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改变，要么土崩瓦解：疫情让欧盟别无选择

“大流行是子弹。新自由主义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要么系统变革，要么我们都会死。首先就是欧洲。”法布里佐·马龙塔（Fabrizio Maronta）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酸橙（Limes）》上发表的评论，把我们带回了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于萨拉热窝遇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刻。当前，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就是这样戏剧性地看待COVID19的大流行的，因为社会的卫生和经济系统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当前的冲击。

整个一月份，对武汉形势的担忧广为传播，然而没有多少人相信欧洲的城市和乡村这么快就会变得一样。意大利和欧洲起初以轻蔑和恐慌混杂的态度对待这一流行病：超市被抢购一空，意粉和卫生纸很快脱销，同时，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各种笑话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也就是我住的地方，发现了该病毒的第一批病例后，政府就开始在缓解恐慌与应对即将发生的紧急事件之间摇摆。

意大利在1月31日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几周后，被封锁的贝加莫，布雷西亚，米兰等市的公民就习惯了在家中只听到两种声音：救护车的呼啸和教堂的钟声。人们过世得如此之快，数目如此之高，以至于讣告在地方报纸上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版面，丧葬机构终日被呼叫，无暇休息，火葬场不堪重负。卫生系统在过去数十年间因紧缩政策而遭受“屠杀”，如今迅速耗尽了病房、呼吸机和设备，以应对数以千计的承受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病毒对意大利人口具有致命的杀伤力：意大利四分之一的人超过65岁，是世界第二和欧洲第一年老的国家。

为了应对大流行的蔓延，3月9日，政府宣布了全国封锁，除生活必需、工作和健康原因外的一切人口流动皆被限制。尽管政府在城市部署了士兵来执行这些措施，并且对所有违反规定的人处以巨额罚款，但许多来自中部和南部的，在北部重疫区工作和生活的人仍设法返回了故乡，同时也势不可挡地带去了病毒。

每晚6点，我们都会被告知过去24小时有多少人受到病毒感染，有多少人病亡。在过去的两周里，平均每天都有700人过世。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病亡人数超过意大利这两个月的：截止发稿时已经超过17000人。医生不得不选择哪些病人要救治而哪些要放弃，或者医生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上病逝，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封国生活。但所幸，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正在慢慢下降。

意大利、中国、俄罗斯与欧盟

意大利现任总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在2018年6月1日宣誓就职时，绝不可能想到他将要承担起任何前任都未曾承担过的责任——至少在如今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记忆中未承担过。这位前法学教授，在被五星运动（Movimento Cinque Stelle）和联盟党（Lega，前北方联盟）选为其民粹主义执政联盟的潜在独立领导人前，在意大利完全不为人知。孔特虽然经验不足，却仍然展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信和必要的领导魅力，以应对其头号挑战者的政治野心：民粹主义联盟党的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萨尔维尼是时任内政部长，得益于强大的社交媒体战略“野兽（the Beast）”——35位传播学专家专门管理，覆盖萨尔维尼24/7的生活，联盟党凭借其反移民和反欧盟言论在意大利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

去年夏天，萨尔维尼（Salvini）曾试图凭借自己的高支持率将意大利人重新带回投票箱（提前重新大选）以获得“全权”，但这一野心被五星级运动与其劲敌民主党（PD）之间意想不到的结盟阻止了。他们的结盟挽救了一系列计划中的改革，并避免了意大利落入联盟党手中——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可能会让意大利与欧盟间发生安全冲突。朱塞佩·孔特因此重新回到他位于罗马基奇宫（Chigi’s Palace）的办公室，并成为新执政联盟的负责人，在那里，他几个月后的艰巨任务，是作为水手，带领意大利的航船驶出风暴。

