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被取代的体制——借“民族”之名，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到永远的“最危险”

众所周知，广义的“五四”包括了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的运动母体虽有所重叠，内容却不相同。前者是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背景而提倡通过接受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根除容忍专制政治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是一场从内部寻找落后与世界原因而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后者则是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是一场要求对外平等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其中都不存在能够引申出“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因素，因为二者都具有反对为政者独裁专横，要求人民自己来决定国家命运、即实现国民主权的性质。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历代政权谈到五四时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对于在国内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话题只是蜻蜓点水，重点都是鼓励从外部寻找敌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无疑是想利用话语权的独占，通过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的民族主义来溶解人民对民主的追求。百年以来，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埋下了混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祸根。

偷梁换柱的“民族”与nation

按照和制汉词的“民族”去追求nation的思想家们，因此把原本是为了实现国民主权，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当成了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nation state。

“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神权专制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意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注1）以上是梁启超在1901年刊登在《清议报》100期上的一段文字。

然而冷酷的现实却是，梁启超所呼唤的这三大自由在中国大陆上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实现。更为可悲的是，似乎有很多人并不能意识到这种现实阻碍了近代文明的发展，甚至包括一些本来肩负著追求新学新艺之使命的知识界人士在内。梁启超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高度评价为什么遭到无视？在分析其原因时，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梁启超在高声呼唤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重要性的同时，还利用日本的和制汉词“民族”和“民族主义”，将诞生于近代欧洲市民革命中的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最早介绍到了中国。这让我们意识到，通过“民族”和“民族主义”来诠释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是不是导致了在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代市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而确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不能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原因？

梁启超无疑是从反对专制的角度出发而导入“民族”概念的，这可以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称颂中得到证实。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所想像的“民族”，事实上是作为构成nation state主体的国民。主权在民的nation state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代市民革命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这场革命中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宣布，人生来自由、权利平等，具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和反抗压迫的权利，对nation state而言，国民固然有纳税等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建立在nation state保证国民所享有权利的契约关系之上。卢梭主张，国家是按照契约建立起来的，所以国家的主权只能在属于契约当事者的人民。而追求这样一种国家主权掌握在属于该国的大多数人民手中的政治共同体的思潮和运动，就是nationalism。换言之，nationalism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主义思想。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梁启超为什么既提倡普世价值，又提倡民族主义(nationalism)，因为二者的实质同样都是在于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权者。

在当时的中国，人们不能不将阻碍人民成为国家主权者（即nation）的原因归结于清王朝的专制体制。但是由于当时大多身处于日本，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思想家们只能通过近代日本的和制汉词对此进行演绎。近代日本将nation译为民族、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nation state译为民族国家，是出于通过天皇制虚构出一个含括所有日本国民在内的血缘共同体，对明治维新以来分裂的日本社会进行再统合的目的。而在野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却通过“民族”二字所表达出的血缘共同体的元素，“发现”清王朝的专制体制属于“民族”压迫的性质。“彼其割让支那之土地，挥霍支那之权利而不之惜者，以种族不同之故；葅醢支那之志士，禁锢支那之学界而不之悔者，以种族不同之故。今日不革命，不足以乞彼族之怜，今日不革命，不足以弭彼族之怒。”（注2）

正如梁启超发明和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一样，按照和制汉词的“民族”去追求nation的思想家们，因此把原本是为了实现国民主权，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当成了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nation state。而建设一个由“汉族”单独建立（民国以后变为将其他民族同化为汉人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国家，被看成为在中国实现国民主权和普世价值的唯一途径。孙文于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即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住地为一国，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原本为民主主义性质的nationalism，就这样在近代中国被偷梁换柱，变成了一个“民族”至上的主义。当时在野的汉人思想家们为了从“满清”手中夺回对中国的统治正当性而发明的“中华民族”论，事实上是一个比“日本民族”还要条件严格的定义。它通过汉字“中”所表达的地域概念，“华”所表达的文明形式，“族”所表达的血缘关系的三重元素证明“汉”（“民”）为什么是一个必须具有自己的国家的集团（“民族”），说明汉人根据什么标准区别他者、寻找敌人，说明为什么“满”是一个不能与“汉”成为同一种nation的“异类”。很明显，清末以来这种按照“中华民族”的规模所追求的“民族国家”已经背离了追求落实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nation state的本质，20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论话语阉割了以实现国民主权为目标的nationalism的本性。

