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食物、没有药物、在加油站排长队：一位委内瑞拉记者眼里的日常

编按：委内瑞拉记者 María Ramírez Cabello 身边，已经有十几个亲戚移民离开了这个国家，她也想过离开：买不到药的时候，排了一夜长队给汽车加油的时候，汽车被盗的时候，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但是，她还是决定留下来，把她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现实，一笔一笔写下来，让这个世界读到。

2019年10月初，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早上10点，我手机上的天气应用程序显示，温度为31度，体感为36度，天气状况为“部分多云”。风是干燥的，几乎察觉不到，没有一棵树能让我遮阴。我不是在公园，而是在一条一公里长的等待加油的队伍中。在一个石油国家，在委内瑞拉。

这样的队伍几天之前便已经形成了，汽油分发失败的情况始终未得到任何解释。我想去的加油站已经关闭了，一如我从家里到市中心——瓜亚那城（Guyana），委内瑞拉南部人口最多城市——途中经过的大多数加油站一样。

这并非我第一次经历燃料危机。大约三个月前，我花了八个多小时排队；还有一次，我不得不睡在车站外的车里。一个早上，在经历了一夜的蚊子和热浪之后，我收到了官员发给我的一张单据，编号为100：我的加油排位号。

缺乏燃料不仅限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上班和送孩子上学，还影响了公共交通和司机情绪的稳定。司机们在烈日下等了几个小时，才把车加满油。

这只是冰山一角。年初，我和丈夫唯一的一辆车被抢了。在这个依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几乎是乌托邦式行为的国家，这是我们送两个孩子上学的唯一可能。我妈妈的汽车电池也被偷了三次。

而且，尽管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最大的两条河流之间，奥里诺科河和卡罗尼河，但整整一个星期，我所在的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管道供水。在过去的两天里，没有一滴水流到我母亲的家里。虽然全国的一些居住区都有多年严格的定量配给计划，但库存已所剩无几，人们也失去了耐心。

稳定的状态一次次被各种原因打破。因粮食短缺或无力支付；因药品短缺；因不安全感；因人道主义危机，因不确定的生活。2019年5月，在又一次巨龙式的长队之后——就像我在2019年10月初经历的这样的队伍之后——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想过要逃离这个国家，但仍然觉得，用我的新闻作品，让人们看到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在这场战斗中，我选择留下来。

20年的“革命”之后

1998年，委内瑞拉的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承诺了一场“革命”。他的脸出现在各种印刷物中，传遍了整个国家。公共机构的墙壁被染成了红色。二十年后，事实表明，“革命”这个意味着深刻变化的概念，已被腐败吞噬。现实就是证据。

查韦斯总共执政了50天。1999年3月25日，查韦斯将他执政之前的20年定义为“6000天的疼痛和苦楚”，警告说，当时国家的危机是“本世纪最严重和最漫长的”。然而，与今天的数字相比，那个时候的数字微不足道。

1999年1月，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升至2.2%；1998年底，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失业率约为15%。查韦斯说：“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下降了2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二十年，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查韦斯提出了1999年和2000年的经济转型计划。

在2003年至2004年间，石油价格暴涨，削弱了控制手段，使所有行业陷入了一种消费失控的幻觉。但这种收入上的沉溺，并不长久。接下来，查韦斯做了一个试验。他加强了国家对公司的管控，使生产工业国有化，并使得工人能够管理工厂，即便许多工人并无管理能力。

据委内瑞拉工业家联盟的数据，2002年至2011年间，共有988家公司被征收。结果是致命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便是钢铁制造商西多（Sidor）。

在意大利-阿根廷集团德兴（Techint）的私人掌控下，西多曾逐渐将自己定位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西多钢厂位于瓜亚那城（Guyana），那是我居住的地方，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金属工业摇篮。它在2008年4月初被国有化。那一年，它雇佣了近1万名工人，就在那年前，它的钢铁产量创下了430万吨的纪录。

如今，西多工人总数超过了1.5万人，但液态钢的产量却在持续下降。2019年的前9个月，西多的液态钢产量为零。工业相关的非官方数据显示，在小型工业城市西多尔（Sidor），虽然钢铁生产链上有各种矿产加工厂，但只有颗粒厂在按其装机容量的6.3%进行加工。产量下降的同时，通货膨胀也达到了顶峰，并自2017年11月转变为恶性通货膨胀。

