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加坡大选：一党独大天长地久，但变化也在持续发生

在略显短暂的9天竞选期后，新加坡于7月10日举行了1965年独立以来的第十三届国会选举。早在1959年被马来西亚国会决议逐出联邦之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下文简称PAP）就开始执政，一直持续61年至今。在大部分人看来，本届大选依然是一场“事先知道结果”的游戏。尽管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制，绝大多数国会议席（本届93席）经由普选产生，但没有人会怀疑PAP将继续在新加坡执政下去。就连因7月1日英语政策辩论中表现出色而于新加坡网络上爆红的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林志蔚（Jamus Lim）也于辩论中坦言，工人党不拒绝人民行动党获得选民委托，而是抗拒他们提出“空头支票”。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场激烈的大选。此次大选，PAP自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二次在所有国会议席上遭遇反对党的挑战，共有11个政党的191名候选人以及1名无党籍人士竞逐31个选区的93个议席，创下纪录。老牌反对党工人党连续多届赢得选区议席，守成之余试图拿下更多的选区。由前人民行动党要员陈清木（Tan Cheng Bock）去年创立的前进党获李显龙弟弟李显扬（Lee Hsien Yang）高调支持，显得 来势汹汹。

同时，COVID-19疫情让新加坡陷入防疫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这也成为执政党与反对党攻防的主要议题：PAP强调非常时期需要国民团结共度难关，选民应给予政府“强有力的委托”，以保证政局稳定；反对党则以PAP未能遏止移工宿舍疫情暴发为由头批评政府施政，并指控PAP将大选设在疫情走向未明朗的时间，是以选民的健康安全换取顺利的政权更迭。

10日当晚，原定于晚上8时结束的投票被临时延长到晚上10时，一度引起反对党的不满与猜测。最终结果是，PAP获得93个议席中的83个议席。PAP继续执政的结果毫不让人意外，反对党工人党却也创下了历史。

在本次选举中，工人党于盛港集选区的胜利。导致PAP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原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Ng Chee Meng）无缘继续参与政府内阁，让李显龙大呼“痛失”人才。另一边，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公认是李显龙总理职务接班人，本届选举“空降”每届选举都遭工人党强攻的东海岸集选区。王瑞杰虽取得胜利，但因得票差距接近，未能树立获得选民强力支持的继任者形象，或也为其接班之路增添困难。

李家阴影仍在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现年68岁，曾放话说自己会于70岁前卸任总理。但目前看来，李显龙短期内还走不了。

公认是李显龙的接班人的王瑞杰，于2018年11月成为PAP第一助理秘书长，外界解读称这是王瑞杰成为总理接班人的征兆。本届大选，王瑞杰于登记选区前最后一刻宣布参加东海岸集选区选举。东海岸集选区议席一直由PAP控制，但过往几届大选中，反对党团队均获得了较高得票率，与PAP咬得很紧。本届大选王瑞杰“空降”的举动普遍被反对党与新加坡媒体解读为“奇招”，称选民将不得不在工人党的“明星团队”和“未来总理”之间做出选择。王瑞杰最终仅以53.41%的成绩险胜，低于人民行动党的全国得票率61.24%，也比上届选举PAP东海岸集选区团队得票率60.7%要低。

在大选前，李显龙就已流露出短期内还不会交棒的态度。尽管李显龙多次强调“第四代部长团队”（“4G团队”）的概念，并表示自己将于70岁前卸任。但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打乱了阵脚，李显龙说自己未预料到任期的最后一段会遇到这一重大危机，可能要等到危机解决才正式交棒。

本届大选前，一度誉为“防疫模范生”的新加坡因疏忽了移工宿舍防控而造成疫情大规模暴发。也让深深卷入全球经济的新加坡遭到重创。李显龙上月警告称，受疫情冲击，新加坡202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萎缩4%至7%，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经济萎缩，李显龙也将COVID-19疫情形容为建国以来新加坡面临的最大危机。在疫情面前，所谓“4G”团队，无论是在内政处理还是外交论述上，都还缺乏亮点。

新加坡政治，也远未走出李光耀的阴影。大选正式举行前，李显龙弟弟李显扬高调加入陈清木创立的反对党前进党。李家兄弟二人反目，源于2017年公开化的政治遗产纠纷。李显扬批评李显龙为一己私利违背李光耀遗嘱，为利用父亲的政治影响力而保留李光耀故居。李显龙则予以否认，还破天荒地将家庭纠纷带上新加坡国会，向国人致歉并解释自己的立场。李显扬并未参加本届大选，仅以助选人员身份活动。他声称新加坡不再需要一个李家人（Mr. Lee），但显然，前进党希望利用他的李家人身份获得影响力，加强PAP政府已脱离李光耀的路线与遗产的形象。

