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乔纳森‧弗兰岑：倘若我们不再假装

【编者按】：本文为新经典文化出版的乔纳森‧弗兰岑新书《地球尽头的尽头》中一篇，讨论环境议题的〈倘若我们不再假装〉，发表时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争议与讨论。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选录。

卡夫卡告诉我们：“世上有无穷的希望，只是不属于我们。”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在努力达成看似可及的目标，奋斗的过程或悲或喜，总之最后他们始终都构不到成功的边。这样的作家会冒出这句有点玄的话，还真贴切。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骤然黯淡的世界，把卡夫卡这句话反过来讲，好像也说得通：“世上毫无希望，除了属于我们的希望之外。”

我讲的当然是关于气候变迁。人类绞尽脑汁想控制全球碳排放，让地球免于融化的命运，这实在颇有卡夫卡小说的气氛。这个目标三十年来清清楚楚，只是尽管我们已为此竭心尽力，还是没什么重大进展。如今科学证据已不容我们反驳。假如你还不到六十岁，应该有机会亲眼目睹地球上的生活出现极大的动荡——诸如农作物大规模歉收、野火燎原、经济内爆、洪水泛滥、数亿人因酷热或常年旱灾流离失所。要是你还不到三十岁，应可保证能亲眼目睹这一切。

倘若你还在乎这个星球，关切在这里生活的人与动物，那你可以有两种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你可以继续盼望我们能遏止灾祸；你可以因这个世界毫无作为更加气馁或愤怒。你也可以接受大难即将临头，重新思考起“怀抱希望”的真义。

即使在过了这么久的今天，还是处处可见有人传达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几乎每天都会读到“是时候『卷起袖子』和『拯救地球』”之类的字眼；看到有人写说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可以“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尽管这口号在一九八八年有明确科学证据时，还可能是事实，我们过去这三十年排放到大气中的碳，已等同于两百年来工业化社会的碳排放量。事实早就变了，只是不知怎的，口号还是没变。

从心理层面来看，拒绝相信这件事也是有它的道理。尽管“我将不久于人世”是无情的事实，但我活着的时空是现在，不是未来。假如我必须在以下两件事之间二选一，一是令人担忧的抽象事物（死亡），二是我能感知的明确证据（早餐！），我的理智会选择专注于那明确的证据。地球也一样，完好无缺依旧，如常运作依旧——四季依然更迭、大选年又将来临、“网飞”又有新喜剧。要说地球即将毁灭，对我而言比死亡还难理解。别种的世界末日，无论成因是宗教预言、热核反应或小行星，至少还有个一刀两断的痛快死法——前一秒世界如常，下一秒灰飞烟灭。反观气候变迁造成的末日，死状可就难看了。它会化身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导致益发恶化的乱象，最终造成整个文明开始崩毁。那场面势将惨不忍睹，但或许不会太快临头，或许不致人人遭殃，也或许不会影响到我。

然而某些人否认气候变迁存在，带有比较多刻意的成分。共和党对气候变迁采取的立场是何居心，人尽皆知，但这种否认心态，在改革派的政治主张中也不难看到，或至少从他们的措辞即可见一斑。某些针对气候变迁议题的重大提案，把“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当成指导方针，但“绿色新政”依旧包装成了我们得以逢凶化吉、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而解方就是各项超大规模的再生能源计划。许多支持这类提案的团体，对外运用的文字策略是“阻止”气候变迁，或暗示我们还有时间防止气候变迁。左派政治分子很得意于自己不同于右派的一点，就是他们愿意听气候科学家怎么说。气候科学家的确认为这场大灾难在理论上有转圜的余地，但似乎不是人人都用心听他们说话。“理论上”这三个字因而成了众矢之的。

我们的大气和海洋在气候变迁发生之前，只能吸收一定的热，而各种回馈环路让气候变迁更严重，使得情况完全失控。科学家与决策相关人士之间的共识是，假如全球平均温度上升超过摄氏两度（也可能比这个数字略多或略少），就代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I.P.C.C.）给我们的说法是，要想把上升温度限制在两度以内，不仅需要逆转过去三十年来的趋势，还需要全球在“下一个”三十年间，把净排放降到零。

退一万步说，这实在是极为艰钜的任务，而且这主张的前提是，你得信赖I.P.C.C.的计算结果。上个月的《科学人》杂志提到一项新研究，显示气候科学家一点都没有夸大气候变迁造成的威胁，是他们过去低估了气候变迁的速度和严重性。科学家为了预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幅度，得仰赖复杂的大气模型。他们会用超级电脑分析大量的变数，为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跑出大约一万种不同的模拟状况，好做出上升温度的“最佳”预测。假如有哪个科学家预测温度会上升摄氏两度，那也不过是讲出一个最有把握的数字而已，其实是“至少”会上升两度，真正上升的温度说不定其实高得多。