在1999年，查韦斯曾说：“请记住，有一些传言说，如果乌戈·查韦斯获胜，经济混乱将会来临：恶性通货膨胀，资本外逃，灾难。感谢上帝，事情没有变成那样，也不会变成那样。”17年后，这一预测在他的继任者，2013年开始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身上实现了。

虽然在通货膨胀的问题的最初，由于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信息的不透明，并没有对其进行追踪，但在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之后，国民议会终于综合考量了一系列信息来源的不透明化后作出估计，通胀水平在2018年底，已飙升至1,698,488%。

2019年5月，政府公布了比私人研究的更为保守的数据。官方数据显示，从物价变动幅度达到三位数的2015年起，通货膨胀率自180.9%跃升至2018年的130,060.2%。食品通胀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委内瑞拉人的钱袋受到了沉重打击，那时他们连食品都买不起。

西风特斯（Sandra Sifontes），一位44岁的教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她一份兼职工作中，她每月的收入大约为3美元，这意味著她工作30天，却连一公斤肉都买不起。她的日常工作让人筋疲力尽。她说：“如果我在智利的姐姐不是每个月寄钱给我的话，我甚至都活不下去，我早就该饿死了。”

根据委内瑞拉教师联合会的计算，2019年年中，委内瑞拉人的最低工资为每月1.6美元，而平均一个家庭的食物的成本就要215.13美元。

价格上涨的同时，国内生产在持续下降。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15.7%，自2013年马杜罗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累计下降了52.3%。在圭亚那等工业地区，经济低迷导致数十家私营企业关门歇业，大量工人失业。为了克服危机，工人们不得不在委内瑞拉亚马逊地区非法开矿。

国际劳工组织（ILO）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曾经占据委内瑞拉出口总额97%至98%、且作为主要外汇来源的石油出口和服务，在2015年至2018年间，下降到了约51%至58%。

生产和出口下降带来了更大的对贷款的渴望，使得外债规模持续走高。1998年，当查韦斯赢得总统选举时，外债是399.11亿美元。在2015年底，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债务上升到1388.69亿美元，增长了248%。

还是回到1999年，那时，查韦斯说：“一个人负债有很多原因，但债务必须带来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我们看到委内瑞拉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近20年来没有投资。”20年后，债务问题与委内瑞拉的衰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议会总统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于2019年1月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世界上5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都支持这项决议。另一个左翼组织继续支持马杜罗。

在两位总统的治下，这个国家深陷危机。

没有玻利瓦尔币的钱包、没有药物的医院

一天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拉达（Pedro Rada）, 一位来自委内瑞拉南部与巴西交界的边境小镇的58岁商人，没有收到一枚玻利瓦尔币（bolivar）——委内瑞拉本土的货币——作为他工作的报酬。在熟食店和面包的发票盒子里，只有巴西雷亚尔（Brazilian reals）和美元。由于经济危机和委内瑞拉货币的剧烈贬值，边境城镇和几乎整个国家都自发地开始使用这些外币。

如果你来到委内瑞拉，你没有必要把美元兑换成玻利瓦尔币。所有地方都接收外币，甚至在街上的临时商店也是如此。

在与巴西接壤的边境小镇的货架上，商品上都以巴西货币标注。从非正式的商业活动中到在正式的公司，如旅馆和餐馆，主要支付方式都是雷亚尔和美元。在土著社区，手工艺品也以雷亚尔标价。甚至连马杜罗政府补贴的食品盒都是用外币收集的。除了少数几处商业机构以外，用玻利瓦尔支付的款项几乎不存在。

在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大多数交易都是用哥伦比亚的比索（peso）进行的。而在委内瑞拉其他地方，由于价格不断上涨，商品主要以美元报价，导致玻利瓦尔的流通进一步减弱。

“当我们用玻利瓦尔币定价时，我们每天都要需要调整价格。而用雷亚尔报价的话就不需要改变价格了。它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稳定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带着巴西雷亚尔来了。今天，我们还不曾见到一枚玻利瓦尔币。”一位小店业主说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9年，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将上涨至10,000,000%。这使得已经失去了优势的委内瑞拉货币，进一步在商业活动中趋于消失。

28岁女子梅迪纳（Franyelis Medina）在探望南部家人的时候，遭遇了呼吸衰竭，不得不紧急送往医院。这名年轻女子经常咳嗽，但她的亲戚认为那只是普通感冒。在医院里，她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一种细菌性感染疾病，会导致咳嗽、发烧、体重下降和食欲不振。如今，这种病与委内瑞拉的营养不良和生活条件恶化有关。