如今，李光耀已去世五年，他的名字却仍常常见诸PAP议员的发言。历史学家覃炳鑫（P.J Thum）在Youtube节目中曾戏言PAP对李光耀的尊崇已经成为了半邪教（cult），认为PAP需要利用国民对国父李光耀的历史记忆来维持政权。在近日外泄的一段2019年初的内部讲话中，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表示国家危机总是帮助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其中就包括了2015年李光耀的去世。当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相比上届上升了9.7%。

反对派政治的革新

疫情与经济本应成为本届大选的核心议题，朝野阵营的政策方案却未能成为焦点。新加坡反对党短期内无法想象赢得执政地位，他们的政治论述因此大多立足于争取让新加坡民主迈向“监督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不敢逾越太多。

政策难以在朝野间得到充分辩论，有着具体的原因。一方面，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竞选时间非常短，本届选举只有9天，宣讲政策的群众大会还因防疫需要而被禁止；另一方面，反对党长期无法执政，只能“陪练”，工人党甚至还遭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于辩论会上“讥讽”，说他们是“行动党翻版”（PAP-lite），李显龙也说选民要选就选“正牌货”。

面对维文的质疑，同场辩论的工人党候选人林志蔚给出了“拒绝空头支票”的金句。这句话看似空洞，却于网络上抓住了选民的心，成为反对党取得突破之处。新加坡亲政府媒体《海峡时报》11日报导称，工人党取得突破的盛港集选区有超过60%的居民年龄在45岁以下，工人党强调反对党制衡作用的理念，引起了年轻选民的共鸣。11日凌晨，李显龙与其他高级阁员召开选后记者会，未直接回应人民行动党是否在年轻社群中失去民心的问题。但李也委婉地表示，新加坡年轻一代的的抱负和生活与老一辈大不相同，这必须在执政党的政治进程和政策规划中得到反映。

林志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是拥有多个学位的经济学家。他的出现象征着反对党阵营内的世代交替。选前，领导工人党转型并于集选区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刘程强宣布隐退，正式交棒给新一代领导人毕丹星。刘程强毕业于遭李光耀政府关闭的南洋大学，具华校生背景，能说流利的华语与潮州话，因此获得一批具同样族群、语言背景的死忠支持者。新一代工人党人物如毕丹星、林志蔚、佘雪玲，则都是英语比华语要更流利，形象也更精英，没有刘程强那样的草根奋斗色彩，刘程强隐退，一度引起舆论对工人党选情的担忧。工人党缺席华语的政策辩论更让外界质疑他们还能否和华语选民建立联系。

最终，工人党保住基本盘之外还有所开拓，其中因素除了刘程强的积极助选、林志蔚等人的“明星效应”与老牌反对党稳健的制衡者形象，还与微妙变化的语言格局有关。

新加坡独立后，为建立起跨越族群的共同体意识，并在冷战格局中与英美接轨，选择英语为公共语言。根据新加坡政府的族群理念，华语是华族的母语，华族的语言认同可以通过双语教育获得保证。这让华语从教学语言变成了学习科目，被设为标准华语的普通话也不是华南移民背景的华人家庭语言，无法如母语方言一样于家庭生根。这些因素都让华语教育“虚有其表”。华语也渐渐从被排斥的、非英校生的标签渐渐变成一门有难度的学问。推崇精英的人民行动党推出的70、80后新候选人，大多能说流利华语，以迎合官方设定的多元社会理念。相比之下，反对党中能用华语交流自如的同龄候选人相对较少。不谙华语或许会影响因刘程强个人特质长期支持反对党的老选民的观感，但不会影响将英语视为公共语言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对反对党政见的理解。

一党“永续执政”的传统来源

李显龙7月6日在网络直播中对选民发出呼吁，称PAP于危机时刻需要获得选民“强有力的委托”。在PAP的语言里，选举上的失败意味着新加坡政府的施政将受到不良影响：如果PAP未能获得“足够的授权”，将影响外来资本对新加坡的信心与投资；如果部长级候选人在选举中落败，意味着新加坡的领导班子失去了应有的人才。PAP与新加坡选民的关系维系着某种执政永动机：因为PAP拿出了政绩，选民才要投票支持，而只有投票支持PAP，才能保证政绩的延续。

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成立，除了选区划分不公（选区划分委员会直接受总理领导、有刻意为胜选重划选区的现象）、“领先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反对党政客遭诽谤诉讼打压之外，人民行动党的有效施政仍是最重要的因素。新加坡当局一直有意识地在促成“新加坡模式”论述，这是一种以“精英政治”、“贤能政治”、“自我更新”为核心的论述，将自己区别于“效率低下、社会撕裂、以普世主义凌驾他国”的西方民主体制，强调执政党时时刻刻在更新自己，保持领导团队的精英，同时又依靠选举让干部于基层接受选民的考验，避免不接地气。

