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安倍修宪的野心与阻力

1950年代以来，《日本国宪法》是否应该修改的讨论经久不衰，多次在日本政坛和社会引起震荡。

刚于7月21日举行的第25届日本参议院选举中，修宪与消费税增税、养老金等问题并列为选战重点。其中的一大热点是：自民党、公明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修宪势力”能否维持三分之二的议席。

投票结果显示，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拿下71席，加上未改选的73个席位，执政党自民党在参院共拥有144席，远超过半数所需的123席。今年恰逢同时举行统一地方选举和参院选举的“亥年选举年”，根据过往经验，春季的地方选举会影响夏季参院选举的筹备工作，参院选举的投票率也相对较低，执政党往往难以取得佳绩，因此，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盟此役可谓战果非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民党在改选一名参议员的“一人区”遭遇在野党联手阻击，未能单独获得过半数议席。

更重要的是，“修宪势力”以4席之差未能达到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席位（164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孜孜以求的修宪事业再次遇到挫折。

尽管如此，安倍仍然没有放弃在其最后一届首相任期内实现战后首次修宪的宏愿。他在选举结果公布后的采访中表示，希望在依据《国民投票法》设立的宪法审查会上继续与各党就修宪事宜进行深入讨论，并意图“招揽”部分国民民主党议员加入修宪派，已突破三分之二多数。

安倍为何对修宪如此执着？日本的修宪前景又将如何？

日本修宪简史

1946年2月13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宪法草案，其中包含了基于国民主权原则制定的象征天皇制与放弃战争。当时的币原喜重郎内阁格外的优先考虑是保留天皇制，因此尽管日方提交的松本（丞治）宪法草案中没有放弃武力的条款，但内阁仍然接受了盟军提供的这部草案。在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众院选举中，吉田茂当选首相。11月3日，昭和天皇和吉田内阁公布了经过若干修改后在国会通过的新宪法法案。翌年5月3日，新宪法正式施行。

这部宪法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基本人权保障三大原则，为战后日本定下了主基调。战后的漫漫70年过去，这部宪法一字未改，成为了世上最古老的未经修改的现行宪法。然而，由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否决了由日方“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改正要纲》，重新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并通过，这部宪法也就因此被日本政界保守派视为“被强加的宪法”，多年来始终试图修改，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1950年6月起爆发的朝鲜战争激化了冷战局势，美国改变方针，不再要求日本彻底非军事化，反而要求重整军备。虽然吉田茂对大规模增强军备态度消极，但在美方压力下先于1952年建立了保安队，又于1954年成立了陆、海、空“三军”齐备的自卫队。这些举措与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注一）有所抵触，使自卫队等实际上处于违宪状态。其后，随着《旧金山对日条约》签订，日本恢复了主权，加之包括鸠山一郎、岸信介、绪方竹虎、松本重治等在内的大批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人士被解除剥夺公职处分后重返政坛，这批保守政客和学者开始推动修宪议程：自主修订宪法使日本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同时消除自卫队的违宪性。

1954年，以鸠山一郎为党首的民主党开始执政。上任伊始，鸠山就明确表达了尽快修宪的意图，不过，在1955年2月的众院选举中，主张修改宪法的保守政党未能取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1950年代的第一波修宪热潮暂告平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保守和革新政党分别重组。10月，曾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再度统一。11月15日，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保守-革新两大阵营长期对立的“55年体制”自此正式确立，宪法修正问题始终被置于双方斗争的焦点。

虽然修宪意图受挫，自民党仍于1955年年末设置了内阁宪法调查会，就修改宪法条文开展研究。社会党拒绝参加该调查会，汤川秀树、宫泽俊义等一批著名学者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宪法问题研究会”，“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政府违背民意的改宪行为。”许多学者认为民众的抵抗是1950年代中宪法未能如保守派所愿得以修订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其时革新势力尚强，凭借国会的三分之一议席阻击保守政党，从制度上断绝了修宪计划的推进。