14天后，那是2019年4月19日，星期四，梅迪纳在这天清晨，病故了。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病史证实了该医院一名医生的说法：这名女孩“没有接受治疗，肺结核感染过度”。

在她去世的前两天，梅迪纳的家人已经担心会有最坏的结果。“昨天晚上，她抽搐了六次，今天抽搐了四次，因为没有抗惊厥药。我去了药店，但我买不到药”，她的阿姨说，“每个人都在等待最坏的情况发生。”

在医院的急诊区，这名年轻女子经常咳嗽，呼吸困难，体重在两周内减轻了30多公斤，女孩父亲说。

虽然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但患者并未被隔离。梅迪纳被关在医院里的时候，她和另外一名同样患有肺结核的男子一起呆在一间雾室里，距离医院急诊室的入口大约5米远，咳嗽得更厉害起来。我见到她时，她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

在附近，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也在等待治疗。“她需要氧气，但是瓶子都被拿走了。医生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如果找不到医生们想要的医疗资源，而且即便找到，价格又实在昂贵，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认为康复尚有可能的时候，梅迪纳的阿姨说道。

埋葬了梅迪纳之后，她的父亲说，她曾在一个公共社区里接受了一点治疗，因为“医院里什么都没有，她发作了14次，两次心跳停止；不得不在这里治疗，但它效果太弱了，成效甚微。”

据委内瑞拉药物联盟的数据显示，在委内瑞拉，80%的药物在药店都买不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2019年3月发表了一次口头报告，详述委内瑞拉的情况。报告中，她对于当前危机对于人权威胁的“强度及严重性”表示了担忧。

梅迪纳是一家八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她的遗体被埋在玻利瓦尔（Bolívar），因为她的家人没有途径把遗体转移到家乡瓜里科州（Guárico）。

这只是无数个因药物的缺乏决定了生死的故事之一。当我遇到梅迪纳的时候，我还遇到了阿凡达诺（Oscar Avendano），一名38岁的泥瓦匠。

阿凡达诺从委内瑞拉中心来到南部，看望刚生完孩子的女儿。在玻利瓦尔州的南部，金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和女婿一起去开采。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到矿区，进入简陋的地下通道获取黄金，然后卖掉黄金来购买食物。

4月15日，星期天，在丛林里呆了一个月后，阿凡达诺从矿区回到了城市。在这座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的城市，矿工们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也使得疟疾病例成倍增加。

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凡达诺逐渐衰弱，开始发烧，血液检测证实了他患上了最具侵袭性的恶性疟疾。附近城市玻利瓦尔城的医院，无法对他进行治疗。

4月19日，星期四，阿凡达诺抽搐了一下便休克了过去。他的妻子、47岁的家庭主妇努涅斯（Mercedes Nunez）回忆道：“他去采矿，就是因为经济形势，他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他想做点什么来赚钱，而这几乎要了他的命。这次来看望女儿真是代价高昂。”

在终于接受了阿凡达诺的劳尔·莱昂尼医院，医生告诉这位泥瓦匠的家人，他患了恶性疟原虫的一种并发症——脑型疟疾。“他们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静脉注射治疗，阿凡达诺几乎没有睁开眼睛就失去了知觉，”妻子说。

在场的人还记得，医院住院部的房间供气不足，浴室漏水，护士们“留着指甲工作……用抹布擦过的地方还是会留下灰尘”。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的患者在公共空间“相互关联”。在8天的住院治疗后，阿凡达诺被赶出院了。

医生解释说，疟疾死亡率上升是由于预防政策的失败和没有抗疟药物。

离开

据联合国，700万委内瑞拉人处于紧急状态。但是，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在这个国家非常必要，但与当前的危机相比，由于援助的减少，人道主义援助的到来是不成比例的。

2019年2月23日，通过哥伦比亚和巴西边境引进医疗物资和食品的尝试失败。但这却为马杜罗政府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得以接触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的联合工作。该联合计划投入2.23亿美金、帮助到260万人口。可这仅占委内瑞拉总人口的37%。目标人群由54%的女性和46%的男性组成。大部分援助是针对19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受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影响最大的老年人群体。

但是，一些组织警告说，如果这场危机的结构性原因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帮助计划，因为援助需求将继续增长。但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现任政府的承认。