可悲的是，只能通过汉字接受新思想的中国人，很少有人意识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nationalism的阉割和歪曲。这让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得以借民主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力宣扬“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终极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晚年孙中山的一段讲话：“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注3）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混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例子。

二战之后，在开始追求名符其实的nation state的日本社会中，“日本民族”已经不再是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话语，除了在当代具有反思性质的学术论文中之外，甚至很难看到“日本民族”一词。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看到了鼓吹血缘共同体的和制汉词“民族”抵制国民主权，无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质。national不是“民族的”，甚至也不是“国家的”，而是肯定国民主权，遵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民的”，战后日本以nation=“国民”来证明主权在民的理念在日本社会得到落实的事实。然而在近代中国，以“中华民族”论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不仅在清末成为否定清王朝统治正当性的理论，在挂著“共和”旗号的民国时期、甚至在挂著“人民共和”旗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也一直是统治者强调其统治正当性的话语，因此也成为了事实上否定国民主权，否定普世价值的工具。

这种否定国民主权，否定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背离了nation state性质的“中华民族”论之所以能够横行于近代中国，是因为“中华民族”论虚构出了一个巨大的“民族”剪刀差。剪刀的一个刃面是强调“中华民族”为一个具有辉煌历史的伟大民族集团，另一个刃面是强调受到了来自“满清”的深重的民族压迫。这个巨大的剪刀差，让汉人有了民族的恐惧感、羞耻感和失落感，因此诱发了他们同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以取得安全的保障和通过“民族”的渠道进行复仇的欲望。

250年前的“民族”大屠杀——“被选择的精神创伤”

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和“被选择的荣光”，可能就是同一种认同的两个侧面。

很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派在发动巧妙地利用了250年前的大屠杀的事实来鼓动“民族”仇恨。“革命派为了激发汉族对清朝政府的敌忾之心，编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揭露了满清入关时对汉族人民的残酷屠杀的种种事实，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满思潮。”（注4）清末的革命家们在鼓动反满思想时提起大屠杀之例比比皆是，此处仅举数例。“天祸中原，犬狼杂至，一见吾土地之美，物产之丰，遂腼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伥焉，从而杀人以媚之。呜呼，扬州十日，嘉定万家，固各府县之代表哉。”（注5） “夫宾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迩梁远晋，以华夏为异类。蠭刀所抵，类祃厥宗，无所慇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啗肉也如黑鹫，窃室也如群麀。其他掊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记也。”（注6）“当满清入关之初，杀人如麻，待人如蚁，又乘我明季扰乱之后，民气凋丧，国脉凌夷，遂得欺我汉人，窃我汉土，要其所以，驭之治之，以至今日者。则亦无他，固不外一强横政策，一恐吓手段也。有稍不顺从者，则惨戮之。稍不如意，则屠杀之。如薙髪改装，其然矣。不论顺与不顺，从与不从，而先以强横恐吓压服之。俾知我军之恶，不敢侧目而视者，如扬州，如嘉定，其然亦。（注7）“茍奋然切齿于前日屠刽焚掠钳束聚敛之怨，则将犂其庭，扫其闾，鞭其墓，潴其宫，积骴成阜，蹀血为渠。如去岁西人之仇杀义和团者，比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尚为末减而未有增也。此则合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注8）

