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我在2014年出版了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中文版《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在2014年刊行）；在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一本关于香港与台湾的专书，也没有料想到前英国殖民地的过往与未来会与台湾密切相关。我长期以来观察台湾的社会运动发展，经常追踪参与者的行动与论述。在2014年3月太阳花运动爆发之前，我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台湾社运参与者前往香港，两地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更为频繁。在该年底，香港的雨伞运动轰动登场，理解这两种具有高度历史性意义的抗议运动成了不可逃避的知识任务。我试图研究其起源、过程与后果，也因此，我暂且搁置了手上的议题，专注于台湾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过了四年多，我的专书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 在2019年初出版了。到了那时，香港的民主运动与公民社会看似已经丧失了当初的动力。在占领公民广场案、占领旺角案、占中九子案中，雨伞运动的领导者面临司法的秋后算帐，判刑入狱。鱼蛋革命的参与者被以暴动罪重判，香港也出现了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雨伞运动激发了年轻人参与选举的风潮，许多本土派与自决派的参选者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胜出，但是由于宣誓风波，有六位民主派议员被剥夺资格。在2018年两场补选中，民主派败阵，席次拱手让给了亲北京的建制派。此外，香港政府取缔主张独立的政治团体，通过有违背基本法之虞的“一地两检”，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使得反对派议员再也无用“拉布”来阻挠有争议的案件。从种种迹象来看，雨伞运动所释放出的热情早就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情的政治寒冬。
研究社会运动的一项挑战与乐趣即是，研究者永远无法预料社会运动未来的走向，大部分的著作都只能解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的发展很可能会推翻了研究所获致的结论。在七○年代初期，周恩来对于远渡来访的尼克森说，现在要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定位仍是太早。在英文专书最后一段，我提到八○年代初的波兰团结工联运动的例子，或许是一面值得借镜的历史案例。在一年多的期间，团结工联运动卷起一股“公民社会对抗帝国”的风潮，但是随著波兰戒严，运动受到无情打压，领导者被判刑入狱。短期来看，团结工联也许会被当成一场徒劳无益的失败之举；然而，随著八○年后期局势丕变，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民主转型。从事后来的角度来看，团结工联运动其实是启动了巨变的第一步，没有那一波密集的由下而上之动员，我们很难想像当今的欧洲图像。如今，经历半年的反修例运动，“就如同三十年前的苏联领导者一样，习近平在自家后院面临了一个‘波兰问题’”。
新书命题
在英文专书出版之后，我开始著手翻译改写成为中文版，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是尽可能简化或删除学术性的讨论，以因应更广大的读者群。其次，关于台湾与香港的历史背景也大幅精简，因为繁体中文的读者大部分是熟悉这些过往发生的事情，不需要额外的说明。此外，关于太阳花运动与雨伞运动的情境性描述与访谈者的引用，则是用更多的篇幅，我相信很多参与者会更在意这些细节，因为他们曾经身在其中。
更重要地，随著反修例运动的猛然登场，中文版专书势必要加入相关的讨论，否则就会有明显的缺憾。因此，我新加了一章探讨反送中运动的过程，尤其是其与先前的雨伞运动之差异，例如从占领运动到不占领的 Be Water 抗争，从学生领导者到无大台的、透过网际网路平台协调的决定方式等。到截稿之止，新一波香港人争取自由的行动已经取得若干成果，包括逃犯条例修订的撤回、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的大胜、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等，然而香港人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上百位抗争者逃离家园，成为海外流亡者，以及近七千人被捕者等。然而，这场运动仍未止息，其后续效应仍是值得观察。
台湾与香港在太阳花和雨伞这两场运动之后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更多的社会运动登场，并且蔓延至新的议题；许多年轻人决定参与政治，他们成立新的政党，并且投身于选举。2016年5月，台湾出现了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取得总统大位与立法院多数，首度完全执政。在雨伞运动之后的香港，尽管有不少运动参与者被判刑入狱，但追求各类政治议题的呼声也跃上台面。
2019年6月9日，10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逃犯条例修正，“反修例”运动登场，之后几乎每周都有大型集会行动，截至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为止，这场反修例运动已经轰轰烈烈持续了168天，而余波至今未止，规模远超过五年前为期79天的雨伞运动。尽管香港政府已经在9月4日正式宣告撤回逃犯条例，但香港人民的抗争仍未止息。
