测，所谓“内循环”战略，在需求端是要以国内消费市场替代国际出口市场，在供给端则是要减少对跨国供应链和外国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安排：既然出口不行了，外国市场卖不动了，那就卖到国内市场；既然外国供应商不稳定了，外资想要撤了，那就把供应链尽量安排在境内，建立供应链备份和替代方案；既然美国三天两头卡中国的核心技术，那中国只能自力更生研发技术了。如果说“外循环”的底色是发展经济学，那么“内循环”则更像接近于生存智慧。

“内循环”定位：短期应急？长期战略？

“内循环”的最大痛点，恐怕还是中国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

“内循环”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如果梳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几乎每当外部需求出现问题时，中国就会出现“开拓国内市场”、“扩大/提振内需”、“出口转内销”一类的说法。最近的一次可能是在2008到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措施（如帮助举办展销会，延迟交税），帮助失去了订单和海外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国内销售。这显然只是一种应急手段。此后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出口转内销”也就不再有人提起。

如果我们查询“出口转内销”这一搜索关键词在百度上的搜索热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词在2011年之后（此前数据不可查）的高峰年份（2015和2020），也正好是中国出口表现最差的两年。2015年中国全年货物出口同比下降1.5%，是金融危机之后首次出现负增长；2020年1-6月，出口同比下降3%。

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内循环”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出口业者海外市场受阻，自然就要想办法通过国内销售来过渡。一旦外部需求恢复，那么“内循环”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

但有更多迹象表明，这一次的“内循环”大背景，与以往有明显不同。首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扩张就开始出现结构性减速，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中美经济脱钩，改变了很多人对于中国出口长期增长空间的判断。2020年爆发的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只是暂时的冲击，但病毒问题的迅速政治化，让不少中国政策制定者开始相信：“外部环境”的恶化，恐怕将长期伴随中国经济。

在此背景下，当下“内循环”的提出，一部分确实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一部分也是实实在在的转型尝试。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尝试类似的转型。至少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扩大/培育内需”就是官方政策。但这一政策在今天显然分量更重：习近平时代的中国GDP规模，已经达到了江泽民时代最后一年（2002）的8倍多，其中所对应的国内市场，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即便是完全一样的讲法，今天的经济后果也要大的多。

与前几次外部危机不同，疫情危机同时冲击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当年的金融危机只冲击了需求，并不直接限制生产活动。而今日疫情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各行业和地区的复工复产也很不平衡，导致全球供应链运行出现了普遍的困难，中美脱钩的大背景又在政治上鼓励一切提高“自主性”，降低供应链对外依赖的政策。因此可以说，中国以往的“内循环”策略，往往是为了解决短期的外部需求不足。而今天的“内循环”，除了解决需求问题之外，还需要解决供应链可靠性，以及获取生产要素（如科技）的问题。

上述的两个关键不同点，意味着2020年中国提出的“内循环”策略，仍兼有应急手段和长期战略两重意涵，但相较而言，“内循环”发展成为长期战略的可能性已经大大上升。

“内循环”痛点：市场？竞争力？消费？改革？

中国“内需”再大，也终归大不过世界其他市场需求的总和。更何况海外市场的消费者偏好与竞争环境，与中国国内市场大相径庭，能够真正做到由外转内，“无缝切换”的出口企业恐怕寥寥。举个例子，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情趣内衣生产国，其中又以江苏省灌云县为最。灌云有大规模的的情趣内衣产业集群，是当地就业和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数据也现实，这些情趣内衣产品中，只有不到四成是提供给中国国内市场的。类似的特色产业在中国有很多，不少在建立之初就是冲着海外市场机会而不是国内市场去的——要让这样的产业在短时间内成功转型为国内销售，将是极为困难的。