新加坡一直以来政治保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让“新加坡模式”的论述颇具说服力。但这种论述多多少少有一些“自我东方化”的意味，建立在与西式政党轮替制度的对比之上，而隐藏了新加坡政治格局的真正起源。

本届大选中，反对党共赢得10个选区议席，许多媒体称这是新加坡史上反对党议员人数最多的一次。实际上这不尽然，1963年，新马合并后新加坡以州属身份进行的大选中，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就赢得了13个议席，险些让人民行动党失去议会多数地位。社会主义阵线由工会分子与华文教育背景的林清祥、李绍祖等人领导，由遭李光耀等反共的PAP内高层开除出去的左翼派系于1961年建立。

在新加坡正式独立以前，多语言教育背景的活动分子都在积极开展反殖斗争，工会分子、亲共左派与华语背景人士也是PAP的组成部分。1961年的分裂让PAP显得元气大伤，两派的主要争执点在于如何理解新马合并与“马来亚”的概念。社会主义阵线认为新加坡一直以来都是马来亚的一部分，主张反殖民的、反英帝国的马来亚人认同，因此反对由宗主国英国方面“撮合”、涵盖东马二州的大马来西亚计划。

在冷战的背景下，英国殖民当局、马来半岛反共的马来精英与李光耀领导的PAP反共派系联合行动，于1963年援引内安法，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抓捕了100多名多为左翼的反政府人士。冷藏行动重创了势力强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李绍祖因认为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的政权不合法，发起了对国会选举的杯葛，党友接二连三地放弃议席，转入街头抗争运动。这开创了PAP于国内会内一党独大的时代，从1968年开始的13年间，国会所有席位都属于PAP。直到1981年，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在补选中获胜当选国会议员，才打破了PAP对国会的垄断，反对党从此才能于每届选举至少获得1个选区议席。

李光耀领导的政府通过非常手段打压了势力庞大的左翼反对派，让新加坡自独立开始深深嵌入了冷战格局。与马来半岛若即若离的关系，又让新加坡独立无法避免地卷入族群政治。族群和谐深深烙印在新加坡的政制设计上。在维持族群和谐的名义下，新加坡设立了独特的集选区制度，这需要候选人以组团方式竞选，必须包括至少一名少数族群（即非华裔）候选人，得票最多的所有候选人将全数当选国会议员。在工人党于2011年取得突破、首度实现反对党在集选区的胜利以前，一直有批评声音认为集选区实际目的不是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权利，而是让反对党无法对拥有大量资源的PAP形成有效的对抗，同时建立起“以老带少”的PAP议员输送通道。

历史关系密切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人口结构不同，分别以华人和马来人为多数族群，但两个国家的人口组成却很类似，都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为主要族群，呈现出多族群、多语言的局面，大约处于“分而治之”的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与交融、互通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社会之间。

长期研究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黄进发曾分析认为，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创造了两个成功的选举型一党制国家（electoral one-party state）。新加坡有大量的左倾华人，在反殖民论述下独立，在冷战中会让美国阵营担心出现“东南亚的古巴”。新马合并可以遏制左倾的趋势，新加坡大量的华人人口却让主张马来人至上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感到威胁，导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新马两地于建国前后都曾因族群冲突出现暴动，族群和谐因此成为两个国家维护政治稳定的目的与理由。两国当局甚至会相互“以此为鉴”，以对方的族群关系来警告国民：马来西亚不能像新加坡那样落入华人的控制，新加坡则不能像马来西亚那样陷入马、华对立的局面。马来人至上在马来西亚写入宪法，新加坡则以各种强力手段维持“多元族群”国家的面貌。分别在两地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前身为联盟党）与人民行动党均强调只有支持当局才能避免国家滑向种族暴乱，也以此维系着自己的统治。

尽管新的大选中反对党更加进取，但新加坡距离两党制仍有很长距离，两党制也不见得是新加坡政治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对党政治已然生根，并完成了一次迭代，脱离冷战格局的新加坡政府也再无法回到李光耀时代的强人作派。李显龙任内树立了亲民、怀柔的形象，也主动通过非选区议席增多与扩权的改革来回应要求国会有更多监督与制衡的诉求。服务社区、民主制衡、责任担当是反对党当下努力建立的招牌。

更不用说，时代已变，如今的反对派不再可能被安插共产主义的污名，同时也不再背负老一代政治犯的精神负担。

（夏兰扬，人类学学徒，热爱马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