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3日，台湾诗人杨牧辞世，享年八十。一时四野声恸，其影响本超越诗歌及文学界。于其生平、创作及影响，杨佳娴日前曾于端传媒撰文分析；今诗人唐捐再为文，自汉语与现代性之脉络，讲解杨诗给我们留下的无法绕开的文学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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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十六岁进军台北诗坛，正是“现代派运动”大肆展开之际（1956年）。纪弦提出“横的移植”、“主知”与“纯粹性”等口号，青年诗人闻风而起，竞相猎奇出新，风格警策者固多，但也不乏鲁莽灭裂、纠缠紊乱、惺惺作态者。（依照杨牧看来，是使新诗创作进步了三十年，又退步了十年。）惟在讲求前卫性之余，当时尚有“现代抒情”的路线，郑愁予、林泠、痖弦皆为个中好手。愁予凭其少年天资，把1940年代以前的抒情脉络融入1950年代的现代风潮，堪称前驱。

叶珊时期的前三本诗集，已有自家面貌，但在头角峥嵘的1960年代里，大抵仍属后进。就前卫运动的立场而言，叶珊的诗观略嫌保守，风格婉约柔弱；从本土视野看来，又显得耽美而雕琢，远离现实生活。惟他以青年之姿浸润于潮流，又能适度加以抵抗与反省，仍极可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他发现浪漫主义的现代价值，坚持以“优美的中文”写诗，尽量放大并凿深对中西文学的理解（而不是什么“波特莱尔以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