《地球尽头的尽头》

作者：乔纳森．弗兰岑

译者：张茂芸

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我不是科学家，我用自己的方式建构模型。我在脑中试拟各种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加上人类心理和政治现实的局限，也考虑到不断增加的全球能源消耗（目前为止，再生能源减少的碳排放，比消费者需求造成的碳补偿还多），并计算集体行动能防止灾难的情况有多少。我从决策人士和相关行动派人士提出的解方，推演出一些可能的情况，而它们彼此间有些相同的必需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世上每个造成污染的主要国家，都得推动严苛的节能措施，关闭大部分能源与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并全面重整经济。根据最近《自然》期刊某篇论文的说法，现有的全球基础设施，倘若继续运作到正常寿命终了为止，造成的碳排放，将超出我们全部的排放“限额”——也就是在达到大灾难的门槛之前，还能释放的碳的额度。（此一估计尚不包括数千项属于“已规划”或“施工中”的能源及运输新计划。）要把碳排放维持在此一额度中，就必须展开从上到下的干预措施，而且不仅是每一国都得做，还需要各国全面贯彻实施才行。好比说，把纽约市变成绿色乌托邦，但如果德州人同时仍不断汲油、开载货卡车，那还是枉然。

其次，这些国家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巨额的政府经费必须花在对的地方，不得白白虚掷，不得落入私囊。讲到这里，不得不说那个卡夫卡式的笑话实在很好用——欧盟下令使用生质燃料，却导致印尼为了种植油棕树、采收棕榈油，加快了大肆滥伐的脚步。还有美国为乙醇燃料提供补助，结果除了玉米农之外，谁也没捞到好处。

最后，有不计其数的人（包括痛恨政府的数百万美国人）将会面临重税，原本熟悉的生活型态也将处处受限，但人人都得照单全收。他们必须接受气候变迁造成的现实状态；必须相信为了对抗气候变迁，得采取非常手段；更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些新闻，就说那是假新闻。大家必须把国家主义和阶级、种族仇恨全部放到一边；为了远方受威胁的国家，为了遥远未来的世世代代，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光是习惯越来越猛的酷暑、益发频繁的天灾还不够，人人永远都得活在这种变化的恐惧中。他们每一天想的不是早餐，而是思考死亡。

你可以说我悲观，也可以说我人道主义，但我实在不觉得人性在短期内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我可以用我的模型跑出一万种可能的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相信能达成下降摄氏两度的目标。

我可以说从两件事情来看，会得出这种结论的不仅我一人，其一是最近数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而且很多是共和党员）对地球的未来感到悲观；其二是内容令人难过的书反而大卖，好比大卫．华勒士—威尔斯（David Wallace-Wells）今年出版的《不宜居住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只是大家依然不愿公开这种想法。有些气候变迁的行动派人士主张，我们要是公开承认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会降低大众采取改善行动的意愿。在我看来，会往这层面去想，一来未免看不起人，二来也是无谓的想法，毕竟目前为止，我们拿不出什么改善气候变迁的成绩给大家看。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会让我想到某种宗教领袖，生怕大众若少了永远得救的保证，就懒得循规蹈矩。以我的经验来看，没信教的人爱邻居的程度，并不亚于信徒。我因此很好奇，假如我们决定不否认现实，告诉自己真相，那接下来会如何？

首先，就算我们无法指望自己能免于那摄氏两度的暖化之灾，就实际效益和道德层面而言，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应该降低碳排放。从长远的观点来说，我们让温度上升的幅度最后会比两度多多少，大概已经没差了，只要越过那个无法回头的点，这世界会变成怎样，将由它自己运作。然而就短期来看，事情做一半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把我们的碳排放减半，多少可以使暖化造成的直接影响不那么严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延缓我们面对那个临界点的时间。气候变迁最恐怖的一点，就是它进展的速度之快，看温度纪录几乎每个月都创新高即可知。倘若集体行动能让无情肆虐的飓风少那么一个，让相对稳定的状态多那么几年，那或许是个值得我们努力的目标。

坦白说，就算集体行动一点效果都没有，也还是值得努力。我们明明有节能的方法，却保存不了有限的资源；明明很清楚碳对大气造成的影响，也没有排放碳的绝对必要，却还是把碳排放到大气中，这根本就是错的。虽说仅仅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不了气候，并不代表个人的行动毫无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得做出道德选择。宗教改革期间，“末世”只是一个概念，不像如今成为具体得可怕的形式。当时有个重要的教义问题是，你应该行善，是因为行善会带你进天堂？或纯粹因为行善是好事？——因为尽管“天堂”是个问号，你还是很清楚，如果人人都行善，眼下的“这个世界”就可能会更好。我用不着相信地球会拯救我，也可以尊重地球、关切与我共享地球的人。

