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馆新战火，班农与美国对华“超限战”的开端

7月22日，网传中国驻美国休斯顿总领馆发生火灾，当地警方称接到报警，使馆正在燃烧文件，但抵达现场后被使馆方面拒绝入内。不久后，中国官方确认突然得到美国方面通知：休斯顿领事馆限定72小时内撤离美国，美方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和私人信息”。

尽管年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地让人以为北京和华府会暂时握手言和，但随着世纪大疫，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愈发剑拔弩张，许多人认为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特朗普（川普）和众多华府高层矛头直指中国，同时出台包括封禁华为、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制裁新疆再教育营相关官员等等政策，甚至还在酝酿封杀TikTok、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等等新一轮“杀招”。

这些官员在演讲中往往区分“中国”和“中共”，但其实，他们也越来越着重强调是“中国”在对美国展开经济战，破坏“自由的世界秩序”，而美国现在“不得不反击”。他们的这些主张，与其说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越来越靠近已经不在华盛顿也不在白宫的头号对华鹰派——一手帮特朗普制定胜选策略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

在2016年，当世界还在歌颂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期待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时候，班农却拿着一本原本出版于1999年的中文书，成为了白宫新任主人最核心的智囊；虽然“出师未捷”的他早在2017年8月就离开白宫，但他的路线却在如今前所未有地接近现实，在这个夏天一步一步实现——一场最热的冷战，眼看要在直接军事冲突以外所有的领域展开。他的作战手册？正是那本来自中国的《超限战》。

“超限战”与二十一世纪的冲突

《超限战》常常被与《中国不高兴》等鹰派民族主义作品相提并论，而忽略了其中确有深刻洞见。

这本书出版于1999年，作者是当时解放军的两名文职军官，王湘穗和乔良。1996年，在台海导弹危机期间，他们两人因为同在福建参加针对武统台湾的军事演习而相遇，而不远处的台湾海峡上，美国出动了两支航母舰队游弋，双方剑拔弩张。他们联想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军在伊拉克如何摧枯拉朽，其技术和战术优势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像，故而更加对可能的中美军事冲突感到忧虑，认为有必要比美国人先行一步，研究未来的冲突模式。

在他们写作期间，后冷战世界秩序重组、风云变幻，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为首的恐怖主义势力开始在非洲、亚洲实施袭击；香港和东南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金融风暴；黑客对网络安全提出越来越多挑战……凡此种种，都成为《超限战》的灵感来源。他们总结：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技术的全面进步，未来的战争会超出既有限制，并罗列了包括贸易战、媒体战、文化战、甚至国际法战在内的大量新冲突形态。在作者们看来，技术融合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这种他们称之为“技术综合-全球化”的趋势，是超限战的大前提。因为它使国与国之间乃至国与非国家组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国家不再至高无上，利益冲突的边缘也不再清晰。作为军人，他们所考虑的是，在这种各领域相互混合、不清不楚的环境中，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答案就是超限战。在“超限战”中，武器技术不一定再是决定性的胜负手，战争的泛化和“平民化”将不可避免，战争将不仅仅使用非传统的高新技术武器，还会使用原本不被认为属于武器的“武器新概念”，“相信人们会在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从恐怖主义的威胁中，“超限战”的作者们发现，非职业作战人员会结合不同于传统作战的“非军事战争手段”，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发起攻击，以迫使他国服从，因此，他们提出需要“泛疆域观”和“大安全观”，也就是说，国家不仅仅要把军事国防作为唯一的国家安全考量，还要“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

有趣的是，两位作者写作时虽然以美国的理论和经验为主要参考，但这本书却并不是一本针对美国的进攻手册。虽然他们直接预言了本·拉登式的炸弹攻击可能对美国造成重大打击，但作者们并不主张泛化战争和恐怖手段，只是把“超限战”作为一种新的现实来分析和处理，甚至其中很多战例都是谈美国如何以“超限战”思维攻击外国或进行“和平演变”，因而，他们主张中国以更加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战略路线对抗，在对方本就不讲理的情况下，少谈些“道德”和“规则”。他们的这一思路至今依然能看出端倪，例如王湘穗去年点评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具有“超限战”特征，是针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精准打击”，同时也是美国在乌克兰和埃及的颠覆行动的复刻。