这些关于大屠杀的描述具有同一种倾向，就是对各场大屠杀的持续时间和被屠杀人数进行最大限度的夸张。更加不可无视的是，以上描述都有意避开了在这些大屠杀中降清的明朝军队和明军将领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事实上，扬州大屠杀(1945年4月)之前，明朝军队已经在扬州进行过大抢劫，而进攻扬州的清军先锋又是降清明将许定国；制造嘉定三屠（1645年）的是降清明将李成栋和他的部队（注9）攻下江阴城制造江阴大屠杀（1645年）的是降清明将刘良佐和他的部队，带著红衣大砲帮助清军攻下南昌、使清军得以进行南昌大屠杀的是降清明将杨之柱。于是有研究者认为《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是“伪书”，还有人认为是经过革命派的加工用来鼓动“排满”的宣传品。这些大屠杀的残忍程度之所以被扩大，就是为了装扮成“民族”大屠杀。

Zygmunt Bauman的《大屠杀与现代性》一书剖析了大屠杀与种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从中可以悟出革命家们之所以热衷于认定“民族”大屠杀的原因。“在一个宣称自己有著强大的训导和文化同化力量的社会里，却有种族主义者剥离出某一族群的人们。（认定）这是一个通过任何争论或教育手段都无法改造（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并因而必定永久保持他们异质性的群体。……打个医学的比方来说：一个人可以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的部分的体形，但无法阻止癌症的生长。后者只能通过毁灭才能得到‘改善’。（注10）也就是说，不论当年清军实行的大屠杀是否带有民族屠杀的性质，清末的革命家们之所以热衷于将这些250年前的事件装扮为“民族”大屠杀，是为了强调“满清”是一个永远无法被中华文化所同化的异类民族集团。

清末革命家关于明末清初的“民族”大屠杀的描写，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大肆宣扬残酷性，甚至不惜将屠杀者描写为“非人”的禽兽。“道德的退化有时可以成为让人将敌人全面非人类化的强大动因。一个集团的成员，在充满紧张的气氛中道德退化时，会回到拿著之后没有得到进化的丑恶的容器的自己的孩童时代，这个容器一般包含著人类以外的东西。（注11）这说明将族群视为一个绝对无法改变性质的种族主义思想家们已经混杂著非理性的成分。然而，“非合理的元素与合理的元素都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因此，非合理性的理解并不意味著其中没有例如集团对安全的需求这样的合理的动机。”（注12）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也就是关于人类的动机的部分述及。

第二个特点是在历史的脉络上描写明末清初的大屠杀。“秦政以力，项羽以杀，而天下之人稍稍苦，刘乃术之以缓剂，而汉种乃衰完矣。于是五胡乱之，辽金继之，虽然则半壁耳。至成吉思汗，而蹂躏遍中原矣，虽然则九十余年耳。”（注13）“然元之窃据，不过数十载之久，即为我汉人所扑灭，未有若满清之盘踞二百五十余年，而以半边和尚，贻羞我汉人如今日之甚者也。”（注14）“盖吾明以前，不论何种，不论何土，一入中国，则皆一用中国之衣服装束。……而结发之风，要历四千年不易也。何居天不宥吾，遽以此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者，骤加吾顶乎。”（注15）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去以上例中关于描述大屠杀的直接描写部分。但是这种叙述手法让人不能不感觉出它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被采用的：通过与之前征服王朝的比较，更加突出满清统治的野蛮和残酷性。然而，后人是无法认定满清对中国的占领和统治政策的残酷程度就一定是超过了元辽金的。这让我们想到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Vamik D.Volkan所提出的“被选择的精神创伤”（selected trauma）的概念。

Vamik D.Volkan认为，“对于过去的祖先遭遇的惨祸的集体记忆”是一种“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有研究者发现，因为是“被（受伤害所）选择”的，所以这些“精神创伤”是无法与他者所共有的。由于对这种“精神创伤”的执著，受害者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拒绝他者的自我的故事。（注16）也就是说，对于热衷于某种“精神创伤”的人，他并不在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一群人共有这个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相信的故事。Vamik D.Volkan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后世出现的“被选择的精神创伤”的出现，其实是因为它能够具有现实的意义：“之所以是‘被选择的’，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对祖先所受精神创伤的记忆的世代传递，一个大集团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的共同认同”。（注17）Vamik D.Volkan还强调“惨祸”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中、以及进而形成集体认同意识问题上的重要性：“由于向集体所有成员所传达的受到精神创伤的先祖的形象都与同一个惨祸有关，它因此成为集体认同的一部分”。（注18）清末革命家选择250年前的明末清初的大屠杀，将它阐释为满清对于汉人的残忍的“民族”大屠杀，当然也是出于制造“汉族”“中华民族”认同的目的。

