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香港商人在大陆看守所的1983天

筷子和镜子都是陌生的，在连云港看守所的1983天里，林永祥与它们无缘。

这或许解释了他出狱后初次拿起筷子时手指微微颤抖，以及不时照镜子观察眉毛变白发出感慨，63岁的林永祥正在老去，而近五年半的看守所生活加深了这种印迹。

2020年6月2日，林永祥在深圳下水径的租房内等待著，香港的“家”在对岸51公里外的油麻地。窗外，低矮的平房与陈旧的高楼错落交织，倒有些像九龙的景致。林永祥拿著律师借他的苹果手机点击“互联网法庭”微信小程序，人脸识别通过后进入线上法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著江苏省最高院宣判案件二审结果。

2013年初至2014年7月间，林永祥因替印度人ANKIT销售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版“易瑞沙”“格列卫”“特罗凯”“多吉美”等抗癌药给中国大陆的五名“下线”，并从中收取3美元/瓶的服务费，被江苏省连云港警方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该案被称为连云港“药神”案。

10点40分，法官发来判决结果——林永祥、非法经营罪、刑期五年、罚金10万。林永祥说，自己可以接受“非法经营”或“走私”的事实，“毕竟这个药没有报备进关”，但他不希望这个罪名成为人生的污点。他和律师葛绍山决定，于两周内正式提出国家赔偿。

他希望能改判无罪。

2014年6月30日，林永祥从罗湖过关到深圳，办完公事后去女朋友处吃晚饭，随后被连云港警方带走调查。警方正是根据同案何永高的银行交易记录，查到“上线”是一个叫Thomas（林永祥）的香港人，为此在罗湖徘徊3个月，终于在林永祥过关后、根据他内地手机号码成功定位。

林永祥随后被警察带到罗湖区派出所进行登记，当晚在广州的旅馆停留了一夜。8名便衣警察挤在旅馆的两间房中，警察睡床上，林永祥睡地上，一只手被铐在床腿，房费和交通费全部从林永祥身上的1万元现金中扣除。

第二天，林永祥搭8小时动车到徐州，再乘2小时警车抵达连云港市新浦分局。路上，他向警方提出借手机跟家里说明情况，被警察以“你讲白话，我们听不懂”为由拒绝。逮捕告知书直到事发二十多日后才寄到香港，太太发现他失踪后，曾专门去深圳报警。

林永祥是光著脚走进看守所的，金属属于违禁品，那双镶著金属装饰的绿松石蛇皮皮鞋留在了公安局内。签字、拍照、按手印、做完各项身体检查后，林永祥领取生活用品入监，算是被正式刑事拘留了。在此后的近2000个日夜里，林永祥先后经历了无惧、希望、失望和麻木，人生从此被改写。

在香港哪怕被关，还有报纸看、有牛奶喝

第一次问询长达3小时，在签字确认笔录时，林永祥辩称“销售金额”没有350万这么多，他记得警察回复道：“如果你不承认销售金额数量，你不承认你是agent，你就会坐监，你承认之后，就可以回家了。”警察还说，随便签多少都一样，“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最多关个半年一年就出来了”。

确实，当时中国法律只定性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而进行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回到号房后，号友向他传授经验：“他们是骗你的，你千万不要信。”号友间流传著一句口号——“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不过，在看守所的前半年，林永祥一直觉得“这个事没什么”。他支付了近20万律师费，要求就是尽快取保外出，最迟12月前走完案件审理程序，回香港过春节。

林永祥从号友和管教处打听到一位叫葛绍山的律师，会见沟通十分顺利，但他担心28岁的葛绍山“关系不够硬”，于是又请了律师事务所孔祥翔主任加盟。

与律师会见时，他总是抱怨看守所环境差、没有人权，甚至向律师大谈香港司法体制的种种优势。林永祥说，香港司法一般以取保为原则，羁押是例外，但是大陆是以羁押为原则，取保候审是意外。他抱怨大陆看守所的生活环境不如香港，什么都得自己花钱买；在香港哪怕被关，还有报纸看、有牛奶喝。

2014年7月，连云港市新浦区与海州区合并，鉴于该案在当地有重大影响，且第一被告人林永祥是香港人，这起案件也由海州区检察院报请连云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向连云港市中院提起公诉。这意味著案件审理过程延长。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转折降临在林永祥身上。

2014年11月，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认定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刑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这让林永祥的取保或缓刑诉求变得非常难，甚至可能面临重刑。

