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本土口罩自给自足？一次“台湾共同体”的强制与光荣总动员

2020年3月，“2019冠状病毒”疫情重灾区已由亚洲向欧洲扩散，全球民众都在高度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而口罩则成了全球疯抢的珍稀之物：面对未知的病毒，戴上口罩是少数可以增加安全感的方法。台湾的疫情也逐日增加，本土与境外感染的个案均有之。虽然在疫情一开始，台湾政府便祭出“口罩禁止出口”、配给制度的铁腕政策，但仍然难以完全安抚民众亟需口罩的心情。第一线负责贩卖口罩的药局，更成了所有冲突的最前线。

自从 2 月 6 日，台湾实施口罩实名制之后，每一天从工厂载货的邮局货车，会先将口罩载至邮政总局，接着再分送给全台湾各地健保特约药局和卫生所。接着，药局的药师与助理就要在日常工作之外，另外负责分装，再发放给来索取的民众。

3月11日，一件关于口罩的悲剧发生了。一名台北市的民众凭健保卡前往药局购买口罩，药师却不小心将另一位民众的健保卡拿给她。当天下午，该位民众回到药局理论，药师强调会尽快处理，隔天，当民众再度到药局希望拿回健保卡时，药师表示另一位民众尚未归还。没想到该位顾客却情绪失控，要求药师下跪认错道歉。药师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竟真的在药局下跪，向对方道歉，引爆药师怒火，惊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出重话，声称将采“最严厉处分”，检方也介入侦办，将追究这名民众的法律责任。

这件小小的风波，足见民众对疫情与防疫物资的紧张已来到高点。台湾政府对此提出的解方法相当直接，就是加开生产线，将这几近被淘汰的夕阳产业重新“开机”，满足全国民众的需求。根据经济部工业局预估，台湾本土口罩厂平均日产量会从疫情爆发前的 188 万片提升至 1000 万片，仅次于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在三个月内硬生生成长五倍，能满足将近一半的人口需求。经济部工业局杨志清表示，接下来甚至会继续朝着日产 1300 万的目标迈进。在一个实施市场经济制、本土轻工业早已外移的经济体内，这是如何办到的？

打从疫情一开始，台湾政府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防止17年前SARS的“口罩之乱”重演。但虽如此，这次疫情正巧遇上春节期间，导致 1 月 30 日正式开工之后，不少通路依然出现口罩缺货的情况。虽然政府再三保证，但不少民众直接的感受仍是“买不到口罩”，开始涌进各大超市、超商抢购口罩，甚至还有民众直接跑到口罩工厂排队买口罩。解决口罩难题，成了政府当时的课题。

若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日产量就是 188 万，其中最大宗 58 万出口至日本，另外每天的进口量约为 120 万片，每日250 万是基本使用量。而根据财政部关务署统计，今年一月台湾的口罩净进口量达 1084 万片，当中 93% 来自中国大陆，由于疫情影响，自大陆进口的口罩量比去年同期少了 631 万片，尽管有其他国家进口，但少了最大宗的中国大陆进口量，对台湾的口罩供应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就在此时，台湾的所有口罩工厂，都同时感受到来自政府与消费者两方热切“想要口罩”的盼望。一家台湾的口罩工厂“华新医材”董事长郑永柱告诉《端传媒》，早在春节期间政府高层就不停地与他们联系，“作为一名口罩业者，我们自然是关心疫情，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感受到这次政府蛮投入的。像除夕那天，他们都还在跟我联络。我突然有种国家大难当头，要全力以赴的感觉。”

郑永柱表示，当时一得知武汉与湖北其他周边城市封城的消息，立即想起的是位于湖北的口罩厂，可能无法顺利出口到其他国家，中国大陆的厂也会改以内需为主，这就意味着，从大陆大量进口口罩的台湾，将会面临供需问题。

另一名口罩业者格安德工厂的电话，则是每一天都满线。客户不断向他要求更多的口罩，从原先的两箱到五箱甚至是十箱，但眼见春节即将来临，工厂预备停工，格安德总经理林先生回忆，当时只好在初四提前把员工叫回厂内赶工。他告诉《端传媒》，当时已经可以预测接下来市场将进入价格混乱的情况，厂里的干部为此赶紧召开一次会议：“到底要不要涨价？”“涨多少？”