讽刺的是，《超限战》进入英文世界时的译名是“Unrestricted Warfare”，直译为“无限制战争”，容易让人联想起一战时令美国卷入战争的“无限制潜艇战”，这一2002年的译本不但未经授权，译者还擅自加上了副标题——中国摧毁美国的总计划”，并以9·11袭击时世贸大厦的爆炸瞬间为封面图片。两位作者都对此非常反感，因为国际恐怖主义恰恰就是他们点名的潜在威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者曾直白说过他们反对恐怖主义，但他们在日文版序言中也清醒地说：“恐怖主义是被强势集团挤迫得日益边缘化的弱势集团的绝望挣扎。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认同这一点，那就应该同样可以认同如下结论：对恐怖主义仅仅进行国家暴力式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立场，现在很可能会在中国大陆语境中被批评为给恐怖分子开脱罪责，也和近些年官方在新疆采取的政策取向有所龃龉。

《超限战》本来是以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为背景、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军事理论，却因其敏锐的观察和预测而破天荒地一年内重印了十版，很快成为了民间流行词。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在21世纪愈来愈贴近现实，其中关于非职业战士、日常生活战争化的观察可以说是成功“预言”了未来的恐怖袭击，乃至近年的卡车袭击、菜刀袭击等等，也与ISIS鼓吹的去中心化式恐怖袭击相符，而他们提出的全方位的“大安全观”，则与如今习近平时代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一致的内涵。更不用说，俄罗斯控制虚假账号释放假新闻的信息战已经成为欧美各国近几年选举时的心头大患。

但是，《超限战》虽然在民间获得巨大影响力，却不意味着中国官方就以此为战略指导。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并没有采取和美国全面对抗的道路，甚至在1999年前南领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这样的直接侵犯后都没有对美国采取严厉报复。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外交决策层面较少受军事人员影响，另一方面，在更深层上，中国相信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而国家利益的根基是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相信让自己变成经济强国会拥有更多话语权，而中美也会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深度结合而走得更近。中国在经历持续的高速增长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确实拥有难以割舍的市场潜力，越来越迷信于外国会忌惮自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会真正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这点从近年来越来越尖锐的外交表态可见一斑。但即便是习时代的中国，也远没有进入超限战式的全面进攻，而只是基于逐渐强大的经济能力采取更加进取的国安政策。一言以蔽之，北京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超限战”的策略，但自己在其中是防御者。比如，如果中国真的完全接受中美“超限战”的定位，那么早在美国以贸易逆差向中国发难时，北京就该在政治上采取报复性的制裁，进一步从其他层面削弱美国的敌对能力。

而如今，《超限战》在大洋的另一端走进了世界权力舞台的中央。

读《超限战》的班农

2018年，班农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是《超限战》使他成为反华鹰派。

他自称2010年读到《超限战》，但在公开报导中他时常携带的是2015年美国Echo Point出版社的版本，已经翻折起了纸角的书页之间夹着大量的笔记。我们确实也能看到，从2016年开始，班农更加强调中国问题，而不是之前美国右翼最热衷讨论的伊斯兰主义威胁。

在班农看来，此书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以来最重要的兵书，同时也是中国使美国衰退的铁证。他认为书中和盘托出的是全面渗透、击垮美国的战争计划。《超限战》中分析的超出既有规则、利用媒体作战、强调全方位国家安全、对本国文化的推崇等等特征，与班农的理念一拍即合，同时，《超限战》对全球化的深信不疑却在根本上和班农的“主权民族国家”信念背道而驰。

在班农的理解中，中国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在“动能战争”（kinetic warfare）的直接军事冲突中获胜。所以他认为北京会为了在未来取代西方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而选择对美国发动超限战。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美国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最要紧的矛盾：主权民族国家与跨国全球主义，因此他认为美国非“应战”不可。而他或在庙堂之上，或在江湖之间想方设法地推进着对华强硬政策，现在这一目标越来越接近现实。

