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下一步：贸易战重开的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

最近一周的中美贸易争端已震荡了全球市场。中国副总理刘鹤上周四（5月9日）在期待和压力下的赴美行程没有在最后一刻成为挽回关税提升的魔弹（silver bullet）。随着倒计时归零，美国于东部时间5月10日0点正式对部分中国商品开征25%关税。

自中美两国领导人在APEC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会见之后，冲突和摩擦已呈现缓解迹象。5月1日结束的第十轮会谈被普遍认为已经就协议文本敲定基本框架。刘鹤带团的第11轮会谈本应成为一锤定音的定心丸，为中美持续一年的贸易摩擦画上句号。但一切都被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条推特推向极端的不确定性。随着刘鹤“顶着压力”，“体现了最大善意”的赴美紧急磋商没能产出显著的进展，中美贸易谈判从之前的一片向好跨入前途未卜的灵薄狱状态。

加税是“极限施压”吗？

太平洋两岸的股市表现出市场和政界一样对此缺乏准备。特朗普发推后，中外普遍存在的认知是，这是他想在贸易协议最后敲定之前再多换取中国让步的手段，是他采取“极限施压”的体现。

但随着特朗普发推之后上一轮谈判的细节不断流出，外界不难判断，特朗普此次的威胁，远非单纯谈判风格使然。

从特朗普的谈判风格来说，他标志性“极限施压”的谈判方式——先是提出巨大的威胁、再利用这一威胁换取对手让步，迅速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他会对任何协议都甘之如饴。在河内峰会，特朗普内阁已经显示出，如果一个协定被认为是“足够坏”，那么他们并不害怕接受“没有协定”。特朗普在河内会场“走开”的举动同时也是在给中国发射信号——如果贸易协定的内容不够满意，他也随时可能“走开”。

尽管特朗普几次三番的威胁确实沦为空口，削弱了其言论的可靠性，但“极限施压”的谈判方式最终依赖于美国总统强大行政权力对威胁实现的承诺。从针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不难看出，特朗普在威胁采取更大行动之前，总会先采取级别稍微温和，但同样严重的措施，这是施压可能有效所需要的最底限的实际行动。特朗普为了谈判施压所提出的威胁一般期限是更为长久的、语言是更为有灵活性的；为了让威胁显得可信而采取的措施一般是即刻的、明确的。他针对朝鲜核试验的“火与怒（fire and fury）”的威胁固然没有成真，但是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及在公海上对朝鲜走私船只的稽查力度都逐步升温。相对而言，他针对所谓“南部边境危机”曾经发出“一年以后关闭美墨边境”的威胁，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时也曾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这些发言，不太可能和他自己的顾问严肃咨询协商过，更像随兴所至。

随着世界对他谈判风格熟悉，区分他的空泛威胁和实际行动变得更加容易。如果仔细阅读他5月5日发布的推特，不难看出他传递的信号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在5月10日执行的、拖延了半年之久的关税；其次是远为严重的，对剩下的所有的中国进口施加关税的预告。

根据我们上文提到的区分，外界最开始认为周五的关税本身是不会成真的虚张声势，这种判断乃是事先就可以驳斥的误判——这一轮切近、具体关税是为下一轮威胁所提供的“信用”，它可以、也必然成真。11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自5月13号开始对中国剩下约3000亿美元进口货值开征关税的程序启动。在这一轮关税开始之前还会有4-6周的时间，只有这样长的时间差，才可能有效服务于对谈判对手施压的目的。

“可预期”的特朗普

自特朗普当选、就职后，其推特账号充斥着的人身攻击与真实性可疑的言论，让全世界的时政观察家们既着迷又痛苦。他们不得不在特朗普的自我辩解、肆意放纵的言论中分辨出哪些是他自己随性所为，哪些是对这届白宫方针政策的暗示。特朗普本人也把外界对他“不可预测性”的感知积极运用为武器。在和韩国的经济谈判中曾经主动和负责的下属表示要把他本人表现成一个“疯子”。这进一步加深了外界理解美国政策、形成稳定预期的难度。全世界似乎在努力追求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在这个流动易变的人格中寻找模式和稳定。