林总回忆，厂里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认为不该发国难财，但有人则考量接下来原物料与人力成本的提高，务必得调涨。林总评估各方意见之后，当时还预估，接下来“最多就涨三成价格左右吧”。

全面征用

到了 1 月 31 日，郑永柱、林总这样的业者，都已经不必再思考“是否涨价”或“客户电话接不完”的问题。那一天，台湾政府宣布全面征用口罩工厂，统一管理口罩生产与配送，同时投入台币 1.8 亿元与工具机业者合作，建置 60 个口罩生产线（机台）并分批交给 15 家厂商生产。截至目前为止， 60 个机台已经完工，开始生产口罩，接下来还有 30 个生产线正在赶工当中。

这对于台湾医疗器材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逆流。台湾医疗器材产业始于 1950 年代，与纺织业同步起飞，以生产纱布、绷带及外科敷料为主，1970 年代左右则开始进行口罩、手术衣、医检手套等防感染产品之生产。

目前台湾民众最想购买的口罩，属于可防飞沫的医疗平面口罩，最外层为 PP 防泼水不织布，可阻隔带有病源的飞沫或血液附着，中层则为过滤材不织布，可阻隔细菌与粉尘、内层为亲肤或亲水材质不织布，触感较柔细可吸收汗水油脂，技术门槛不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台湾产业西进大陆，由于医用耗材产品生产技术门槛较低，产线逐渐外移，接着再低价销回台湾。以华新医材来说，郑永柱便曾随着大流，将部分的产线转移至上海与安徽，另一名台湾知名的口罩业者，在大陆也有厂房。

产业外移三十年，导致国产口罩量无法满足每日基本需求量，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时刻，便再也容不得厂商自由选择生产与销售策略。杨志清解释，这次政府发的征用令共有四波，第一波征用 10 家业者、第二波 15 家，累计至今共征召 66 家。但在这 66 家厂商当中，仅有 44 家有生产事实，“因为其实有 22 家有医疗许可证的厂商，早就进行产业转型，没有生产口罩了。”

对于政府“征用口罩”这近乎违逆市场经济的逆流，台湾口罩厂商却罕有抱怨，一是因为政府替他们免去了“原料断货、客户却声声催”的压力；另一是在集体动员的过程中，产生了“口罩国家队”的光荣感。

3 月 16 日 上午，端传媒记者造访格安德口罩工厂时，恰好遇见这“口罩被国家征用”后的工厂生产日常。上午9点40分，两台大型货车一前一后开进“格安德”口罩工厂内，一辆是载送原料来工厂的货车；另一辆则是邮局货车，准备载走今日生产的 50 万片医疗平面口罩。

在运送过程中，一直有有两名警察正站在车尾确认货物，另有一名来自纺织研究所的人员，记录本日的工厂的日产量与送货量并且拍照存证。这是政府征用工厂之后的日常。目前在格安德工厂内，共有将近八十位的员工正全力生产口罩，其中五十位是工厂向台湾政府申请来支援的国军。

对于台湾政府征用口罩的政策，不少业者都高度肯定。业者吴国裕在中国江苏省也拥有一间制造工业用 N95 的口罩厂，是在 2003 年 SARS 爆发后的年底所开设的。据他表示，目前中国大陆对于口罩工厂采取两种作法，一种是征用，一种是统购，而他的江苏工厂由于是生产非医疗类口罩，所以是以统购方式处理。每一天，中国政府会跟以固定价格收购基本生产量五万片，至于工厂多生产的口罩，就交由业者自己贩卖。

吴国裕认为，台湾政府全面征用口罩，对厂商来讲反而比较轻松，“客户的订单真的很难招架，有来自各方的压力。其实对我来说，政府征用反而省下很多制造口罩之外的事。”吴国裕在两岸都有口罩工厂，根据他的观察，台湾政府所采取的统一征用与配送制度，会让市场更有秩序。吴国裕自己在江苏工厂，目前就面临着严重的原物料飙涨的压力，“中间层过滤网的原物料，在大陆已经飙涨了二十倍。”

站在台湾政府的角度，这种井然有序的“征用口罩期”，是主管机关协调各路业者才能有的成果。对台湾体制而言，要顺利生产口罩，必须要工具机业者、口罩业者、纺织布业者三方共同配合。