很多人以为再次发现“大屠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民族仇恨。其实植入民族仇恨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利用历史制造“被共有的被害妄想”（注19）的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制造新的集体意识。“一个给大集团的所有成员或者大部分成员直接带来深刻屈辱感的惨祸，可以影响到让个人的心理和集团的心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事件，能够让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表象。这种心理表象，是一个集与事件有关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感情、认识、幻想、解释，以及逝去的领导人的形象于一体的复合体”。（注20）

除了“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之外，“被选择的荣光”也具有制造集体认同的功能。“因此诱发出成功和胜利情绪的历史事件的心理表象（我称之为‘被选择的荣光’），可以将一个大集团成员结合在一起。……被选择的荣光常常作为提高集团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复活。它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同样，随著时间的经过而被高度神话化。（注21）但是，“被选择的荣光”制造集体认同的逻辑，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同样，也是以制造他者、制造敌人为出发点的。“一般来说，这种胜利是针对其他集团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胜利”。（注22）这种建立在他者的痛苦与牺牲之上的“被选择的光荣”故事，我们在近代中国的汉人西来说中就可以见到：黄帝带领西来的“华夏”即汉人集团，在赶尽杀绝了中原当地的原住民集团之后，在这里落下了脚跟。（注23）Vamik D.Volkan注意到，“被选择的荣光常常作为提高集团自尊心的手段而得到复活”。（注24）也就是说，“被选择的荣光”其实就是作为集团所尝受的失落和屈辱的参照值而出现的。有研究者指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和“被选择的荣光”，可能就是同一种认同的两个侧面。（注25）也许使用笔者关于民族主义剪刀差之两个刃面的概念，更容易理解二者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

“亡国”与“灭种”——想像的“民族”敌人

“中华民族”论是通过“亡国”和“灭种”的两个层次来控诉汉族饱受满清摧残的。这种念念不忘“创伤”的心态，造成了在“中华民族”论的话语中“被选择的荣光”同样只能作为一个衬托“被选择的精神创伤”的存在。

“中华民族”论是通过“亡国”和“灭种”的两个层次来控诉汉族饱受满清摧残的。这种念念不忘“创伤”的心态，造成了在“中华民族”论的话语中“被选择的荣光”同样只能作为一个衬托“被选择的精神创伤”的存在。

1901年发表的被认为是秦力山执笔的“中国灭亡论”和“亡国论”等文章，已经将“中国”的亡国与“汉族”的灭种联系到了一起。“呜呼，汉种其死矣！虽然，吾汉种则又何可以轻视之也”。（注26）“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彼白人之视我也则曰支那。支那之国何在矣，而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号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注27）“彼鞑靼之入我中国也，其始既横加杀戮，惨毒不忍闻，其继也遍我中国，名之曰驻防。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注28）

事实上，在整个清代中汉族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增。中国著名人口史学者姜涛根据对各种文献以及先行研究的考证，得出1650年（顺治7年）前后中国人口为0.8亿至1.0亿左右，而1885年前后为4亿人的结论。（注29）其间当然也出现过因内乱而带来的人口发展曲线，4亿人中包括了也可能当初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周边地区人口，但也同样没有包括依据海外的华侨人口。以至于孙中山1894年在“上李鸿章书”中会谈到：“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为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1897年章太炎亦说：“古者乐蕃遮，而近世以人满为虑，常惧疆宇狭小，其物产不足以龚衣食。今淮汉以南，江皋河濒沮洳之地，盖树艺无瓯脱矣。东南之民数，宜必数倍钱袋。”（注30）所谓“灭种”之所由何而来呢？