太阳花、雨伞、反送中都属于一种罕见的社会运动类型，其特点在于未预期的爆发、大规模而且密集的参与、有深远影响的后果。社会学家认为，某些特殊的抗争事件，在行动当下或许成败未知，但若由后见之明观之，这些事件将会彻底扭转既有的政治格局，开启前所未有的行动可能性。他们将其称为“翻转历史的抗争”(eventful protest)。
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抗争风潮越演越烈，东亚地区的社会抗争往往有其国内社会因素，未与全球风潮相接，但太阳花、雨伞、反修例似乎正可汇入其中。这三场台港的抗争行动虽然都由经济弱势的年轻人发动，但受到中国因素地缘政治影响，更有其社会脉络下的特殊之处。华人文化倾向服从政治权威，为何会上演这般高度冲击性群众抗争？这几场抗争的成功机率几乎为零，两地参与者为何会参与一场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行动？公民团体与政治人物都在这几场抗争中被边缘化，太阳花与雨伞的运动领导者甚至是学生，我们要如何解释这种不寻常的运动领导者？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产生，并且长期维系？
北京政府经济优惠措施在两地创造出一群享有特权的在地协力者，但更深入的政治干预却带来新的不满。香港人抵抗中国政治干预，而台湾人开始担心香港成为自己未来的写照。在太阳花运动与雨伞运动爆发之前，青年抗争风潮已经登场，随著台湾与香港年轻人的抗争行动越来越频繁，其广泛而坚实的运动网络促成了两场翻转历史的抗争之人际关系基础。
在太阳花运动与雨伞运动爆发之际，政治机会并不有利于抗争者，他们的诉求也并没有获得执政者的正面回应。然而，在因应抗争者的过程中，台湾与香港的执政者都犯了严重的错误，创造出急遽的危机感，使得两地民众感受到采取行动的急迫性。因此，两场运动都不是因为有利的政治机会而产生，而是由于突然加诸的威胁，形成了所谓的对峙僵局(standoff)。对峙僵局是一种自成一格的情境，既有的组织资源与领导者的回应方式，造成了两场运动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占领现场，台湾与香港都出现了广泛而自发的运动贡献，草根参与者进行自发性决策。笔者提出“临机应变”(improvisation)的说法，以理解这种“没有事先协调与规画的策略性反应”。第四章则关注两场翻转历史的抗争之后果。在台湾与香港，占领结束后新一波的抗争运动兴起，青年世代参与者组织政党，并且参与选举。后太阳花的台湾经历政党轮替，而后雨伞的香港也出现要求自决或是独立的政治团体。北京如何回应？在在东亚区域又造成怎样的回响？
为了进一步理解运动参与者的经验，我也在台湾与香港进行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包括两地的学生参与者、学生领袖、公民团体干部、政治人物与其助理、政党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等。也参考包括纪录片、深度报导、回忆文集等出版资料，试图描绘运动参与者的所言所行，赋予这几场近年来对台港两地造成巨大影响的抗争运动，更立体的样貌。另一方面则试图就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角度，解释台湾与香港几场翻转历史的抗争之起源、过程与后果。
“社会”的作用
台湾与香港尽管都远离中国政治权力核心，但两者都承受了中国崛起的冲击。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历史都受到来自远方的动荡之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进程是来自于其核心地区的内部发展，但是边陲的反叛经常带来了历史的断裂与转型，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之军事行动决定了统治王朝的命运。上个世纪的民国革命也是起源于一小群广东的革命分子，孙文与其协力者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建立了动员网络。同样地，共产党革命也是起自边陲地带，以及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协助。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政权颓圮，世道沧桑，也是因为不愿归顺的边陲经常出现强而有力的挑战者。
此外，世界强权的兴衰与其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通常是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专家的领域；相对于此，社会运动的研究者通常倾向观察短期间的抗争动员，这似乎与巨观的全球变迁毫无关连。因此，中国霸权的兴起通常是以军事或经济的观点进行讨论，鲜少有研究者关注其公民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社会运动研究的发现可以填补这项空缺，因为其对于中程（meso）过程（组织间）与微观（micro）过程（人际间）之关注，有助于我们理解寻常百姓是如何受到巨观（macro）过程（国家或超越国家层级）之影响，以及他们为何愿意投身于某些非比寻常的抗争运动。地缘政治的演进逻辑诚然主要是受制于诸多由上而下的力量，例如军事竞争与经济实力；然而，公民社会有时也会适时发挥其作用，并产生跨境的影响力。
从太阳花到反修例，台港的公民社会展现了巨大的动员能量，挑战兴起中的霸权。渴望自由空气的岛屿与城市，越来越不愿意臣服于帝国的掌控。如今在新冠肺炎的瘟疫危机下，两地的公民社会活动都被迫休止。在未来，这些反抗，仍将会意想不到的方式持创造历史。
（何明修，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For example One China but many fa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