这其中，模式确实逐渐显现。外界说特朗普“疯狂”，指的是他思维和行为方式悖离既有的利益与观念架构。不论是退出《巴黎气候条约》、在边境建立隔离墙，还是退出伊朗核协议，都对美国传统上的外交轨道与内政原则造成极大震撼。但另一方面，刻意追求彻底的不可预测，并不比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我融贯更容易，哪怕这个人是特朗普。所以当外界逐步摸清特朗普和自己内阁中更稳定部分的互动方式和他本人的优先议题时，不确定性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本届美国政府也许仍然是“疯狂”的，但不再是那么“不可预测”。

其次，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本人对特定议题有着相对固定的重视和理解。而这些理解抛开其特有的夸张和对事实的歪曲，一直是相当公开和坦诚的。这其中包括对股票市场与贸易赤字的沉迷，对所谓边界和非法移民问题的不断强调，和对多边国际组织与盟友“搭便车”行为的愤怒。他这方面的立场，惊人地顽固和稳定。在1988年接受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采访时，特朗普就已经对开放贸易和产业转移、盟国在防务中开支过低产生极大不满。从他竞选、上台以来的种种行为和表现来看，这30年来他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理解从未有过变化。

另一方面，围绕特朗普的顾问、官僚机构，尤其是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又对特朗普本人的行为设定了边界参数（parameter）。这意味着他无法退出北约和世贸组织，无法在他本人不断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同时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无法在宣布美军从叙利亚撤军后拒绝维持美军在当地的事实存在。综上而言，特朗普本人的偏好设置了美国政府的议题优先级、立场、与行为模式，而美国政治内部更加制度化和稳定的力量设置了改变的底线。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特朗普内阁”与“美国政府”。

因此，至少就外交领域而言，特朗普内阁的行为从来不能单纯理解为总统个人的神经质发作，而是专业力量——哪怕是建制派中之前处于边缘的力量——与特朗普本人行为参数的重合。在有些领域，他们互相容忍，因为彼此的优先级不交叉；在有些领域，他们通力合作，因为建制派中的某些力量和特朗普对议题有着同样关切；在另外一些领域，他们互相掣肘，但经常是总统一方修正其最为夸张和令人困扰的行为。

我们在观察特朗普本人的言论和行为，并以之判断和预测这届美国政府的意志时，不妨将其大致归在这三类中。

第一类动作的典型就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与俄国相关的行动。特朗普在竞选和过往的言论中从没对军控、制裁表现出持久的兴趣和一贯的立场，作为外交领域缺乏专业经验和技能的政治新人，他在这些充满技术细节的政策方面，严重依赖他的顾问、保守派智库（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技术官僚来维持美国强大的外交机器运转。许多专业性极强的制裁措施未必是川普本人意识到的，而只是顺从签字。他在这些领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上都很容易受到经常是持有两党共识的建制派精英的影响。美国酝酿退出中导条约所提出的证据、理由，几乎由专业机关一手包办，延续了美国针对俄罗斯威胁逐渐转向对抗、防范态势的一贯逻辑。它并没有体现出多少特朗普本人的特色，而更像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作风。我们不难想象类似的决策会在可能的马克·卢比奥政府、麦凯恩政府、罗姆尼政府中得到实施。

第三类议题的典型，是北约和朝鲜核问题谈判。尽管特朗普在竞选和上台时从不掩饰对北约这一组织和对欧洲盟友的不满，但去年的北约峰会上，他至少还是重申了美国对北约和盟友的承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为了防止特朗普有惊人之举，在峰会上提前准备好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文件递交给盟国。与之类似，在不欢而散的特朗普与金正恩的河内会谈上，国务卿蓬佩奥和博尔顿绝不让总统单独和朝鲜方面的谈判人员待在一起，杜绝他在咨询身边的顾问之前就草率作出任何承诺或协议。不过，在这个领域，特朗普本人喜怒无常、朝三暮四的个性，为美国的外交战略的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制造了最大的麻烦。单单是叙利亚撤军这一个决定，就让遏制伊朗、维护区域稳定、保持美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大受影响。

政治建制的转移

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实际上是第二类问题：特朗普本人对议题的优先级设置撬动了整个政治建制派的重心转移，并通过人事和政策上的助力带来激进且持久的改变。对中国和对伊朗的强硬化是这其中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正是在这个领域，外界观察家容易混淆“疯狂”和“可预测性”，将美国政治中更深层次的范式转移等同于总统本人离经叛道的政策行为和思维方式。也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才可以相对准确的“定位”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排除误判和幻想，重建对趋势的理性判断。

