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编者按】本文由马克思主义地理经济学家大卫·哈维撰写，端传媒获其本人授权，翻译发表此文。由于此中文版根据哈维教授向端传媒发送的修订版翻译，所以部分段落与其他网站发布的英文版略有不同，如阅读英文原版，请以哈维教授个人网站发布的版本为准。此外，我们本周还会发布一篇对哈维本文的分析回应。

当我试图对每日的新闻流做解释、理解和分析时，我倾向于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放置于两种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下。首先需要描述的是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内在矛盾，即货币价值在不同“时刻”（马克思所用术语）是如何通过生产分配和再投资、实现（消费） 并且为追求利润而流动。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无休止扩张与增长的螺旋。随着地缘政治竞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金融制度、国家政策、技术重组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现象的展现，这一模式会变得相当复杂。

不过，我对这一模式的想象，是将其视为嵌于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背景（家庭和社区），嵌于自然的持续和不断进化的代谢关系中（包括城市化和建筑环境这种所谓的“第二自然”），嵌于不同地方的人口在通常的空间与时间上以各种方式创造的各种文化、（基于知识的）科学、宗教之中，以及偶然形成的社会状态之中。这些后发“时刻”包涵了对人类期望、需求和欲望的积极表达，对知识和意义的渴求，以及人类在不断变化的制度性安排、政治争论、意识形态对抗、亏损、失败、挫折和异化背景下所进行的无止境追求，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地理、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具有显著多样性的世界中展开的。

可以说，这第二种模式构成了我对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的所做的理解；而第一种模式涉及的是经济引擎内部的矛盾，正是这一引擎推动着这种社会形态沿着特定的历史和地理路径演变。

一

2020年1月26日，我第一次获知有一种冠状病毒在中国开始传播，便立刻想到它可能会对全球资本的动态积累产生种种影响。基于对经济模式所做的研究，我知道资本流动连续性的阻碍和中断会导致贬值，而如果贬值变得日益广泛和严重，就预示着危机的开始。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卓有成效地使全球资本主义脱离危难。因此，任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后果，况且全球经济已经困难重重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问题累累。抗议运动几乎无处不在（从圣地亚哥到贝鲁特），其中许多抗议都聚焦于这样的现实：对大多数人口而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已运作不良，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产生的大幅扩张。它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无法实现资本所能产生的价值。那么，既然主导经济模式的合法性日减、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它将如何吸收并经受住这场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冲击呢？很大程度上，答案将取决于这次经济中断会持续多久、扩大到什么范围，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贬值的出现，不是因为商品无法售出，而是因为商品不能及时售出。

我一直拒绝把“自然”这一概念视为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之外并与其脱离的概念。我用一种更为辩证和相关联的观点，看待人类活动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资本虽然会改变其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但却是在非预期性后果（例如气候变化）的情境下进行，而这个自发的、独立演变的力量又会不断地重塑这些环境条件。从这个角度而言，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显然，病毒一直在发生变异。但这种变异在何种情况下会威胁生命，则取决于人类的各种行为。

这涉及到两个相关层面。首先，适宜的环境条件可能会增加剧烈突变的可能。譬如，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潮湿的亚热带地区如果发生居住地、以及密集的或难以控制的食物供应系统的快速变化，则会导致病毒突变。而此类系统可见于许多地方，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其次，促成宿主之间快速传播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而高密度人口显然易于成为一个宿主目标。例如，众所周知，麻疹流行病只发生于较大的城市人群聚集的中心，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则会迅速消亡。人类如何互动、如何四处移动、如何约束自己或会不会记得洗手都会影响疾病的传播。

近些年几次的流行病例，如非典、禽流感和猪流感等，似乎都源于中国或东南亚。中国在去年还遭遇了严重的猪瘟，导致大量的猪被杀灭，猪肉价格飞涨。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指责中国，因为在其他许多地方，病毒突变与传播的环境风险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来自美国堪萨斯州，艾滋病毒/艾滋病则可能孕育于非洲，非洲也肯定引发了西尼罗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登革热则似乎盛行于拉丁美洲。但是，病毒传播所造成的经济与人口影响则取决于霸权经济模式中各种既有的漏洞及脆弱性。