他曾认为“药品市场几乎没有输的可能”

上世纪80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林永祥从设计转行做贸易，先后在沃尔玛和卜蜂莲花担任中高层。90年代末，林永祥在亚洲金融风暴下被迫失业，于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取名得保利（Double Edge），意为“剑的两面”，“它提醒我，有些事情可能对你有利，但有时候也会对你造成伤害。”

他的公司从2011年开始接触药品生意。“只要药是好的，患者就会一直用。”林永祥说，药品市场几乎没有输的可能。

彼时在香港药房可轻易买到进口抗癌药。美国彭博新闻社2015年曾报道，香港许多药房均售有抗癌药和丙肝抗病毒药物，且患者无需出示处方。林永祥记得，如果顾客没有处方，就要先拿钱给药店，药店找供应商拿货，顾客半天后就可以拿到。内地顾客担心高价买到假货，买卖双方往往会在香港当面交易。

一河之隔的大陆，患者们也会主动联系印度人购买抗癌药。由于中国药品审评审批速度缓慢，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往往会出现3-5年滞后期；即便进入中国，一盒动辄上万的高价原研药也让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难以承受——彼时，多种抗癌药并未纳入医保报销。

印度人ANKIT担心药品直接运往中国会被海关查获，因此从香港卫生署网站上找到林永祥的联系方式。ANKIT提供客户信息给林永祥，林永祥在香港机场收到货后，再雇人将货运进深圳或广州，快递至全国各地的患者手中。药品从印度转香港带到内地，只需半天。

林永祥说，他认为代购印度药跟代购奶粉并无太大差别，只是超数量携带在海关被查到后，需要缴纳数倍惩罚性关税。他曾有两单货被海关截获，最终由ANKIT如约承担罚款和货价。

林永祥在给审判长写的《求情暨获轻判缓刑书》中为自己辩解：“因我是香港人，对大陆法律不了解，而且这药在印度也是有批文批号合法销售，我亦是有合法进出口药物牌照。”

根据香港法例第 60章《进出口条例》，凡将药剂制品及药物输入或输出香港，必须具备由工业贸易署签发的进口或出口证。林永祥在香港具有合法药品进出口资质，药品从印度运到香港是合法的，但涉案肿瘤药并未经过报关程序，而是通过私人带货的形式过关到深圳。

林永祥的生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能帮忙中转肿瘤药，印度人就会让他做印度药在香港的独家代理商，他就可以拿这些品种参加香港非政府的投标，在部分药品市场一家独大。

这个算盘还未打响，林永祥便已开始付出代价。

法院速记员说：“十年就十年，坐就坐吧”

听闻司法解释可能让自己面临重刑的消息后，林永祥呆坐在会见室，大脑一片空白。不过一个月前，律师还和检察官半开玩笑说，“还好，这个案子销售金额不作为量刑情节”。如今，一切乐观的假象都被推翻了。

2015年1月，一份装订工整的起诉书寄到看守所，很快就被林永祥翻烂了，已经折角脱落的A4纸上写满了他的笔记：第一，他的行为属于中转，没有实质上买卖关系，因此他无法接受自己被列为“一号被告人”，强调自己是从犯角色；第二，他的直接“下线”是5个人，与徐州、连云港几名当事人没有关系——连云港司法机关将他列为15名当事人的上线；第三，如果案件仅针对四款涉案抗癌药，他的涉案销售金额能减少35%以上；第四，希望通过其他同案律师联系患者，像“药神”陆勇（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一样征求患者的联名信。

林永祥开始意识到案件并不简单，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辩护理由。他问其他号友借了刑法方面的书，把跟案件相关、对案件有利的内容都记下来，结合自己对于案件的理解，寄信给两位代理律师。

从收到起诉书到两次开庭结束，林永祥与葛绍山沟通最多的是法律。作为当事人，林永祥是一个得力的“法律助手”，他提出的许多法律意见确实给了葛绍山很多思路。信中的文字是焦虑的，新司法解释出台后，林永祥对案件的预期从“无罪”变成“判3年以下，最好1年到1年半”。

林永祥与同案李某的交易金额中，有30多万元是林永祥帮其代购冬虫夏草，有60万元是林永祥借钱给女朋友买房。如果这些钱能够从销售金额扣除，将会对他们减刑有重大帮助。但这也意味著，自己的婚外情将被妻女知晓。