1905年汪精卫“民族的国民”对“亡国”和“灭种”做出了具体的阐释，并由此断定满清为“亡国灭种之寇仇”：“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谓之易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谓之亡国，以一种族克一种族谓之灭种。彼满洲者对于明朝，则为易姓，而对于中国，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仇，……彼其利用儒术，摭拾一二尊君亲上之语，欲以摧陷廓清华夷之大防，以蕲我民族死心归化，罔敢有越志。”（注31）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家口中的“灭种”，其实是通过文化的篡夺和同化，因而使汉族无法保持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丧失独自的（区别于统治者的）民族意识。

“今虽国亡种奴，然北方蛮族，终不能没我固有之文明”。（注32）在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类似此种从文化的角度将“亡国”读为“亡种”的事例极多。章太炎在其〈中华民国解〉中即称：文化的同化一般指作为被统治者的民族集团向统治民族集团同化，而满向汉的同化，因为主导权不在汉，故无异于一种“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的强奸行为。（注33）也就是说，“灭种”之所以是比“亡国”令汉族更加难以忍受的耻辱，是因为具有“悠久歴史”和“优秀文明”的汉族却被一个野蛮民族集团剥夺了中华文化的话语权。

赤裸裸的文化歧视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尤其是所谓文明水平高的汉族遭到了文明程度低的满清欺凌的话语，更能够激化汉族的被害者意识。“夫以神明之贵胄，而受制于塞外之异族，此支那民族祖宗以来之隐恨也。以四万万之繁伙，而受制于八百万之少数，此支那民族没齿不复之大辱也。”（注34）在革命家笔下，不仅满清的形象是野蛮残忍嗜血成性，归顺满清的象征符号“薙髪”（“兽尾”（注35））更成为受到了奇耻大辱的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满清种族，起自鞑靼之部落，侵扰北边，……遂得席卷中原，所躏名城，皆令薙髪，不薙者屠之。当时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杀十日而后止，或小杀数日而后止，余者则皆薙髪，以为其民。吾辈同胞之祖先，皆其杀戮之余也。……髪匠荷担于市，标其帜曰：‘奉旨剃头’，逢人则强薙之。而吾辈同胞之祖先，平生未经此创，一旦去此，则脑膜无所遮护，或为薄寒之所中，或为疾风之所侵，顷刻而死者，盖不可以数计，其他刀痕，隐隐肤破血流者，更不知几何矣。呜呼，吾辈同胞之兴幸存于今日，皆吾祖先泪痕血点之所留余也。乃吾汉人，受此关于国种最大且巨之奇惨毒虐，历史不得而载之，父老不得而传之。”（注36）这种关于所受耻辱的民族记忆，显然都带著夸张，其中甚至不乏自虐的成分。Vamik D.Volkan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指出：“事实上具有共通性的敌对双方，都会将双方在语言、肤色、宗教、历史、食物、音乐、舞蹈、民谣上的明显不同进一步扩大化，同时也会夸张一些微小不同之处的重要性”。（注37）其原因在于，“我们是通过使用自己不喜欢的要素来投影在敌人身上而将敌人外在化，所以事实上，敌人也是我们想像的产物”。（注38）

孙中山等民族主义思想家们则是通过这种空想出的野蛮残忍的“敌人”，强调“中华民族”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甚至被威胁到了“民族”的生存：“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中国古时说窜三苗于三危，汉人把他们驱逐到云南、贵州的边境，现在几几乎要灭种，不能生存。说到这些三苗，也是中国当日原有的土民，我们中国民族的将来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样。”（注39）再造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想像出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强化了被害者意识和“民族”的仇恨，更加强调“灭种”的威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民族”的生存。这样一遍又一遍对“民族”意义的宣传逐渐打磨去了中国民众对具有个人人格的nation的向往，让他们不得不相信nation state的内容就是成就为“民族”的一员，最终淡忘了nationalism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初衷。以至于孙中山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将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的罪责归咎于“民族”压迫：“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注40）发生在近代中国的这一现实令我们联想起马斯洛在其名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再次整理了他的人类“需要层次论”时所添加上的一段论述：“我还强烈地感到，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么程度上――是起因于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对群体感、对接触、对真实的归属感的深刻渴望。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够形成一个亲密的组织。”（注41）