二

2019冠状病毒病最初在武汉发现，对此我没有感到多么意外（尽管它是否起源于该地，尚不得而知）。显然，其对这个地方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再加上武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生产中心，就很可能会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影响（尽管我不知道影响的规模会多大）。关键问题是传染和扩散如何发生，将会持续多久（在找到疫苗之前）。此前的经历表明，日益全球化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几乎不可能阻止新发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互通的世界里，几乎人人都在到处走动。导致疾病潜在扩散的人类网络既巨大又开放。（对经济与人口的）危险在于，这种生活与经济的中断可能会持续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新型病毒的新闻传出伊始，全球股市立即出现下跌，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或一个多月之后，股市又创新高。这一现象似乎表明，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商业活动一切如常。人们似乎认为，当年非典的情形将会重演，即会很快得到遏止，不会造成多大的全球性影响；尽管其致死率高，并（在事后看来）对金融市场造成了不必要的慌恐。此次疫情刚出现时，主流的反应是把它描述成非典的重复，从而使人们认为没必要恐慌。其在中国的肆虐，以及中国快速而无情地行动以对其进行遏制，也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错误地认为这不过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因此既然看不见也就不用操心它（与此同时，世界某些地区也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反华仇外现象）。中国的经济成功的增长故事，突然被病毒所打击，这甚至在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圈子里引起欢呼。

然而，接着就开始传出经由武汉的全球生产链中断的情况，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被视为只是具体产品系列或特定公司（如苹果）遭遇到问题。人们认为贬值是局部的、特例的，而不是系统性的。消费者需求下降的情况也被严重低估，尽管那些在中国国内市场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例如麦当劳和星巴克，已经不得不关门停止营业一段时间。病毒爆发时间正好与中国的春节重叠，因而掩盖了对一月份全月的影响。这种自满的反应是极为不合时宜的。

即便是韩国出现了严重疫情，还出现了伊朗和其他几个热点地区，国际新闻最初对病毒的报道也只是间或的、零散的。直到疫情在意大利的暴发才引发第一次剧烈反应。始于2月中旬的股市崩盘持续震荡，但截至3月中旬，全球股市已经几近30%的净贬值。

三

感染人数的指数级增长引发了一系列时常前后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恐慌的反应。面对感染和死亡的潜在上升趋势，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则颇像克努特大帝（译注：1016年至1035年的英国国王，喜欢口出狂言，如命令潮水退却）。其中有些反应就非常莫名其妙：面对病毒威胁，却让美联储降低利率，即使人们认识到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市场影响，并不能遏制病毒的蔓延。

几乎各个地方的公共机构和医疗卫生系统都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南北美洲和欧洲盛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让公众完全暴露并无法面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尽管以前的非典和埃博拉病毒所造成的恐惧已经给人提供了大量警示，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训，告诉人们需要如何做。在所谓“文明”世界的许多地方，地方政府和区域/国家当局本应该是此类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事件的最前线的防御阵地，但却因为此前实施了旨在减税、补贴企业和富人的紧缩政策，因此都出现严重的资金不足状况。

制药公司巨头对无利可图的传染病研究（例如自1960年代以来就广为人知的冠状病毒家族）了无兴趣，也甚少投资于疾病预防。它们也没有兴趣投资针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工作，却喜欢设计治疗方法。因为我们病得越重，他们就越能挣钱。疾病预防无助于增加股东价值，反而会减少其价值。应用于公共卫生供给的商业模式消除了紧急状况所需的过剩的应对能力。疾病预防甚至不是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工作领域，因此无法实现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特朗普总统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预算，并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流行病工作组，其做法与削减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研究经费的目的相同。对此，如果用拟人的和某种隐喻的视角来说，我认为2019冠状病毒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因为在过去四十多年，在凶猛的、不受监管的新自由攫取主义的做法下，大自然一直在遭受人类的粗暴虐待。

迄今为止，中国、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新自由主义色彩最少的国家比意大利更好地应对了这场大流行病，这也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当然伊朗则是这一普遍规则的一个反例。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当年对非典的应对相当糟糕，特别是最初大量的掩盖和否认；但是这一次习主席很快采取行动，要求报告和检测必须透明，韩国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失去了一些宝贵时间（因为仅仅几天之间就可能会使情形大为不同）。