在全面封锁的头几天，世界仍在原样运转，这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非常超现实。我们的生活被暂停了，以使卫生系统能够应付住院人数。但是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仍将2019冠状病毒称为与“流感” 类似的东西，浪费了对这种威胁及时做出反应的宝贵时间（美国在几周后成为了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仍在谈论“群体免疫”（他在不久后被检测为阳性并且最终入院）。受欢迎的克里斯蒂安·詹森（Christian Jensen）博士在一个全国节目中称：“意大利人，你知道的，就像其他老借口一样，为了停下工作并睡一个长午觉，要关闭一切。” 3月初，法国电视台 Canal + 播放了一段视频，节目中一位意大利薄饼师傅在咳嗽并在“冠状萨饼”上吐痰：意大利人非常不喜欢这段影片。一周后，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兰德瑙（Landernau）打扮成蓝精灵，以创造一项“规模最大的蓝色漫画人物集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月15日，在法国，人们去为地方选举投票。

在意大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欧洲邻居如何能够不担心病毒会到达那里，甚至比他们想象的更快。在欧洲各地，人们大多相信病毒是属于意大利的问题，他们个人不会受到影响。随着公债利差/主权债务利息差（衡量意大利政府债券和德国国债这两个主权债务之间的风险差异）的增长，欧洲央行（ECB）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缩小利差”并不是她的工作。结果是利差激增了60个基点，这是单日增幅的最高记录，给意大利造成了沉重的经济损失。

卫报（the Guardian）的一篇文章引述了美国知名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话，他研究全球化下的灾难史：“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你可能会认为国际大流行会导致更强的国际主义” 。然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大不相同。戴维斯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全球资本主义如何特别容易受到大流行病的影响，因其牵涉到不断流动的人和货物，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国际关系中被认为是头号系统性风险。戴维斯表示：“这种流行病的政治后果，将由斗争决定。这种斗争是围绕着阐释的战斗——围绕着什么导致了问题和什么可解决问题而战斗。就像所有政治结果一样。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

在意大利，有关是否停止大多数工业活动的辩论，导致了意大利工业联合总会（Confindustria）和政府之间的激烈博弈，后者试图遏制该病毒的致命传播。随着病亡人数激增，停产变得不可避免。意大利不得不向欧盟寻求帮助，要求激活欧盟民事保护机制以提供用于个人保护的医疗设备，但没有一个欧盟国家作出回应。法国和德国仍在清点自己的库存，以查看他们是否足以自行应对这种病毒，并设置了出口禁令。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单方面关闭了与意大利的边界。意大利公民因其国籍而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旅行限制。

最终，第一批援助来自中国，中国向意大利空运了30吨医疗用品。此消息受到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的欢迎，他曾多次声明：“意大利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迪·马约（Di Maio）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布了物资抵达的视频，并评论到“我们并不孤单，世界上还有人想要帮助意大利”：这是中国宣传的真正胜利，也是欧盟的真正噩梦。

当特朗普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时，意大利除了危机初期发生的几起仇中事件外，未将其领土内正在发生的灾难归咎于中国。实际上，中国红十字会向意大利提供的物资，报答了一个月前意大利提供的帮助，当时罗马向武汉输送了18吨物资。中国医生和医疗物资的照片仍然成为了当日热点新闻。叙事似乎在片刻间也已改变：我们一直伴随着焦虑看待的遥远土地，现在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就好像世界已经掉转一样，毕竟直到之前欧洲还习惯于承担在全球施加影响的角色。

“友谊之路无国界” 被写在大宗医疗援助物资外箱上。北京的宣传似乎行之有效，因为在意大利，中国似乎不再仅仅与大流行的发源地以及在武汉对病毒的管控不当联系起来。萨尔维尼和伦巴第的卫生部长朱利奥·加莱拉（Giulio Gallera）继续重申着“不要忘记该病毒来自中国”的咒语，他们更希望为几天后俄罗斯的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团队的到来而欢呼。俄罗斯人也带来了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莫斯科受到病毒的影响仍十分轻微，认为跳上中国的列车是个好主意，并向由他的好友萨尔维尼统治的北方地区提供了名为“来自俄罗斯带着爱（from Russia with love）”的援助。俄罗斯媒体称赞莫斯科介入了“欧洲和北约失败的地方”。然而，《新闻报》（La Stampa）表示80％俄罗斯物资对意大利用处甚微。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Igor Konashenkov
批评《新闻报》的文章作者，抨击该报是“恐俄症”发作。