永远的“最危险”状态：“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政治心理学

无论是提出“需要层次论”的马斯洛还是提出“异类恐惧”概念的梅米，都注意到对安全的需求和对异类的恐惧这些人类的基本心理可能会沦落为专制政治的工具。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动机（motivation），这些动机来自人类的基本需要。“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prepotency）的层次”，其中对安全的需要是生理需要之外人类最基本的需要（need）。（注42）清朝末年革命家们所提出的“中华民族”论之所以能够对汉族的民众产生魅力，不得不承认是因为“中华民族”论利用了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即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革命家们发现，只有按照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再造“民族”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再造“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再造“灭种”的威胁，民族主义才能够对民众产生魅力，让汉族的民众有了自愿成为“民族”一员的合理的“动机”。对于这一点，孙中山也毫不避讳：“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是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鬪，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注43）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想起革命派在“革命”阶段通过各种手段极力强调满清为“异族”的事实，因为它可以解释人类出于对安全的诉求为什么能够变为自愿成为一个民族的成员的动机。法国犹太籍社会心理学者A・梅米（Albert Memmi）在其名著《种族主义》中提出了“异类恐惧”（social/cultural hetero-phobia）的概念，并注意到人类的恐惧发生于感知到了自己与对方之间存在差异之时。“种族主义者是一群胆怯的人，他们因为攻击他人而感到可怕、因为可怕而攻击他人。他们是一个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攻击，并认为自己一定会受到攻击而感到恐惧的群体，于是为了驱除恐惧感而开始攻击他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恐惧感呢，基本上是因为要取得或保卫某种利益。”（注44）“恐惧培养恐惧，攻击繁殖攻击。这种种族歧视的观点，就是一种自我正当化的工具。虽然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工具，但可成为凝固集体，赞美集体特征，并以此为标准侮辱其他集团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可以随时随地轻易地变身为排外主义、即中伤和攻击其他民族的工具，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注45）

A・梅米的“异类恐惧”理论不仅解释了人类何以能够放弃对民主的追求而去趋同民族主义，同时也揭示了民族主义何以具有攻击性和暴力倾向的内在原因。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提出“需要层次论”的马斯洛还是提出“异类恐惧”概念的梅米，都注意到对安全的需求和对异类的恐惧这些人类的基本心理可能会沦落为专制政治的工具。马斯洛认为人类在安全受到威胁时的恐惧可能招致独裁统治者，因为人类对于安全的渴望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发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著威胁的世界之中。因此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著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以为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注46）人类对安全的需求，甚至能够让人类愿意付出失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代价，这无疑是一党独裁的政权所梦寐以求的状态。所以，他们也就非常积极地把宣传人类安全受到威胁来作为证明其独裁统治正当性的工具。

梅米更认为“异类恐惧”就是一种种族歧视在生物学上的变种，因此也是一种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为自己攻击他者行为进行正当化辩解的心理构造。（注47）他指出，“对差异的确认本身虽然并不是种族歧视。但问题在于，这种确认却很容易被种族主义者用为攻击他人的工具。”（注48）“种族主义者惯用手法的关键是（发现）差异”。（注49）“他们以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为根据，利用这一点指责他人，并从中取得利益。”（注50）并进而提出，“种族歧视就是给某种现实的或者虚构的差异赋予一般的决定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判断，是种族歧视者为了把自己的攻击正当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被害者的行为。”（注51）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一方面“中华民族”论的却利用了出于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心理，但另一方面，革命家固执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包括制造“民族”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和强调“灭种”之灾的真实用意，却是在于让民众产生对安全的需要，从而正当化自己的行为。二者的完美结合，也让革命家们对民族主义欲罢不能，即使“革命”成功之后的历代政权，也依然不肯放弃民族主义这个能够将民众与自己绑架在同一辆战车上的工具。