班农认为，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中国与美国的全球主义（globalist）大企业精英合谋，通过不对等的重商主义政策将贸易“武器化”，对美国进行了多年的“贸易战”、“金融战”，而包括两党建制派在内的美国精英则从他们的“计划衰退”（managed decline）中通过做空获利，使制造业外流而最大化金融业利益，损美国底层而自肥，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还认为中国对美“经济战”中危害最大的就是“去制造业化”，使美国蓝领丧失了工作，还使美国不得不依赖中国制造，这大大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自主独立，他称美国的新一代人是“零世代”（Generation Zero），不能享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高收入，还不得不拼命工作，所有的收入都只能用来购买外国产品，无异于18世纪的俄国农奴（serfdom）。

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却恰好是《超限战》的作者之一乔良感到骄傲的，他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说美国自己造不出呼吸机，1400多个零件当中有1100多个不能自产，所以无法独立抗疫。班农直接引用了这一论断，并且批评美国制药业同样过度依赖中国，在公共卫生危机当中缺乏自保能力，从而认定美国如果要全方位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夺回自己的制造业基础。有趣的是，班农认为自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并不反对中国人，但强调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接受的是“极权主义、重商主义”的敌国。在他眼中，中共的最大罪恶，是推动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

他还以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为例，点出美国的少数族裔是如何成为中国“超限战”受害者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发现制造业工作岗位被中国夺去，只能在失业和入不敷出的贫困线上挣扎，然后是中国倾销低价鸦片类药物芬太尼（Fentanyl）让贫困人口染上毒瘾，雪上加霜，最后要感染被中国“武器化”的2019冠状病毒。和阴谋论者不同，班农并不主张疫情是中国的蓄意泄漏或生化攻击，而是认为中国将意料之外的疫情“武器化”，变成了打击美国的工具。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中国长期的虚假新闻和宣传对美国文化界造成了深刻影响，甚至把Antifa和“封杀文化”（cancel culture）都看作是中国的超限战产品。

熟读《超限战》的班农非常看重新媒体的作用。他的欧洲民粹主义活动就主要在于输出新媒体动员模式，对他来说，特朗普之所以能从十几位共和党候选人中厮杀而出，除了特朗普理解美国的“时代使命”之外，还在于他擅长使用推特等新媒体。班农也通过自己的媒体操作，帮特朗普度过了竞选期的数次公关危机。

用《超限战》的术语说，特朗普就是属于班农的武器新概念，他利用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和自我中心，将自己的超限战议程兜售给他，并将特朗普富有个人特色的煽风点火与自己掌控的极右媒体Breitbart的语汇相结合，制造出了他心目中的“转折点总统”。通过特朗普，他获得了一个前往华盛顿肃清美国那批与全球主义者合谋的“永久政治阶级”（permanent political-class）的历史性机会。只不过事与愿违，虽然他渴望的是一个代表底层的民粹主义“工人党”，但从特朗普当选那一天开始，他就不得不和他所鄙夷的建制派们当“表面朋友”，暗地里却为了在特朗普身边的核心圈子里抢得地位而互相厮杀。他曾承认，他在白宫时最不容易得到支持的提案就是关于对华政策，尤其在贸易方面，他鼓吹的经济战并不能得到有华尔街背景的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 ）和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支持。他将两个盟友彼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斯提芬·米勒（Stephen Miller）带入了核心决策层，这两人如今依然在职，分别推进着对华贸易战和移民控制，但他自己却早就在和第一家庭驸马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明争暗斗中落下败阵，黯然离开。