在我住的公寓楼里，每层至少有两套公寓空着。并非为了待价而沽。在每扇大门后头，都埋藏着数百个关于几十年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委内瑞拉人和外国人的记忆，而今他们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而离开这里。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来，或者他们在委内瑞拉有亲戚，或者他们希望在房地产市场更景气时出售他们的房产。

联合国难民署在2019年年中表示，委内瑞拉的出境率“令人吃惊”。根据国家移民当局和联合国难民署收集的数据，委内瑞拉的难民和移民人数已从2015年底的约69.5万人激增至2019年年中的4,296,777人。自2018年11月以来，仅7个月内，难民和移民人数就增加了100万。

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去了拉丁美洲国家，其中哥伦比亚约有130万人，秘鲁次之，容纳了76.8万委内瑞拉人；智利288000；厄瓜多尔263000；阿根廷13万，巴西16.8万。墨西哥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也收容了大量来自委内瑞拉的难民和移民。

这些地区的政府已经建立了机制来协调委内瑞拉人的大量涌入，以促进他们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的融入。此外，2018年12月，联合国发起的一项针对难民和移民的地区人道主义应对计划（Region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Pla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RMRP），但是，到目前为止，RMRP只得到了51.3%的资助。

为了更好的未来，我已经有十几个亲戚从委内瑞拉移民走了。不安全感和经济危机促使了他们的行动。作为医生、工程师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委内瑞拉无法工作和生活。

在这批移民中，还有数百名外国人，其实是委内瑞拉几十年前接收的。像露兹（Ana Luz）就是一个智利人，她在我那栋大楼里住了40年，直到搬到另一个国家和女儿同住。她嫁给了另一个智利人。这个人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口音，但疯狂地爱着委内瑞拉，就像千千万万曾经因热爱而愿意融入委内瑞拉的人们一样。

这对夫妻在委内瑞拉出生的儿子留下来了，希望给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留在委内瑞拉的人们与走出去的移民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一位43岁的老师佩尼亚（Luisa Pernía）告诉我：“岳母得了癌症，父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对于正在步入死亡的人群来说，我无法想像比药物更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人们没有途径从国外获取这些药物。”由于亲属的健康状况，她将移民至智利的计划推迟了一个月。

2018年底，佩尼亚20岁和22岁的两个女儿移居到了智利。她也已经办理好了相关手续，并正在出售她在委内瑞拉唯一的资产：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我不想离开，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她说。

大多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不仅是留在国内的亲属的主要资源来源，还主动为低收入社区提供了食品和卫生支持。

未来在哪？

如今，我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都成了一项“极限运动”。

据委内瑞拉社会研究所的数据报告显示，在2019年的前9个月，记录在案的共有430起侵犯信息自由的案件。这一数字远大于2018年全年共报告的266起案件。媒体被削弱了，在政府围追堵截的缝隙中，一些记者团体推出了独立的数字平台，揭露政府腐败。许多其他的传统方法仍在努力在沉重的枷锁下喘息。

我工作了14年的报刊，Correo del Caroni，在委内瑞拉南部是一个信息丰富的媒介，但多年来，这份报纸却没有得到刊发和流传，因为政府垄断了报纸的销售。新闻工作室里，只有三名记者在工作。而在其他地区，供居民了解情况的通讯手段早已销声匿迹。

对于这一领域和其他经济部门，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控制和更多的控制。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在2019年底，2020年的选举到来使得立法权的更新迫在眉睫。尽管反对派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但目前政府部门仍未就此达成协议。

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非政府组织担心，如果不改变政治方向，允许各个领域得到引导，危机将进一步加深。最近的一份由委内瑞拉的主要捍卫人权非政府组织之一的PROVEA发布的报告称：“石油制裁（毫无疑问是最强大、最具破坏性的手段）自2019年1月才刚刚开始，有力的制裁的实际效果方兴未艾。它带来了一些影响，但远不够成为灾难性经济危机的主要推动力。”

我认识的一位护士，曾目睹病人因公立医院缺乏医疗用品而死亡。我记得，她对我说，这就像委内瑞拉内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

这是查韦斯在1999年开始他的总统任期时，曾经用过的一个比喻：“‘世界危机’一词的强度并不足以描述我们在委内瑞拉的生活现状……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被摧毁了，就好像在委内瑞拉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想，他应该不是看到了20年后的委内瑞拉的现实。

原文为英文，感谢端传媒实习生王筠琪的翻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