然而要想借“民族”之名将民众与自己绑架在同一辆战车上，却是要以“民族”敌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如Vamik D.Volkan所指出的那样，“互相敌对的双方之所以互相憎恶，是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类需要敌人”。（注52）孙中山显然了解如何运用人类的这种心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个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要怎么能够避祸求福、避死求生呢？……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两句话完全是心理作用。……我们要恢复民族主义，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注53）“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无疑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同时他更从近代心理学的角度感知到由这种心理作用而导致的精神紧张状态能够在诱导民众上发挥出巨大的能量。（注54）

事实上，孙中山一生不断地发出警告，告诉民众（民国建立前是汉族、民国建立后是所有中国人）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之中。因为人们“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对安全的需要才能被看作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neurosis）、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注55）换言之，由于敌人的存在而出现的精神紧张状态之所以有利于政治运作，是因为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们比起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来，更愿意成为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一员。

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历代政权都没有忘记强调“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孙中山甚至说道：“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民族被别种民族征服，统制了两百多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注56）“（中国）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注57）“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要更甚”。（注58）

然而与民国之前相比，民国建立之后，满清这个“民族”的敌人的确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要使中国人以为自己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在“民族”的脉络上继续发现敌人。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为政者们只好将寻找民族敌人的目光投向海外。这种寻找“民族”敌人的思想脉络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书中的“民族主义”部分中表现得尤为清晰：“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陆海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再来望到欧洲大陆，现在最强的是法国。”（注59）

与民国之前相比，此时孙中山笔下的“民族”敌人无疑都是一些“假想敌”。然而当年的“满清”何尝不是他们加工出来的“民族”假想敌呢？可见，只要发动宣传机器，即使是“假想敌”也能够诱发出民众的精神紧张状态。所幸的是，1930年代发生的日本侵略战争，又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我们看到，即使战后已经很久，中国的政权也依然带领人民继续扮演着一个被害者。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被害者意识是一种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人的心理行为。而“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就是建立在被害者意识的基础上，它一方面可以让人们不忘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对安全的渴求，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民众对安全的需要，成为自称为“被害者”的为政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化，甚至掩盖其失政的手段。这也是战后取得了政权的为政者之所以一直都在指导寻找民族的“假想敌”，不断怂恿民族主义思潮的原因所在。

“民主主义体制”被“民族国家”取代

借“民族”之名可行灭民主主义之实，这让中国近代以来的为政者都十分青睐“中华民族”论。

美国作家和知名媒体人珀尔・萨罗派克（Paul Salopek）正在进行著一项巨大的实验：徒步走遍世界历史上人类大规模移动的全部路线，亲身感受移动的历史经验对人类社会留下的影响。2014年10月至15年11月，正值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Genocide）发生一百周年之际，他从土耳其穿越边界到了亚美尼亚，接触到了许多一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发动的这场大屠杀不断地被“回忆”的场景。他发现这种对痛苦历史的回忆具有一种巨大的社会功能：“能够将一个遭到集团暴力所伤害的社会整合在一起的，只有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但是如果过于激烈，它就会成为一个刺激内部民族主义的力量”。（注60）珀尔・萨罗派克通过现代亚美尼亚人对于大屠杀的态度，发现了为什么有一些历史的事件会被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政治具有兴趣的人所不断地重复的理由，但他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事实上也让作为受害者的亚美尼亚人一方套上了精神的枷锁，被绑在了民族主义的战车上。

在迟迟不能摆脱历史枷锁、不断地重复历史痛苦回忆的东亚国家或地区，“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是一个更加普遍存在的现象。受到创伤的被害者也许是个人也许是集团，愿意将所受创伤作为自我认同之要素的不乏其人。因为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可以将这难以忘怀的创伤变为将自己正当化的手段来攻击对手，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被选择的精神创伤”有必要进行分析，因为它常常是与个人或集团的私人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注61）