离开白宫的班农并没有放弃他的对华议程，他拣回自己的宣传老本行，先是回到Breitbart新闻网站，然后又开设了自己的podcast节目，和他当年在白宫的办公室恰好同名：“战争指挥室”（War Room）。特别是在中国富商郭文贵流亡美国后，班农和另一个金融人士凯尔·巴斯（Kyle Bass）分别成为了郭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主要盟友。这一战略联盟的连接点基本在于两人相同的反中共志向，郭的许多议程都来源于班农提点。有时很难说哪些是源于郭，哪些是班农的考虑，可以确定的是，两人的合作在今年拉来中国足球名宿郝海东的“推特建国”中达到了新的水平。

另一方面，香港局势的不断升级和发酵，也让班农得到了一个推广战争叙事的机会，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现在是1938年，香港会是我们时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而随着COVID-19疫情的不断发酵和大选的临近，班农的强硬对华路线也越来越清晰地发挥对白宫的影响，他一直抨击的代表精英利益的精英政客，财政部长姆努钦、参议院多数领袖麦康内尔（Mitch McConnell ），都已经逐渐失去对华政策的影响能力。

在班农看来，特朗普是一位战时总统，而国务卿彭佩奥、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联邦调查局局长雷（Christopher Wray）、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总统助理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组成了他的战时内阁。巴尔在7月16日的演讲中甚至直接使用了“通敌”（collaborator）、“绥靖”（appeasement）、“经济闪电战”（economic Blitzkrieg）等二战词汇，和班农在自己的节目上的一贯语言一致。

班农尽管已经离开白宫，但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性进程，早在特朗普胜选时就已经开始，过去几年的经济战只是“超限战”的其中一个方面。既然“中国在各方面渗透美国”的恐惧无处不在，那么“总体性国家安全观”也就逐渐在班农等人的推动下建立起来。从“超限战”理论出发，美国作为自己眼中的超限战防御者，也就必然会走向建立囊括全部可能性的战争体制。眼下的这场战争也就因此是一场美国的对华“热”战，其热在于不留情面和迫在眉睫；这也是彻底的冷战，其冷在于战争的目标是优先使用短兵相接以外的手段迫使中国就范。混乱的疫情应对使特朗普的连任计划前途灰暗，此时他或许又想起了2016年自己依靠着班农的“锦囊妙计”，从富商摇身变为美国底层的保护者而杀出血路，或许他此时发现自己还是需要搬出班农的“超限战”才能重燃希望。对班农来说，这场战争早已打响，但直到今天，对华强硬路线逐渐清晰的美国才终于算走上了命定的道路。

班农的“时代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以说班农代表了新兴民族主义民粹运动，但他依然有传统右翼的意识形态底色，他的新处在于运用新媒体。班农对于“全球主义精英”的敌意与传统欧美右派“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不谋而合；对于信息战争的叙事也有着很重的欧洲右翼“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长征”等反共主义阴谋论的影子；摧毁“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主张则是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主义议程重合；对移民的反对虽然有经济民族主义的牌子，但实施上确实是和自称“另类右翼”的新纳粹混杂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来说，将美国工人岗位的流失完全归咎于外国移民或者全球化而试图加以阻止，是全球市场经济时代的“新卢德运动”，对此我们可以回忆马克思如何评论砸毁机器的运动，“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

不过，班农世界观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既不是新纳粹也不是阴谋论者，他还因为“另类右翼”运动当中白人至上主义成分过于突出而与他们割席，而且他也绝对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者，他主张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国家”。他如此执着的中美对抗的二元史诗叙事，部分源于与“第四次转折”相关的信仰，“第四次转折”相信历史处于四个阶段的轮回之中，而当下正处于从危机转向高潮的第四个转折之中，这种时代循环论可以见于朱利乌斯·伊沃拉（Julius Evola）。他的理论曾经启发了法西斯主义运动。他认为，各国只需要还原各自的独特文化，就能解决现代性危机。这种信念则源于他年轻时接触的东方宗教新纪元信仰（New Age Religion），与法国学者勒内·盖农（Rene Guenon）所奠基的神秘主义的传统主义。