实际上，寄到香港家中的银行卡账单早已透露了秘密，账单上有林永祥与女朋友在泰国度假时买的奢侈品，也有在深圳添置房产的首付，而法庭上的陈述不过是验证了林太太心中所想。

自此之后案件的两次开庭和取保候审，家人再没来连云港看过他。2015年，林永祥还能收到家人断断续续打来的生活费，尽管全年收到2000多元甚至不够他撑过一个季度，但至少有人牵挂。到了年底，这笔生活费来源彻底断了。

2015年12月，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后，林永祥已连续几晚睡不著，他心中有怨，几万元的关系费花出去了，孔祥翔律师预判案件会“从轻不从新”（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论《刑法》如何变更修正，一律适用行为时的旧法处断 ，同时就行为时之旧法与裁判时之新法较其轻重，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的轻法处断），但开庭时，审判官却说“不可能”。法院速记员说得轻松：“十年就十年，坐就坐吧”。

林永祥曾目睹身患糖尿病的室友，因不堪忍受死刑，专门订糖大量服用，最终在被执行死刑前自行结束了生命。他想到自己年近花甲，人生没有几个十年。

“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受此苦难”

案件自2015年12月第二次开庭后陷入沉寂。

葛绍山与林永祥的见面次数也从一个月5、6次降为每月1次，大多是葛绍山会见其他当事人时顺便看下林永祥。2016年5月，连云港中院答复案件已报给最高院请示，剩下的只有等待。

现在，林永祥已被迫适应每日6点半听著号声起床、晚9点半躺在木质硬板床上，在号友的呼噜声和嘴里的大蒜味中入眠。近30平方米的号房容纳了20多位在押人员，远超15人的标准量，“牛鬼蛇神，什么都有”。管教常常训诫他们，“不管你在外面是龙是凤，进到里面都是一条虫”。

看守所遵循严格的规章秩序，每个人就像标准化的螺丝钉被打上编号，“3号”林永祥负责制作磁环线圈，捡起地上的零件并计数，经常累到直不起腰。

2017年6月，中国公安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看守所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事生产劳动。对于羁押人员来说，白天的时间变得更难打发，除了每天半小时可以放风，其余时间只能坐在木板床上发呆或闲聊，或是看书打发时间。

从外面带进来的书，有易经、佛经、英文版的圣经，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类。葛绍山了解他，“老林毕竟还是一个商人，他对于经济变化和经济学原理始终是比较感兴趣的。”

林永祥在慢慢地改变。在葛绍山的印象中，林永祥最初和他大谈香港的民主人权，后来话题焦点变成中国司法，最后开始聊佛法。

他逐渐看淡，并把一切都归为因果。因他在深圳有了“桃花劫”，在道德上背叛了太太，才会遭遇看守所的劫难，家庭支离破碎。他在写给律师和家人的信中无不提到，“这次事件，我最愧对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太太，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我尽早获得自由，使我早一日为我对不起家人的错误赎罪。”

到了2017年，林永祥已经不再追求案件轻判，而是偶尔催律师问问“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好早点去监狱里劳动减刑。2017年9月6日是太太的六十大寿，他从杂志上剪下一张老夫妻庆生的照片，蛋糕上刚好有6支蜡烛。他自认有愧于太太，将男方的面孔剪去，写下 “只有你的宽恕，我的孽劫才能到头。”

2018年上半年，恰逢葛绍山转所，中间有4个月换律师证，无法会见当事人。等到2018年6月再次见到林永祥时，葛绍山觉得他有些“关傻了”，开始聊家常，号房里新关进来了什么人，他跟谁相处得比较好。

用林永祥自己的话说，那时的他已经麻木了。在他关进看守所的第三年，连云港因修建核废料处理厂引发成千上万人上街抗议。有当地人并未参与示威，仅仅将抗议视频发到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群里，就被拘留了37天。这让他感慨“言论自由何在”。

林永祥在给审判长的信中颇为激愤地说：“我林永祥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受此苦难，我有室友无驾照，醉驾把人撞死并逃脱，甚至不肯给对方赔偿，才判了3年半。另一室友共犯抢劫杀人，才判10年。我只是不熟悉中国药监法，把有疗效的肿瘤药发给中国客户，并赚取了蝇头小利。”