然而，中国非常突出的做法使得疫情被控制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省内。疫情没有以同样的力度向北京、西部甚至更南扩散。在三月底，中国宣布湖北没有出现新的病例，沃尔沃公司也宣布恢复正常生产，而此时此刻，全球其他地方的汽车工业都在关停。中国在地理上控制病毒的手段极为全面和严厉（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这些手段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被复制。来自中国的报道显示，疾病治疗和各种政策严重缺乏人道关怀。而且，中国和新加坡实施个人监控的力度达到极高的侵略性和专制性的程度。

但总体看来，这些做法似乎极为有效，而根据一些模型所显示的，如果提前几天启动遏制疫情行动的话，本来是可以避免许多人死亡的。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任何指数增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个拐点，超过这个拐点，上升的数量将会完全失控（在此需要再次注意，数量对于速率的重要性)。而特朗普磨蹭了好多个星期，就很可能会让人们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

四

目前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快速正在失控。公司价值链和一些行业的中断情形比最初想象的更加系统化、规模更大。其长期影响可能是，缩短供应链或使供应链多样化，同时转向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形式（对就业会有巨大影响），也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生产链的中断导致工人下岗或休假，从而减少最终的需求，而针对原材料的需求会减少生产性消费。就需求方而言，这些影响难免会导致至少是温和程度的衰退。

但是，最大的那些脆弱来自于别处。2007-2008年后爆发的消费主义模式已经崩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些模式基于尽可能将消费周转时间减少到零。对这种消费主义形式的大量投资，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吸收以指数增长的消费主义资本量，因为这种资本形式的周转时间最短。国际旅游业也能说明问题。2010年至2018年间，国际旅行从8亿人次增加到14亿人次。这种即时的“体验式”消费要求在机场和航空公司、旅馆和餐馆、主题公园和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现在，这个资本积累的场所已陷入绝望，航空公司也一个个濒临破产，旅馆空无一人，接待业的大规模失业迫在眉睫。外出吃饭显然不明智，因此许多地方的餐馆和酒吧只好关门，甚至外卖也有风险。从事零工经济或其他不稳定工作的人被大量解雇，并且没有任何可见的支援手段。各种活动，如文化节、足球和篮球锦标赛、音乐会、商业和专业会议、甚至围绕选举的政治集会等，都被取消。这些“基于活动”的体验性消费场所已被关闭。地方政府收入锐减。大学和中小学也纷纷关闭。

当前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式消费框架下的许多前沿模式已无法运作。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所描述的那种“补偿性消费主义”（即被异化的工人可以通过去一个热带海滩的套餐式度假来恢复精神）的动力也被钝化了。

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70%甚至80%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在过去四十年里，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已经成为动员有效需求的关键因素，而资本也日益为需求和需要所驱动。这种经济活力之源也未曾经受过剧烈的波动（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如冰岛火山爆发而导致跨大西洋航班中断了几星期）。但2019冠状病毒预示的并不仅仅是一次剧烈波动，而是针对大多数最富裕国家中盛行的消费主义核心的强力撞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螺旋正在从世界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发生内部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则是一场由政府出资和激发的无中生有的大众消费主义。譬如，这将要求实现美国整个经济的社会化，同时又不会冠之以社会主义之名。

不论发生其他何种情形，以前大众对需要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持普遍怀疑态度，但现在这种怀疑已销声匿迹。而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的差别也得到更为广泛的承认。现在，即使对金融家们而言，让政府顺从于债券持有人和金融家的利益（2007-2008年以来的情形）也会是个糟糕的想法。

五

有一个常见的不实说法，即传染病不承认阶级或其他社会障碍和界限。同许多类似说法一样，这种说法也包含一定的真实性。在19世纪的霍乱疫情中，超越阶级壁垒的现象极为明显，结果促进了公共卫生和健康运动的诞生（后来变得专业化），其影响持续至今。而这场运动究竟是为了保护每个人还是仅保护上层阶级，则不总是清楚明了。但是，今天的阶级分野和社会影响异于以往的情形。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通过随处可见的“习惯性”歧视过滤后体现的。首先，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在世人眼里，专职照顾数量剧增的病人的劳动力一般都是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族裔化的。这反映了基于阶级的劳动力构成，如机场和其他物流行业的员工构成。