班农结合了这些意识形态背景，主张一种孤立主义的“主权国家世界”，他的敌人远不仅仅是中共而已。毕竟，他给特朗普的选战定位是：他要把革命带到华盛顿去，这场革命将会是破坏性的。美国要排除其它国家对美国的干预，摧毁全球主义者在美国建立的体制，夺回属于美国人的工作，使美国从衰退中复苏。移民、宗教道德等等都要摆在这一话题后面。他对这一主题如此深信不疑，他一直告诉特朗普，只要他一直推进经济民族主义议程，而他的对手们还在讲身份政治，那么无论如何他都可以胜选。他曾告诉特朗普要做一个破坏者的角色，特朗普却认为自己是建设者。虽然两人不止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但他推进自己的议程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

班农并不是也不需要某种深沉的思想家，他主张的是行动至上、重塑现实，所以特朗普横冲直撞的风格反倒正中下怀。他熟知当代媒体一次只能注意一个话题，所以主张不断超饱和式地行动，伴以主动释放噪音，为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打掩护，像他为特朗普所写的就职演讲中的一句话：“行动的时刻到来了。”驱动这一切的是新纪元信仰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个人背景给他带来的史诗般使命感。他认为和中国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对抗是这个黑暗时代（Kali Yuga）的主题，必须摧毁这个时代才能迎来转折。

对班农来说，中美对抗不是因为美国的霸权需要维持，而是美国的“主权”需要保卫，即便这将意味着现有美国霸权秩序的崩塌。一切都是不破不立，这样的短暂混乱可以接受的。可以预期，他的“时代革命”至少有一阶段是“揽炒”性的，要通过消灭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等我们熟悉的世界而实现。

无论未来如何，以班农为代表的议程，在白宫和美国社会已经种下种子，“超限战”思维主导下的国家机器将不可避免地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视为潜在的战场。拜登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irican）计划，表明自由派和进步派都能够接受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议程，而在其他方面，进步派的新锐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曾和右翼的克鲁兹（Ted Cruz）联名谴责美国公司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相对温和的民主党建制派头面人物佩洛希（Nancy Pelosi）也并不是什么亲华人物。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超限战”机器运转起来，“平民化”的战争成为新常态，即便是换上民主党执政，也未必能够轻易停战。

2016年选战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自由派的身份政治议程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根深蒂固，特朗普主打经济牌已经足够。在如今特朗普的经济好牌经病毒冲击一笔勾销时，现任政府占有优势的外事领域毫无疑问是眼下最有机会翻盘之处。中美“超限战”初见端倪，特朗普在过去几天的民调已经止住跌势、小有回升，一旦自由派和进步派卷入其中，在已经部分接受经济民族主义的情况下，仍是容易落入“亲精英”、“对外软弱”乃至“绥靖”的陷阱，如果处理失当，大半年来积累的前进势头亦有机会付之一炬。尤其是种族、性别相关的身份政治，在战争语汇主导的舆论环境中很容易被抨击为自我分裂。自由派和进步派的议程，还是否能在这种“揽炒”中涅槃重生，就值得打一个问号了。

无论中国政府也好，对抗北京的自由派人士或香港民主派也罢，显然和逐渐得势的美国右翼不在一套思路上。他们还期待美国的贸易战、制裁等等背后是美元霸权的维护、是自由贸易中对等原则的根本实现，是重新恢复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自由秩序；又或者期待北京向华府示弱就会带来弭兵……然而，对班农和正在逐渐主宰议程的“超限战”右翼而言，恐怕中美对抗本身就是美中关系的全部意义。

讽刺的是，北京多少出于深度全球化下对美国“超限战”的恐惧，而祭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大各方面管制，巩固国家机器，而这一切又让华府开始提防北京的“超限战”，乃至如今用“超限战”全面出击。两国其实已经走上不断升级的死循环。美中对抗和随之而来的“脱钩”对全世界经济体系造成的破坏本身，已经足够满足班农所渴求的“时代革命”。这并非什么理性考量，但也并不是什么疯狂——用班农的话说，这是“末日理性主义”——是衡量如何在末日生存的残酷。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他的末日世界。

（梅德乐，21世纪新型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