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周记：在香港，我开始闻到“二二八”的恐怖烟硝味

周六晚上值班，电脑萤幕几个视窗同时开著：有外勤同事报回来的即时信息、网上的各路直播，也盯著其它同行的“不断更新”。

这天晚上，示威者不断转场，从原本的政府总部，到湾仔，接著过海到尖沙咀，再来就是警察在太子站内和车厢里的攻击、逮捕行动。这一连串被认为“太过火”的执法行动，引发还留在当地的示威者，连同出门关切的当地居民，聚集在旺角警署外头，高声指骂警察。

从直播画面可以看到，被示威者和愤怒街坊包围的警署门窗紧闭，一队防暴警察用长盾上下两层把警署门口挡得严严实实，窄窄的缝隙后头，展开一面橙色旗：“速离否则开枪”。

正当大家盯紧旺角警署的情况时，直播框里出现了两个一晚上没出现过的现场：柴湾和坑口，两个车站附近都有市民集结和警察对峙，原因似乎都和港铁无预警宣布停驶有关。情境都类似，有居民和参与示威者先和港铁人员起了冲突，坑口站还有示威者闯入砸坏设施，之后警察到场，和在场的居民/示威者发生口角冲突，警察举旗、驱散。

非常类似的场景，在之前曾经在黄大仙、深水埗、葵涌这些地方多次上演；上周六晚上转到旺角、坑口、柴湾；周日晚上，大围也因为区议员李世鸿等多人被捕，引来当地一班街坊在田心警署外抗议，久久不散。早些在青衣和沙田，直播画面都看到原本试图进入商场执法的警察，被民众齐声指骂，知难而退。

这所有的片断场景，都在发出同一个警告：香港的警民关系正在飞速恶化。这里的“民”，指的不只是公众印象里穿黑衣戴头盔口罩的年轻示威者，更有大批穿著汗衫趿著拖鞋下楼的男女街坊。他们不会积极上街阻路纵火掟(丢)砖，但却会被警察执法时的“大动作”或“小动作”激起素朴的义愤。

要知道，“示威者群体”的边界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自我定义的心理状态，任何市民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因为警察的过当行动让自己成为示威者，反之也会退出。指骂警察时，他们的身份在“街坊”和“示威者”之间游移，过去三个月，他们的情绪被时间和情势蒸馏如同汽油，不断泼洒在香港，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香港的现况，很难不让一个从台湾来的媒体工作者联想到，这是可能是会发生“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气氛。

“二二八”的前因后果，读者应该都略知一二，这里著重要谈的，是那一根点燃汽油的火柴：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七点半，一批查缉私烟的干员在台北市街头查到一名中年妇人贩卖私烟，查缉员将私烟和妇人身上的钱强行没收时，妇人苦苦哀求。不耐烦的查缉员用手枪枪柄打得妇人头破血流。围观民众心生不满，上前殴打查缉员，一位被路人抱住的干员开枪以求脱身，正好击中在旁围观的一名男子胸口，男子隔天死亡。二二八事件从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以国民党派兵登陆，全岛清乡镇压结束。

天佑香港，这样的场景迄今没有在香港发生。但想想三个月以来，香港多少次走在刀锋边缘：

7月13号晚上，如果那名跳桥的少年没有被拉住？
7月21号晚上，如果两个白衣督察调头走后，有市民被白衣人攻击时突发重病身亡？
(不要说不可能，不就有一位打人打到一半倒地的。)
7月30号晚上，如果刘Sir的霰弹枪走火了？
8月25号晚上，如果指吓著群众或者传道人Anthony那把左轮枪走火了？
香港警察发射的几百发催泪弹里，如果有一发像1987年7月5日韩国警察打死大学生李韩烈那样打中一位香港年轻人的后脑？

我肯定还漏了很多场景，但就只是上头的这些“如果”，只要发生一件，香港早就火光冲天，这光是想起来都让市民和观察者寝食难安。但现在的情况是：警队“止暴制乱”的动作愈来愈大，视用枪纪律为无物的督察被捧为英雄，警察和至少一部分市民的仇恨叠加起一层又一层。过去一周，警民冲突遍地开花，但独独从林郑月娥特首领导的政府和警队的作为，似乎认定了上头这些情况一点都不可能发生。这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相信运气的轮盘永远不会转到那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点子上？

一位在中国大陆好知名的官媒高层前阵子来到香港“采访”、“交流”，他在电视上宣称香港的“核心示威者‘只有’几千到一万人”，言下之意，香港政府应该完全有能力“处理”他们。

但这种想法太轻忽现况，就算退一万步，承认“‘只有’几千到一万”这个数字，但几千到一万人分散开是一件事，集中起来又是另一件事。试想：如果意外爆发严重冲突，导致同时有“几千到一万”人集中围攻旺角、黄大仙或田心警署，那会是什么状况？

二二八事件当年，围攻、烧毁专卖公署的民众，可能连“几千到一万人”都不到，而且当时台湾还在战后军事管制体制底下，但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至少在那一代台湾人里，有一部分人终其一生敌视国民党政权，即使事隔七十年，他个人和二二八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马英九，从执政前到卸任后，直到今天还在四处向当年的受害者家属道歉。林郑行政长官应该反问自己：要在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记忆里，打下什么样的历史印记？要留给建制派传人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示威者一方也出现了让人心惊胆跳的情况，它具体表现在湾仔警察总部前的大火，一开始，原本只是常见的纵火防御，迟滞警察推进，但放了火控制不住的结果，是它几乎烧到旁边的饭店 —— 事实上饭店门口的消防水柱已经启动洒水。接下来在周日，东涌、青衣地铁站的破坏行动， 预告著不定向的暴力行为开始出现。它同样有巨大的失控风险，例如那一把火如果烧进了饭店，这场运动很可能前功尽弃，道德价值瞬间归零。

一旦暴力行径出现，警察、律政司就依照既定程序逮捕、追诉，再怎么同理示威群体的媒体和评论人，除了盯住程序和执法手段是否公允正当外，都很难去说这些行为的本身不该被追究。

但同样应该被理解的是，这些无定向的暴力行动起于一种极其深切的失望情绪，特别是林郑行政长官直白地说出：“(五大诉求)不是不回应，而是不接受”之后。

我们喊破喉咙的一件事是：暴力行为，不要去脉络地看待。彻底阻止它的方式，是追究它发生的原因。台湾前阵子有一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描述一起“变态杀人魔”的故事，剧中有一位律师希望一位被害者家属配合对杀人犯做精神鉴定，理由就是：如果要防止之后再有这样的人，就应该认真找出他犯罪的原因。

戏剧是假的，理念是真的。任何“被视为犯罪”的行为都不应该简单看待，何况一股卷动全香港的风潮。“违法达义”的讨论不是在庇护暴力犯罪，而在于提示政府面对问题的根本：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但香港政府一再将它降低为治安事件，认为只要责令、支持警察“止暴制乱”就能解决问题。现况是政府高层仍然不愿意面对现实，继续一手汽油一手火把地走著钢索。

有一些论述把示威者和政府/警察的责任放在一起衡量，这是错的。谁有权力、谁受著被纳税人的供养，谁就有最大、最终和不可移转的责任。有权力者尸位素餐，任令事态恶化而拿不出办法 ——居然还能念起自己去不了商场和发型屋 ——这才是最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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