在看守所的见闻让他更加认识到中国与香港的司法差异。中国司法侧重“不枉不纵”，香港所属的英美司法体系偏向“疑罪从无”。按照他的理解，中国是不管有事没事，先关你30多天再查，如果30天内不起诉，司法系统没任何影响，但是你在外面做生意、打工、读书，每一样都够你受了。但在香港，证据不充分最多关人2天，从逮捕到开庭也会在几周内，不会像中国一样久拖不决。

在讲述这些个例时，他特别向记者强调，“这些内容在案件未结之前，你不要发出来，对我没有好处的。”

“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影响”

2018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影片中病人吃不起高价原研药，主动找商人买印度仿制药，最后商人被捕入狱的情节，引起舆论热议。葛绍山相信这部电影会对案件改判有推动作用，他买了30多张电影票请助理送到连云港市中院和检察院，都没有被收下。

令林永祥兴奋的是，案件当事人和家属联系上澎湃新闻报道此案，他向律师打听这家媒体在中国的影响力，期望该案经媒体报道后能够“尽快有个结果”。

在看守所的漫长岁月里，一切纸张都被林永祥用来写信，号友的换押证、号房周讲评记录、泛黄的济南三五二零工厂广告。2015年初，一封写给律师的信中，林永祥愤慨道：“如果家人和朋友知道我被判了重刑，一定会向驻北京香港办事处投诉，并向香港及中外媒体陈述我的惨况。”但实际情况是，律师多次微信联系林永祥女儿打些生活费、寄送生活用品，往往说了两句后，对方就不再回复。

2018年8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分别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林永祥获刑6年3个月。另有一人被判处缓刑，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及其家属很快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极力主张上诉，一边是劝说大家接受案件结果，好早点去监狱减刑，甚至恳请律师让林永祥撤诉。

被问及是否上诉时，林永祥不确定地望向葛绍山，葛绍山冲他轻轻点了点头，林永祥立即当庭表示上诉。

5天后，葛绍山带著刚刚写完的上诉状见林永祥。在会见中，他对葛绍山的称呼突然从“小葛”变成了“葛律师”，说自己考虑再三决定不上诉，后来又专门写信向葛绍山表达这些年的感谢。

林永祥感到为难，担心上诉会影响案件进展，也想早点去监狱减刑。上诉期将满之际，看守所的人从后往前依次确认是否上诉，林永祥是第八个，看守所的人跟他说其他同案都不上诉，别因为他一个人影响了案件进展。

葛绍山也发朋友圈感慨，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林永祥了，等到10天上诉期一过，案件判决生效，他们便会从看守所转至监狱。

几天后，葛绍山在北京的一场法学论坛上，恰好听到一位省高院法官出身的律师评述连云港“药神”案“没辩到点上”。趁著案件还在上诉期内，葛绍山决定再试试，“不管怎样，上诉状我要让老林签”。

最终，同案的何永高决定上诉，他请葛绍山转告林永祥，他的上诉状已寄往连云港中院，让林永祥一定要上诉到底。林永祥签署了上诉状，15名被告人中有7名提出上诉。

2019年5月20日，该案二审开庭。尽管事先已从律师处得知没有家人前来，林永祥仍不时往旁听席望去，期待熟悉的身影出现。当其他被告人正立做最后陈述时，他被手铐束缚住的双手努力伸向空中，不熟练的普通话回荡在法庭之上：“我已经在看守所被羁押了近五年，希望法庭还我久违的正义，希望我的家人、香港媒体，不要以我为耻，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随著中国《药品管理法》时隔18年迎来首次全面修改，其中“进口未经批准的境外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的规定，令不少因贩售国外药品而被控销售假药罪的被告人看到了希望。

不过，当葛绍山第一时间带来新《药品管理法》修订的消息时，林永祥只是淡淡说道：“我已经在里面关了5年，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对我的生意和家人造成的影响。”

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正式施行，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行为不再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根据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该条同时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四天后，被羁押了5年5月零5天的林永祥走出连云港看守所。

“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离开看守所前，他把没吃完的麦片、奶粉、饼干、火腿肠分给了号友，一个多月前订的冬季号服也送了人，等待葛绍山前来办理取保手续。

五年来，林永祥和葛绍山第一次不用隔著铁栏杆见面，没有过多言语，两人相视一笑，握了握手。车沿著看守所出来的路开到一半停下，鞭炮声鸣与硝烟味儿不断，葛绍山从后备箱取出同案家属帮忙准备的鞭炮。林永祥找了块空地，将一长串鞭炮铺在地上，点燃，在一片响亮的鞭炮声中，庆祝自己重获自由。