经济部长沈荣津先是要求二十家工具机业者全力赶工，必须在 25 天内完成 60 台口罩产线的制作，接着分批送往全台各地的口罩工厂内。在格安德的口罩工厂里，目前共有 7 个生产线，4 个是原本厂内所有，另外 3 个正是由国家征用的工具机队所提供的。

林总回忆，起初经济部工业局说出将在他厂内建置 60 台机台时，他有点不敢相信，连说了三次“惊吓”来表明心情，“假设是正常情况，从下订到拿到机台照理说应该是 45 天才会交机，但现在国家队可以在30天就交机，这绝对是大家团结一心，然后放下所有原本的事去做。”林总认为，这是口罩产量可以快速提升的关键环节。

位于彰化的华新医材，也有类似的经验。华新医材工厂内原先则有 4 条生产医疗口罩的产业线，与 2 条生产 N95 的生产线。在政府征用之后，也被多配置 3 条新的生产线，每一个生产线一分钟可以生产出 110 至 120 片口罩。

这些机台均有标上编号，也被赋予相当明确的任务：必须生产出国家要求的口罩数量，每一条新的生产线都必须完成总量 500 万片口罩的任务，且不能自由决定何时要完成 500 万片，而是平均每周都必须产出 70 万片，“假设你只生产六天，那你一天一台就要想尽办法生出 12 万片。”

在 500 万片总量当中，最初生产的 125 万片，则是用来抵销机台的费用，接着开始政府就会用 2.5 元的价格向业者收购口罩。人力不足的部份，政府会派遣军队前往协助，目前华新医材制作口罩的人力约 80 位，便有一半是国军的人力。

不过，对于口罩业者来说，配合政府政策而新建置的机台，在疫情过后，也将成为公司资产。林总表示，起先政府宣布将建置 60 台机台时，他评估自家厂房空间之后，就赶紧去申请 10 台，最终被配置到 3 台。至于第二批的 30 台机台，他继续去申请 7 台，最终则被配置到 1 台，预计本周会交货。

“这些机台平时购买也要两三百万，现在我们只要配合政府生产，接下来疫情结束之后，机台就可以归我们，持续加大产能。”林总认为，总体来说，配合国家政策生产口罩，还是一桩相对划算的买卖。不过，对于工厂本身的正常生产节奏，也并非全无影响。郑永柱便说，这段期间本该是口罩厂业绩成长的时期，延后订单势必将客户流失与订单违约金的问题。

为了鼓励厂商配合生产，台湾政府做了相当多的功夫，打造厂商参与“口罩国家队”的集体光荣感。总统蔡英文与其他政府高官相继出访口罩厂、拍摄视察影片，宣传政绩之外。媒体上有关“制罩英雄”的故事也越来越多。宣传所及，在2 月 13 日口罩实名制上路一周后，TVBS 民调中心民调显示，有七成一的民众对于蔡英文政府施政措施感到满意，当中对于政府防疫有信心的民众则高达八成三。这是蔡英文自 2016 年就任以来，执政满意度最高的时刻。

“我们虽然会担心客户流失，但站在供应商的立场，在道义上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毕竟人命要紧，所以还是配合国家政策。有些客户确实因为延后交货而要求违约金，但有些客户会因为我们处于『不可抗力』就没跟我们讨违约金，只说恢复之后尽量把订单完成就好。”郑永柱认为，目前他几乎已经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像现在这样全球疫情紧张的情况，台湾民众还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公平得到口罩。

不过，郑永柱希望疫情趋缓之后，台湾政府可以重新重视口罩等医疗耗材的产业结构性问题，“我们是希望政府能主导，国内的用量，能够五成以本地厂商为优先。”郑永柱分析，若根据过往经验，每五到十年就会有一波流行病疫情，在 SARS 与 H1N1 爆发期间，口罩业者就曾和经济部反映过，“最好状况就是五成在国内生产、五成靠进口”，但却从未落实。

杨志清表示，经过此次防疫作战的过程，经济部也在研拟是否未来可以让本地业者以最有利标（意指不是价低者得标、而是符合特定标准的厂商可能优先得标）方式采购国产口罩，给予本地口罩业者基本保护，并且减低仰赖进口的情况。此外，台湾的防疫物资战备库存量是否也要修订提升，目前都一并列入考虑。