北约前副秘书长罗斯·戈特穆勒（Rose Gottemoeller）评论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利用这一流行病作为展示其软实力的机会。”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就喜欢这么做。”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欧盟必须意识到，（在这一危机中）存在地缘政治因素，包括通过倾向性陈述和‘慷慨政治’赢得影响力。” 然而，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被中国官方媒体 “正常化” 的武汉图像打动，中国人宣布战胜了病毒并对其他国家表示支持。这些图像也影响了意大利人接受严格措施的严肃程度，尽管意大利是出了名的不爱遵守规定的国家。中国展示了控制病毒传播是可能的，这一事实给意大利带来了足够的希望：我们也可以做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朱塞佩·孔特提议一条新的“健康丝绸之路”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旨在共享信息和知识以对抗大流行。鉴于美国正在与地中海世界脱离联系，大流行初期的欧盟似乎也抛弃了意大利人，一些观察家探讨说意大利是否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影响。这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发生了：意大利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签署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G7）国家。意大利的举动或许更与迈向多极化世界有关，罗马同时也参与了与日本和美国类似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世界正在变化，俄罗斯正在推动欧盟内的民粹主义政府从内部打破联盟。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非常艰难的经济衰退，当感染曲线仍未开始下降时，意大利发现自己比起答案有着更多的问题。

瘟疫中的金融救济

由于生产已经全面停止、中小型商贸和企业面临风险、旅游业瘫痪、工作不稳定的工人没有足够的积蓄可依靠，政府推出了“治愈意大利（Cura Italia）”法令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欧盟暂停了《稳定与增长协定》，确保国家公共支出无上限，以保住就业市场并避免出现社会紧张局势。欧洲央行（ECB）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7500亿欧元的量化宽松计划，以向成员国提供市场流动性。意大利请求启用欧洲稳定机制（ESM）来帮助遭受2019冠状病毒冲击但没有政策条件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无法采取诸如救援贷款和严格的紧缩等等在希腊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措施。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如希腊，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等也开始出现疲软的增长，预算赤字变得不可持续。

投资者看到了更高的金融风险，并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这增加了国家的债务成本，并需要欧盟和欧洲央行进行一系列的纾困。负债国家不得不要求增加借款，导致进一步的财政紧张。意大利此刻根本无意进行这种恶性循环。总理孔特呼吁同僚们团结：“欧洲需要展现它是否能不辜负这一历史使命……我不会做那个因为没有承担起责任，没有为欧洲公民尽责，而被历史铭记的人”。在3月26日欧盟27国领导人之间的视频会议之后，孔特要求采取“非同寻常的特殊举措”，以应对欧洲急剧的经济衰退以及因封锁而导致的失业激增。

意大利与西班牙、法国等其他七个欧元区国家一道，呼吁欧洲采取集体应对措施“欧洲复苏债券”或称“ 冠状债券（Coronabonds）”，以使成员国摆脱衰退并增加医疗支出。然而，他们期待的答复迟迟未到。欧洲这个集体远称不上团结。荷兰不仅拒绝了该计划，而且其财政大臣霍克斯特拉（Hoekstra）在视频会议上呼吁布鲁塞尔调查为什么一些国家财政上没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来削弱病毒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德国站在荷兰一边，这样他们的纳税人就不必与他们口中“长期入不敷出的国家”挂钩。在两周后举行新会议之前，任何决议都将暂停。