进入60年代以后，保守派中致力于经济发展、对修宪持谨慎态度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相继出任首相，加之从官方到民间对新宪法的评价愈加趋向正面，修宪进程陷入低潮，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后半期。直到1980年10月，从1973年起停止活动的内阁宪法调查会才再次启动，而且发表了比此前更为详细全面的修宪构想，不过也并未对政府的相关政策产生影响。

随着海湾战争爆发，第二波修宪高潮在1990年代初期到来。在自民党议员呼吁政府积极做出国际贡献以及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分担军事任务的内外压力下，宫泽喜一内阁不顾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强烈反对，联手公明党和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从而为自卫队出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自卫队事实上的违宪状态与宪法第九条规定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

从1989年至1992年间，自民党接连曝出丑闻，引发选民不满，在国会两院所占席位迅速减少。在1993年7月的众院选举中，自民党的席位减至半数以下，不得不将政权拱手让给由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七党一派”组成的联合党派。政界的分化重组使得修宪议题脱离了保守-革新对立的框架，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为大多数政党所默许，围绕宪法第九条的斗争一时丧失了必要性。加之1990年代的日本社会动荡不断——自民党独大的“55年体制”（注二）崩溃、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等灾祸发生、经济衰退和日本式经营方式风光不再，这都使强化首相职权等方面的政治改革，成为比修改第九条更紧迫的议题。这一局面直到小泉纯一郎当选首相后才发生改变。

2001年10月，美英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上任刚满半年的小泉立即响应，迅速推动国会通过了时限为两年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并放宽了武器使用标准。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也有自卫队员以人道救援的名义前往当地支援水资源净化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工程等。集体自卫权事实上已经行使，这再度引发有关宪法条文和安保政策互相抵触的讨论。

继小泉之后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继承外祖父岸信介的修宪志愿，上任不到一年内便促使《日本国宪法修改手续相关法律》（通称《国民投票法》）在国会通过，对修宪的必要手续之一全民公投做出了比宪法第九十六条（注三）更细致的规定。然而，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成立不久便因年金问题导致支持率严重下滑，仅执政一年便颓然下台。后继的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也难以挽回自民党的危局。2009年9月，民主党在众院选举中历史性地击败了自民党，自民党的修宪事业自此陷入停滞。而执政党民主党对修宪的态度较为消极，有关修宪的讨论又被搁置起来。

2012年9月，安倍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12月举行的众院选举中大败民主党，夺回了自民党失去3年的执政权。第二次安倍内阁启动后，在内政外交方面均有不俗表现，执政地位稳固。携数次选举大胜之威的安倍在党内声望如日中天，甚至形成“安倍一强”的局面，修宪顺理成章地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2015年9月19日，尽管在野党一再反对，在国会占据绝对多数议席的自民党仍在参院通过了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曾引发巨大争议但未能妥善解决的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就此了结。

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前奏。此后，安倍又多次表达了修宪意图。他在今年5月3日“宪法纪念日”向修宪派集会发送视频寄语，重申了计划于2020年颁布新宪法的目标。自民党还将修宪作为本届参院选举的重点议题，希望“获得国民的广泛理解”。从上文梳理的内容来看，安倍肩负着日本历任保守系政治领袖对于宪法修正的长久夙愿，因此重重阻碍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修宪有多少政党共识？

推进宪法修正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支持修宪的议员在参众两院占据三分之二席位。而目前，修宪势力的席位在众院超过三分之二，参院则以4席之差未达标准。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安倍的选择是联合其他党派的议员共同为修宪草案投赞成票。那么，日本主要政党的修宪政策如何？哪些党派有望与执政党就修宪议题共进退？
根据各党派各自的公约，在日本七大主要政党中，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是坚决反对修宪的，日共认为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和平条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和平主义条款”，除此之外还有30多条保障人权的条款具有开创意义，因此应该彻底阻止修宪。而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应该制订明确写入自卫队定位和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内容的《和平创造基本法》，以阻止修宪企图。