“内循环”可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竞争力的减弱。不少中国出口业者，在海外面临的市场竞争比国内更为激烈。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普遍高于中国，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常常面临来自全世界的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更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推动市场良性的优胜劣汰。而 “内循环”的竞争环境和市场制度水平极有可能低于海外市场，一些在海外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市场份额的中小私营企业，在国内很有可能受限于民营企业的制度性劣势和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因此，从“外循环”进入“内循环”的过程，有可能伴随着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死亡”。损失了最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这对于中国经济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内循环”的最大一个痛点，恐怕还是中国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

官方宣传里，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回正是“内循环”的功劳。但细看数据就知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没错，内需回暖在二季度经济复苏中的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中国当前的国内经济恢复是高度不均衡的：受到政府基建投资拉动，与建筑工程相关的行业（水泥、钢铁、卡车、柴油）都普遍回到、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3.1个百分点里，有2个百分点来自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但消费则非常疲软，同比下滑3.8%。

目前看来，中国的“内循环”还没有走通的迹象，反而是出现了一些“堰塞湖”的征兆：上游的工厂都在使劲生产，包括汽车在内的商品库存快速上升；而下游的消费者则完全没有从疫情冲击中回过神来。大家都在使劲存钱，而不是消费。

中国人最近花钱十分谨慎，短期原因是消费者对于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对于丢了工作，或者是担心丢工作的人来说，缩减消费再正常不过。在就业没有恢复、个人长期收入预期没有改善之前，仅仅靠政府发一些消费券，组织一些购物节，最多不过是提前释放消费意愿，很难让消费有实质性的增长。长期来说，中国消费不足的问题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大量人口被迫预防性存款；金融压抑对于存款者利益的损害；远超收入水平的房价抑制了日常消费；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等等。

正是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国经济在非常时期辗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而“内循环”这一概念本身更具有的保守色彩，更令人担忧中国改革的前景。比如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在政府应对疫情的紧急行动中刚刚扮演了重要角色（如调动物资，修建医院），政治地位上升。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中，又有明显的融资和监管优势，比私营和外资企业更容易实现“内循环”。一些利益团体很有可能借“内循环”的官方政策作为国企应该“做大做强”的理由，进一步压缩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内循环”的危险：自我实现的去全球化预言

与中国主动内收这一动作同时出现的，是全球治理的混乱，和大国领导力的真空。

今天大多数人概念中的“全球化”——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元体系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生态，严重依赖美国的领导力输出，本质上属于 “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经济面向。中国的对内转向，如果发生在前特朗普时代，即便损害中国自身经济，恐怕还不会对全球化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因为前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仍然有足够的意愿和资源承担全球治理义务。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正在不顾一切地从全球治理中抽身（最近的例子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身后留下巨大的真空和混乱。而本应对新国际秩序承担重要责任的中国，在此时选择退而自保，就有可能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坍塌。

习近平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描述了“内循环”的逻辑和愿景：“…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那么 中国仍然应该积极参与“外循环”。而当前“内循环”的转向，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对于外部环境恶化的无能为力——既然“最优”安排已经不再可行，那么中国只能转向“次优”经济选择。这就像是下雨时必须要打伞，尽管打伞的人不见得总是情愿。

但“内循环”这把雨伞一旦打出，真的可以收回去吗？中国向内收缩的举动，究竟是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带动世界复苏”，还是鼓励其他国家也都内缩？尽管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强调内循环“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但在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加强本地供应链和科技“自力更生”的举动，极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猜忌和焦虑，引发以邻为壑，政策竞次的全球连锁反应。 “内循环”之下的中国势必降低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相依存。对于原本就与西方世界存在价值和制度张力的中国来说，没有了共同经济利益的羁绊，就是减少了一层缓冲，少了一个保持和平或者友好的理由，政治分歧和军事冲突之间的防火墙就有可能松动。

因此，“内循环”这一经济战略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其经济可行性或者合理性，而是其所象征着的一种保守、内视、自利的政治取态。在这个姿态下，中国出于自保目的所采取的经济生存策略，反而可能会带着中国在与世界脱钩的逆行车道上加速，最后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去全球化预言”。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