车上，他还用记者的手机与远在香港的女儿通了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女儿正在办公室，连喊了他好几声，面露兴奋地问他什么时候回香港，今天准备做些什么。

由于案件未结，林永祥暂时无法返回香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套1600元/月的主卧暂住，后搬至深圳的单身公寓。电话最后，林永祥特别强调请女儿说服母亲原谅他。在剩下来的有限岁月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香港好好尽一个一家之主的责任。

除了在过马路时担心车辆，以及无法使用手机以外，他对城市并不陌生，他说自己现在走路轻飘飘的，声音也跟著上扬，“总体上感觉很棒，free as a bird。”

重获自由后的第一顿午饭选在了律师常去办公的一家咖啡馆，林永祥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奶茶或者咖啡？”他点了一份肥牛金针菇煲仔饭，右手拿起筷子悬在半空中颤抖，“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拿筷子”。

在看守所，塑料勺和手是吃饭的唯一工具，筷子属于违禁品。不过，没有筷子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不便，看守所里食物简单，往往是粥、馒头，配上一些简单的炒菜。遇到传统节日时，犯人们也可以掏钱买到月饼、粽子，尽管味道比不上外面，但多少为单调的羁押生活多些点缀。

记忆中，在连云港的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气温跌至0度以下，林永祥会见律师时棉外套外又套了件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看守所一般月开销1000元上下，而林永祥的月开销有时达到别人三倍，律师细问之下才知道，他手上生了冻疮，无法忍受用冷水洗衣服，就多订些食物分给号友，请他们帮忙洗衣服。

气候迥异和环境落差让他身上多个脏器出现不适，体重较入狱前跌了28斤。从看守所出来后的数周里，他因肠胃不适频繁地上厕所。如今，他的衣橱最上层摆放著不下五种止痛药和保健品，大多针对胃痛和胃粘膜保护。

出来后第一天，他疲惫却兴奋，跟律师一遍遍回忆著五年多来的点点滴滴，讨论案件的未来走向，一直聊到凌晨3点。林永祥主动提出想借葛绍山的手机看看电影《我不是药神》，看完后又翻著从公安局拿回的旧物件说是找找回忆。

在看守所，林永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过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新闻报道，睡前，他问记者借手机打给女儿问“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儿说有上千人被捕。林永祥又从电脑上看到831太子站袭击事件、理工大学冲突等影像片段。看完后，他对著一个陌生的香港沉默许久，神色凝重。

走出看守所时，林永祥斗志满满，很快吃完饭起身，指著天花板立下誓言，“给我五年时间，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赚钱做生意、好好补偿我的家人，只要我身体还能坚持下去。”

但第二天早上，他在电视上看到“谴责暴力”的新闻，若有所思地低头叹息，“按照现在香港的局势，我很难东山再起。”

尾声

一切都得从头再来，但留给林永祥的时间不多了。他从女儿处得知，亲生弟弟3年前因脑溢血在美国逝世，而两个年纪50岁上下的生意伙伴也已不在人世。

林永祥决定至少干到70岁，把过去5年半丢下的生意和案件花销补回来。他戏称自己在看守所这些年，成功将商业人脉从华南拓展到苏北。有了一部从律师处暂借的手机后，他依次联络号房里认识的其他经济类犯罪的朋友，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房地产、水泥等生意。

药品生意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我只会在香港做药品生意”。他多次催人找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目录的英文版，并买了一些医药和面对衰老的书，说必须了解市场的行情。他已决定与人合资在连云港自贸区成立一家港资药品公司，进口高端药。他也决定等案件有结果后，重新联系ANKIT做生意，“我相当于是替ANKIT坐了5年半的牢，但是没关系，只要他再给我些生意。”

他说自己人生有三道坎需要过，第一道是从看守所走出来，第二道是与家人和解，第三道是回到香港后，将自己所见到的中国司法不公（枉判、冤判情形）写成一本书。但因为疫情，香港“封关期”延长，他的归家之路只能跟著延期。

在旅馆房间，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做的磁环线圈，小心地把这些零件放入密封塑胶袋内。记者问他：“你不打算扔掉它们，不再想起这段在看守所的岁月吗？”

“怎么可能丢掉？”林永祥反问。他说回到香港以后，要把这些彩色的零件排列成一幅画挂在墙上，提醒自己“It’s the worst time of my life.”(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