而其他五党都认为应对现行宪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以应对宪法制定70多年以来出现的新事态。其中，自民党和公明党力主修改有关自卫队地位的第九条。而立宪民主党则要求就“文民统治”、临时国会召开要求、解散众议院、国政调查权、知情权、LGBT群体人权和高等教育无偿化等方面进行修改。

在七大政党中，明确赞成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只有自民党、公明党的执政联盟，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坚决反对修改第九条。而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的态度则较为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意见。日本维新会的修宪目标包含三个项目：实现教育改革、统治机构改革和设置“宪法裁判所”。由此可见，尽管日本维新会看似早已是安倍的铁杆盟友，但事实上该党的修宪目标中并不包括第九条，与自民党今后的合作进程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国民民主党的模糊立场也使其成为自民党的拉拢对象。尽管他们没有明确的修宪目标，但是支持在维持现行宪法的基本理念和立宪主义的同时，“就修订面向未来的宪法展开讨论”。

在七大政党中，只有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拿出了修改第九条之外其他宪法条款的计划，而且也未写入政党公约要求明确的“期限、数值目标、预算和财源”这四项内容。由此可见，虽然关于修宪的讨论为时已久，但各党方案仍然缺乏有效论证和具体细节，无怪修宪议题给予日本国民的印象总是难逃“晦涩不明”四字。

从这一角度看来，安倍要想联手他党议员力保修宪草案在国会通过，并非易事，尚需大量游说和协调工作。

安倍能修宪吗？

除了谋求他党合作不易，安倍的修宪计划还面临两重门槛。

第一，时间紧迫。在余下的两年零两个月任期内，安倍的重要政治议程至少包括今年10月起的消费税上调，和明年7-8月的东京奥运会暨残奥会，还需筹备明年7月底的东京都知事选举和2021年10月的众院选举，如此拥挤的时间表中，恐怕很难腾出编制、审议、提交修宪草案的余暇。

其次，根据宪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无论修宪推进到哪个阶段，都必须经过全民公投的考验。日本政治学者境家史郎指出，日本民众的修宪观念往往是对政府推动修宪进程的回应。执政党对修宪态度积极、手段强硬时，国民也相应地对之表达兴趣和支持，因而越发营造出修宪势在必得的舆论环境。而当政府主导的修宪进程放缓时，国民的态度也随之变得淡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修宪的可能性。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动互补关系。

出于左派立场，许多日本宪法学者过分放大了日本民众对维护宪法第九条的虔敬心态和护宪决心，这一倾向在中国国内的舆论中也颇为常见。事实上，尽管不可否认护宪势力的努力，但同时也不宜高估其规模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革新力量的抵抗也并不是日本迟迟未能实现宪法修正的主要原因，恰恰相反，早在“55年体制”崩溃之前，革新势力就无法与保守势力相抗衡了。因此，护宪不能简单地等被同于拥护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为基本准则的和平主义。护宪意见中其实蕴含着多元性和不同层次。而关于第九条修正的民意，也不意味着推动修宪的历届政府和护宪派之间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因为两者的主张不乏重叠部分，并非只有剑拔弩张的矛盾。

有关复杂议题的民意动向，通常很难把握和预测，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和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都一再显示出民意的捉摸不定。另一方面，民意的作用又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而日本的修宪进程更是历史由来复杂，又事关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社会舆论与政治家决断。日本国民将怎样动用公投权利决定其前景？可以拭目以待。

（尹月，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注一： 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九条第一项条款）。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第九条第二项条款）。”

注二：“55年体制”，是指作为保守势力代表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与代表革新势力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长期对峙的格局。

注三：宪法第九十六条“修改宪法的创议权，国民投票及其公布”规定：“本宪法的修改，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中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