这种“新劳动阶级”处于最前线，即要么是最有可能承当因工作而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要么因为病毒造成的经济紧缩而被解雇，从而失去生活来源。譬如，谁可以在家工作谁不可以，也是问题所在。在接触或感染病毒的情况下，谁能负担得起自我隔离（不论有或没有报酬），这些问题都会加剧社会分化。正如我将尼加拉瓜地震（1973年）和墨西哥城地震（1995年）称为“阶级地震”一样，本次肺炎的蔓延过程表现出一个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大流行病的所有特征。

尽管缓解疫情的种种努力很容易被包裹在“我们都在同命运”这样的叙说之中，但种种做法，尤其是国家政府的做法，则表示出更为阴险的动机吧。美国当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拿日薪或周薪的妇女构成） 正面临一种非常艰难的选择：或者在关怀和保持关键供给服务（例如杂货店）继续开放的名义下受感染，不然就面临无福利（如足够的医疗保障）的失业。而拿月薪或年薪的员工（像我这样）可以在家工作，还能像往常那样领取工资，首席执行官们则仍然可以乘私人飞机和直升机到处逛。

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劳动力都被社会化为驯服的新自由主义臣民（意思是，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他们只能责怪自己或上帝，但绝不敢提出问题可能出在资本主义）。但是，即便是温顺的新自由主义臣民此刻也能看出，应对这个大流行病的方式的确有问题。

六

关键问题是，这个全球流行病将会持续多久？也许将超过一年，而持续的时间越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贬值就越厉害。如果不实施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手段，以抗衡新自由主义潮流，几乎可以肯定，失业率会上升至与1930年代相当的水平。目前的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并非都是坏的影响。

当代消费主义已变得过度，濒临马克思所描述的“过度消费和疯癫消费，其畸形和怪诞预示着整个系统的垮台”。这种不顾后果的过度消费严重导致了环境恶化。而航班的取消和大幅减少交通运输与人员流动，则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武汉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改善，美国许多城市也是如此。生态旅游景点也将恢复众人践踏之前的面貌。天鹅们回到了威尼斯的运河。既然不计后果的、不理性的过度消费的趣味得到了抑制，就可能带来一些长远的好处。珠穆朗玛峰上的死亡人数减少也会是一件好事。

虽然还没有人大声说出来，但病毒的人口偏好可能最终会影响年龄金字塔，对社会保障负担和“护理行业”的未来会产生长期影响。日常生活节奏会变慢，这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个好事。如果紧急情况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目前所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可能会导致文化转变。几乎肯定地说，有一种消费主义形式会从中获益，那就是我所说的“网飞式”（Netflix）经济，因为它迎合了“放纵观影者”（binge watchers）的需求。

在经济方面，人们的反应受到了2007-2008年经济垮塌后资本大量外流的影响。当时的情形就是，必须实施一项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解救银行，同时像中国那样通过大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紧急提高生产性消费。后者无法按所需的规模复制了。2008年制定的救助计划主要是针对银行的，但也包括对通用汽车公司实行了事实上的国有化。目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面对工人的不满和市场需求的崩溃，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至少是暂时关闭了。

如果中国不能重复其在2007-2008年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摆脱当前经济危机的担子就会落到美国身上。这可真是个十足的讽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效的政策，却只能是比伯尼·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具社会主义色彩，而这些救援计划还只能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下启动，想必也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实施。

所有从内心深处反对2008年救助计划的共和党人将会忍辱收回原来所说的话，不然就得反对特朗普的做法。而后者很可能以紧急状态的名义取消选举，宣布开始实施帝王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以拯救资本和世界免于暴乱和革命。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政策才会有效，那么毫无疑问，寡头统治者会确保其成为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t），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people socialist）。而反资本主义政治的任务就是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卫·哈维，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地理学和人类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