在奥巴马任期末期，美国决策层对美中战略关系的反思、转向就已经有苗头，特朗普只是更快催化了这一化学反应的发生，让之前一直因为大环境被边缘化的对华鹰派有了设定议题和发挥作用的舞台。事实证明，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激烈转向只在开始阶段受到建制势力中稳健派力量利用政策和舆论惯性的阻击。政策变化必须配合以人事变动（“people are policy”），这是总统一职对转变风向所能做的最明显的影响。随着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前总统最高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为代表的“拥抱熊猫派”在人事、政策和政策上全面丧失影响力和陷入被动，美国对华态度转入敌对已经成为新的惯性。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之前所搭建的沟通、影响美国最高决策的管道已经堵塞，以百人会、美中关系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无法对特朗普施加之前的影响。和特朗普对北约、对盟国的胡乱任性不同，只要他表现出足够的意向和政治意志，美国对华鹰派在政策、政治、舆论上，早就储备好的全套方案就可以调动起来。不管总统本人是否只关注中国的经济议题，他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投射到中国、提拔对华强硬派这件事本身，就制造了新的政治微环境，触发（triggered ）边界参数的调整过程。这反过来让特朗普及其继任者获得了不对称的“行动自由”，他们/她们在对华强硬、对抗的行动与姿态会有更宽松的边界，在对华温和妥协上会有更严格的边界。

具体到此次对华贸易争端来看，外界很早就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所关注的是贸易赤字，而以莱特希泽（Robert Emmet Lighthizer）为代表的建制派力量则更多关注国企补贴、技术转移、市场开放等更加结构性的方面。美国的企业、舆论、政策，早就对中国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有了一整套的看法和意见，而莱特希泽本人则对关税贸易战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这区分似乎暗示总统和他的执行机构之间存在可供利用的潜在的分歧。但这些可能的分歧并不如外界推测的那样重要。由于特朗普想要大量、永久的削减赤字，这客观上导致中国方面所承诺的任何临时购买与口头承诺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只有通过中国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或美中经济的脱钩（加大关税与准入限制）两种路径加以实现。基于根植于他内心的经济民族主义，特朗普本人目前似乎并不忌惮于美中经济脱钩的前景。反过来，这也为莱特希泽提供了向中国施压的筹码。特朗普并不将希望全部投注在“结构改革”上，当他说针对贸易协定还有很好的“替代方案”时，他所指的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脱钩方案，而高关税是这一思路最自然的体现方式。因此莱特希泽、纳瓦罗等人的行动参数，和特朗普本人的行动目标高度重合。

另一方面，在对华温和上更小的行动空间，也反过来限制了特朗普仓促达成协定的能力和意愿。特朗普的敌人现在发现指控他在对华问题上虎头蛇尾、缺乏坚定立场是个好用的标签。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开始质疑那种象征性的口头承诺和行政购买构成的“协定”是否真的值得一场已经不断升级的贸易战。随着5月5日特朗普发出推特后更多细节的逐渐流出，外界发现他的威胁源自上一轮谈判所发生的严重且突然的变故。这一轮对关税实施的压力不止来自总统本人，更来自于他的整个谈判团队。果不其然，贸易代表赖泽希特很快就签署了实施关税的文件。迅速向外释放“这次不是玩笑”的预期。当影响力的天平导向制度化的强硬派时，指望临时的措施可以力挽狂澜就很困难了。从更高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似乎也习惯了关税的前景，而整个美国政治生态已经生产不出可靠的阻力。这一发展，在更温和的人士眼中很可能是“疯狂“的，但却绝非“不可预测”。它将远远超过特朗普最长可能八年的任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其内阁人员的高周转率和各部门派系之间的协调失败，制造了其执政“混乱”的印象。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外界也因此获得特朗普内阁的大量一手消息。美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透明”是其运作的基本特征。即便是特朗普这样乖张的人物，当可供参考的材料足够多，互相印证的消息源足够丰富，我们还是得以建立起某种程度上可靠的分析与理解框架，重建相对稳定的预期。反过来说，“不透明”才是不可预测性的根源：当高级决策过程全部处在黑箱中，外界除了观察输入和输出无从推断，我们才面临着最大的无知与风险。

（李二，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