配送：全民健保为基础

解决了生产的问题，台湾口罩的征用之路还没完，必须将口罩公平分配到每一个国民手上，任务才算完。这项分配口罩的任务，基本上是以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为基础，让民众以健保卡作为领取口罩的依据。民众要带着健保卡前往药局，以一片 5 元价格购买当周配置的口罩。每组口罩会被分包至一个印有防疫注意事项的纸袋内。

健保署副署长蔡淑玲表示，相关部会在思考如何落实“口罩实名制领取”的目标是，最终还是使用健保卡，而非身分证或户口名簿作为实施工具，“台湾全民健保制度是全民纳保、单一保险人，也有全国唯一的资讯连线系统，没有其他系统可以取代。”

为了减低各药局的压力，政府将民众以身分证字号的尾数分成单数、偶数，分开索取。至于分配的数量也随着口罩日产量提升而有所改变。刚开始，民众被限制一周索取一次，一次两片，每个配送点则是单日分配 200 片成人口罩与 40 片儿童口罩，原则如此，而随着各阶段情形不断变化。

这样的领取流程乍看之下并不复杂，但对于一间药局来说，他们基本的生存收入是来自于处方签的调剂费用与贩卖保健食品的费用。但突如其来的“征用”还是让不少药师手足无措，他们必须重新安排人力或设置工作流程，才能额外贩卖口罩。卖口罩对药师来说完全是无偿工作，让不少药师苦在心说不出。

一名高雄三民区的药师孙俪心告诉《端传媒》，对于处于第一线的药局来说，麻烦非常多，孙俪心所在的药局目前有两个药师、两个药助，算是一个标准的人力配置，但其实药局内只有一台电脑，为了要顾及日常调剂作业，因此决定以发放号码牌的方式，供民众索取口罩。目前每日是早上八点一开店就发放号码牌，并于下午三点半请民众以号码牌前来领取口罩，台湾有不少药局也都是采取类似的方式发放口罩。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也没有提供分包袋子，我们药局还得自己先想办法。”作为口罩发送现场的第一线，药师们是最常面临民众的抱怨与拷问，“为什么一天只有两片？”“口罩什么时候会来？”“今天还有口罩吗？”“口罩量什么会提升”等问题几乎成了药师们的日常，最终导致了“药师下跪”的悲剧。

既然有如此多的麻烦，为何药局不能“拒卖”抗命？蔡淑玲透露，一开始确实有不少药局不愿意卖口罩，但为了保证实名制顺利上路，健保署祭出强硬措施，不卖口罩的药局，就解除“健保特约药局”关系，“其实大家不会不愿意卖，但就是希望整个流程中，应该先跟药局沟通，因为突然强制大家卖，没卖就跟你解健保合约，这样谁敢不卖阿？”孙俪心说。

对此，蔡淑铃解释，“我们也有想过超商是否可以跟药局一起也卖口罩，但后来考量到民间企业还是比较不一样，药局毕竟跟我们有特约，这次就有点像是征召，如果找民间企业（指便利超商），就会多出很多额外成本。”健保署在实名制上路一个月以后，亦决定给予每间卖口罩的药局一天 800 元的补贴，且进一步在3 月 12 日开始实施网路订购口罩、超商取货的新政策，以分担基层药局的压力。

在生产、分配端，政府以征用方式让厂商愿意配合“口罩配给政策”，网路上也出现网友自发的“我OK，你先领”的活动，以hashtag、更换脸书大头贴的方式，呼吁大家不要抢购口罩、而是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相当程度地缓解了口罩生产与分配的压力。

这个活动的发起人黄韦钧、林轩，目前在立法委员苏巧慧担任助理。黄韦钧回忆，在口罩实名制上路之前，办公室会接到许多民众抱怨的电话，所以才希望推广未必每个人都需要戴口罩的观念。两位发起人虽然是国会助理，却没有以老板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发起，是因为希望活动一般民众都可以共同参与，“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凝聚台湾共同体”黄韦钧说。

一片口罩从“自给不足”到“产量破千万”，并能越来越准确地由工厂送到民众手中的旅程，反映了台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全民健康保险”、“国家队光荣感”等现有工具，快速动员工厂、基层药局配合政策，一步步达到“口罩国家发”的目标。不只是一次防疫作战，也可确实说是一次“台湾共同体”的动员实战演习。

（应受访者要求，吴国裕、孙俪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