以严格要求削减意大利赤字和债务，或采用希腊式的紧缩措施，只会进一步巩固疑欧民族主义政党的言论。联盟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第一反应是“意大利需要帮助，但被打了耳光”。“我恶心、鄙视这个欧洲。他们花了15天时间来评估是否、谁、以及如何提供帮助。天才。当人们正在死去。比起‘联合体’，不如说是一窝蛇和狼。我们先会打败病毒，然后重新考虑欧盟。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说再见。没有感谢。”他在3月27日发推文评论了视频会议的结果。几天后萨尔维尼再次发推：“他们跟我们说欧洲说了二十年，然而当我们有需要时，却是委内瑞拉和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帮助，同时欧盟只有作秀。我们不会忘记的。”

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还祝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àn）好运，他已宣布了应对冠状病毒的紧急法令，获得统治国家的全权，这是欧盟内部前所未有的行动。“奥尔班的举动使欧洲最强大的政治联盟内部的深层分歧浮出水面——这些成员国的党派想要踢出自封为“不自由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拥护者：有些想要继续保留奥尔班，另一些认为他只想挑起纷争，最好不予理会。” Maia de la Baume在《政治（Politico）》杂志上写到。“欧洲目前仍不存在。并没有团结的欧洲，没有具有大局观的欧洲。” 后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的领导人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评论说。民意调查显示，该党与联盟党结盟将可能构成意大利的政治多数。“他们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必须屈服于下一个三驾马车吗？他们错了，没有意大利，这个欧洲将解散。只有当我们摆脱沉重的官僚主义，正是这些官僚主义扼杀了企业，摆脱了他们，经济才能重新开始。钱必须尽快补充入意大利人的口袋” 她继续说，并补充道“在2012年经济危机时，（时任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用了一枚火箭炮就把事情摆平了。”

的确，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形象最近在意大利重新鲜活起来，他在2012年宣布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欧元区。德拉吉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场危机中就如同在战时一样，当面对不可预料的前景时，改变心态是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冲击不是周期性的。失去收入并不是任何在承受这一境况的人的过错。犹豫的代价可能是不可逆的。1920年代欧洲人遭受痛苦的记忆足以构成警示。因此，监管和抵押规则都不应阻碍我们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创造所需要的空间。此外，这些担保的成本不应建立在受担保者的信用风险上，而应为零，无论发出担保的政府的融资成本为何。”

德拉吉的话给意大利带来希望：在欧盟内部或许能找到解决方案。德拉基的立场得到了欧洲央行现任掌舵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欧洲议会主席戴维·萨索里（David Sassoli）的赞同。现在，北欧国家承受着压力，对于由九个国家联合提出的“冠状债券”，他们起初回答了“nein（不）”，认为这一提议无法接受。意大利希望以德国作为担保进行借款，这样投资者会认为其信用风险较小，要求较低的利率，从而使这些国家更容易进入债券市场。但是德国却始终对违反欧元创始原则的想法非常不情愿：德国曾向公民承诺，他们不会需要偿还其他国家的债务。而即使在德国，风险也同样是民粹主义：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现在是最大的反对党，随时准备着利用默克尔的每一个错误。

进步，或是瓦解

如今的情况和从前金融和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的南北之别已经迥然不同。今天，欧盟内的北方国家无法再指责负债累累的南欧国家，无法说他们不执行北方布置的“金融作业”了。金融危机时他们正是这么指责的。他们也不能指责南欧没有为冠状病毒危机做好准备——毕竟谁都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相反，罗马切身体会到了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如何被一场瘟疫搅得天翻地覆。罗马正透明地收集数据，与邻国共享，允许邻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不是在写一本经济手册，而是在书写历史书上的一页”，意大利总理孔特对他的同行们说。“欧洲需要展示它到底算不算是欧洲公民们的共同家园，展示在划时代的危机面前它能不能展现出合适的反应，不辜负了它的创建者们——舒曼（Schuman）、阿登纳（Adenauer）与加斯贝里（De Gasperi）赋予的使命。”