再者，对得救怀抱错误的希望，也有可能造成实际的伤害。倘若你坚信我们可以化险为夷，代表你愿意彻底投入，去解决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大到所有人得永远把它放在第一优先。但怪就怪在这么做会导致某种自满——自以为选举时投票给支持环保的候选人、骑脚踏车去上班、旅行不搭飞机，就好像为世上这唯一值得做的事尽了全力。然而，倘若你接受现实，知道这个星球的温度即将破表，达到威胁文明的程度，那么你该做的事还有很多。

我们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算我们把大部分资源孤注一掷，致力于降低碳排放，盼能换得一线生机，投进全部资源仍是不智之举。好比高速火车适不适合北美国家尚无定论，但要是动用巨款兴建高速铁路系统，就代表我们无法用这笔钱为灾难未雨绸缪、无法为惨遭洪灾的国家提供重建经费、无法用于日后的人道救援工作。我们有许多超大规模的再生能源计划，却破坏了现存的生态系，像是肯亚数座国家公园现正进行的“绿”能开发计划；巴西庞大的水力发电工程；舍有人居住的区域不用，反而在广阔的开放空间兴建太阳能农场——自然界已在挣扎求存，而这种种开发计划，无一不在磨耗自然界的复原力。土壤与水耗尽、滥用杀虫剂、全球渔场枯竭等问题，同样需要集体意志来面对，而且这些状况和碳的问题不同，都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事。此外有个附带的好处——许多低科技的节能行动，像是复育森林、保存绿地、少吃点肉，都可以减少我们的碳足迹，而且成效与大规模产业变革不相上下。

气候变迁这场仗，唯独在你有把握打赢的时候，才有不惜一切投入战争的道理。要是你愿意承认我们早就吞了败仗，那除了战争之外的各种行动，便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为大火、洪水、难民预做准备，就是一个直接相关的范例。只是大难临头，使得几乎所有可让世界更好的行动，变得分外迫切。世道越来越乱，众人仰赖的庇护不是法制，而是部落意识和武力。要对抗这种反乌托邦状态，最好的武器就是维持正常运作的民主体制、正常运作的法律制度、正常运作的社群。从这个角度来看，凡是让社会更公正、更文明的举动，如今都可以视为有意义的气候行动。确保选举公平是气候行动；对抗财富极度不均是气候行动；关闭社群媒体散布仇恨的机器是气候行动。制定人道移民政策、提倡种族平等与性别平权、推广对法纪和执法人员的尊重、支持自由独立的新闻媒体、让国家不再有攻击性武器——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气候行动。想在温度越来越高的环境存活下来，我们就得尽全力，让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每一种体系维持健全。

然后再说到希望。假如你对未来的希望，靠的是一种天马行空的乐观想像，万一你想像的版本到了未来，连理论上都行不通，那你十年后要怎么办？难道要完全放弃地球？我姑且借用一下理财专员的说法，建议一种比较均衡的“希望组合”，有些可以放长远一点，把大部分放在短期。为了让最坏的结局不致太过惨烈，和人性的局限拔河在所难免，但小规模、区域性的战役也一样重要，这种战事你还可以抱着比较务实的期望打赢。对，我们要一直为地球做该做的事，但同时也要继续努力拯救你心爱的“具体事物”——它可以是社区、机构、荒野、面临困境的某个物种。就算你的努力只有小小成绩，也是一剂强心针。你此刻行的善，固然可说是对抗日后酷热的一种避险措施，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它在当下便成就了善。只要你心有所爱，就有所盼望。

我家在圣塔克鲁兹，这里有个组织叫做“游民园地计划”（Homeless Garden Project），他们在市区的最西边经营一个小小的农场，为本市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训练和支援，也让游民享有社区的归属感。这组织并不能“解决”游民问题，却在近三十年来一步一脚印，改变某些人的生活。他们自给自足，部分营运经费是靠销售有机农作物；他们更大的影响，在于提出一种思考革命——我们对于弱势人士、我们仰赖的这片土地、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可以有怎样不同的思考角度。我是他们“社区支持农业”计划（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Program, CSA）的会员，夏天可享用他们收成的甘蓝菜和草莓，到了秋季，由于土壤生机蓬勃又无污染，小型候鸟会在田里的沟纹间大快朵颐。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来得比我们想得还快——届时工业化农业系统和全球贸易系统都将瓦解，无家可归之人会多于有家的人。到那时，“传统地方农耕”和“团结的社区”将不再只是自由派人士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敦亲睦邻、尊重土地——培育健康的土壤、妥善管理水资源、照护有授粉功能的动物，这种种都是危机时刻的要务，也是无论哪种社会在危难中挣扎求存的要务。像“游民园地”这样的计划，给了我对未来的盼望，尽管那个未来势必比现在更糟，但某些方面可能更好也说不定。不过最重要的是，这种计划给了我对今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