意大利人的需求，终于在这个COVID19蔓延并影响全欧洲的4月初得到了重视。82位意大利和德国知识分子，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内，在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发起了请愿。他们呼吁“欧洲立刻团结起来”，并且呼吁在欧洲稳定机制内开启一个无条件的“欧洲健康信贷”和“欧洲健康债券”。在公开信中他们表示“如果北方国家不帮助南欧，那么他们输掉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也是欧洲。”

接着是200位科学家向默克尔请愿，其中包括了诺贝尔奖得主约翰·波兰尼（John Polanyi）。他们呼吁“冠状债券”，因为大流行“威胁着欧盟，（我们）需要新形式的团结”。迄今为止，欧洲部长们已经达成了一项针对整个欧盟范围的，最高价值1000亿美元的失业保险计划，并同意从欧洲投资银行获得2000亿欧元的基金，向陷入困境的欧洲公司发行提供廉价贷款。欧洲领导人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提出有关欧洲稳定机制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分组讨论两周后的4月7日，也就是本周二，欧洲人发现，召开16个小时的会议也不足以达成协议。荷兰坚持在使用欧洲稳定机制前要有宏观的附加条件，并继续反对“冠状债券”，甚至与德国一样担心如果南部国家破产他们将帮助支付债务。荷兰财政部长霍普斯特拉（Wopke Hoekstra）在推文中说：“（荷兰）应担保其他人的债务的想法不明智，也是不合理的。大多数欧元区国家都支持这一立场。”

随着健康危机变成一场比2008年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欧盟发现自己陷入了和十多年前一样的分歧。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者正在成为第一个实现永久性全民基本收入的国家）继续坚决反对荷兰想要施加的条件。解决僵局的唯一希望，在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德国财长舒尔茨（Olaf Scholz）的手中，他们试图为欧盟领导人们寻求折衷方案，并让欧洲稳定机制在一些条件下仍然可以继续讨论，西班牙反对这种选择。

当前阶段至关重要：危机要么会让欧盟四分五裂，要么让它迈向未来。但是，如今欧洲的旧伤血流不止，不好的事态似乎胜过了乐观主义情绪。

“如果没有欧元债券，这个联盟就没有未来”，2015年曾任希腊财长的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nis Varoufakis）评论道，当时南欧国家正在与欧元集团谈判救助计划。欧洲联盟不能以这种方式继续发展，这样下去会产生民族主义的排外主义力量，这将破坏联盟，并将整个欧洲带向“民族主义的排外主义的国际联合”。因此，冠状债券是将债务问题欧洲化。如果不这么做，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过后第二天，欧盟就不会存在了。这是另一个2015年，不仅对希腊是如此，对所有欧洲人民来说都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正如凯瑟琳·菲斯基（Catherine Fieschi）在《卫报》上所写的：“恐惧和敬畏至少暂时使公民不太愿意质疑主流政府，也没有而转向民粹主义的巫术。看起来由民粹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例如特朗普和约翰逊，也将面临艰难的处境，除非他们改变自己。”

如果欧盟找到一条团结之路，为欧洲大陆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提供救援计划，那么它也同样可能遵循绿色新政的纲领给出自己的回应。绿色新政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并为欧盟开创一个新的起点。欧洲气候基金会负责人图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写道：“如果各国政府不使用刺激性资金投资绿色经济，那将浪费机会。”、 “我们绝对可以解决这场短期经济危机，同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将欧洲的经济从化石燃料经济解绑。”

2019冠状病毒已经证明，人们可以快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它表明，国家仍然有很大的权力改变政治现状。从我们正在经历的封锁与限制开始，这场危机可能使我们走向某种形式被更专制管理起来的资本主义，或走向凯恩斯主义的某种回归。欧洲被迫利用这一机会来选择，是进步还是崩溃。使用旧的金融工具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肯定会浪费机会。历史表明，危机可以成为机遇，而政府可以在这时选择平时不可能做的选择，而当前就是这样的时刻之一。要么整个体系改变，要么整个联盟会死去。

欧洲是这一切的开始。

（Nicola Zolin，意大利摄影记者与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