“在存在著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紧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导致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注62）不得不承认，在当年的“中华民族”论中，民族革命家们也精致地使用了“被选择的精神创伤”。他们通过制造“民族”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和强调“灭种”之灾，诱发了人们对暴力的恐惧而产生的对安全的渴求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心理，从而通过借“民族”之名正当化了其推翻清王朝的行为，同时也阉割了作为近代国家概念的nation所代表的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事实上，nation和汉字表达的“民族”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两者具有不同的构成原理：一个是以国民主权为核心而成立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一个则是讲究秩序的血缘的关系。

借“民族”之名可行灭民主主义之实，这让中国近代以来的为政者都十分青睐“中华民族”论。在一个甚至无法分清country（国土、故乡）和state（国家机器）的国度，本来应该追求民主主义体制的nationalism，就这样被偷梁换柱，篡改为拥护政治独裁体制的“民族国家”的工具。

参考资料：
注1：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経歴”、‘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44页。
注2：“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游学译编’第10期、1901年9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407-408页。
注3：孙中山：《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序，1917年2月1日，《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年3月，118页。
注4：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208-209页。
注5：“亡国篇”《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8月10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90页
注6：“客帝”《黄帝魂》，1903年12月，21-22页。
注7：“代满清政府筹御汉人之策”《黄帝魂》，1903年12月，97-98页。
注8：章炳麟：“正仇满论”《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8月10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97页。
注9：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嘉定屠城纪略”，《扬州十日记》，上海书店，1982年1月，249－269页。
注10：齐格曼・鲍曼（Zygmunt Bauman）：《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凤凰出版集团，2011年1月，87－88页
注11：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 ヴァミク・ヴォルカン著 ; 水谷骁訳东京 : 共同通信社，1999年8月，149页。
注12：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49页
注13：同前“亡国篇”，90页。
注14：“论发辫原由”《黄帝魂》，1903年12月，29页；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745页。
注15：同前，“论发辫原由”，747页。
注16：Jeffrey Mensendiek：(研究ノート)“トラウマ理解と平和构筑：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的トラウマの克服”‘関西学院大学キリスト教と文化研究’17号、2016年3月、166页。
注17：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66-67页。
注18：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62页
注19：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93页
注20：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62页
注21、22：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09页
注23：王柯：“近代中日两国的民族西来说——单一民族国家与悠久辉煌的民族史”
注24：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09页
注25：同前Jeffrey Mensendiek：(研究ノート)“トラウマ理解と平和构筑：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的トラウマの克服”、166页。
注26-28：同前“亡国论”，91页。
注29：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25页，76页。
注30：章炳麟：“论民数骤增”，《译书会公报》第八册，1987年12月13日出版；《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1月，51页。
注31：精卫：“民族的国民”，1905年10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1月，94页。
注32：“民族精神论”、‘江苏’第７、8期、1903年1、2月、同前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845页。
注33：章炳麟：〈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1月，737页。
注34：同前“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407-408页。
注35：同前“论发辫原由”《黄帝魂》，747页
注36：同前“论发辫原由”《黄帝魂》，28页。
注37：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43页。
注38：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42页
注3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17页。
注40：孙中山：《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序，1917年2月1日，《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年3月，118页。
注41：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Abraham H.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23页。
注42：同上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二章《人类动机理论》。
注4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42页。
注44：A・メンミ：《人种差别》（菊池昌実、白井成雄訳）法政大学出版局、1996年12月、96页。
注45：同上A・メンミ：《人种差别》、96页。
注46：同上，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21页。
注47：同前A・メンミ：《人种差别》、115 页。
注48：同前A・メンミ：《人种差别》、39页。
注49：同前A・メンミ：《人种差别》、43页。
注50：同前A・メンミ：《人种差别》、93页。
注51：同前A・メンミ：《人种差别》、98 页。
注52：同前Vamik D. Volkan‘夸りと憎悪 : 民族纷争の心理学’，143页。
注5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31-232页。
注54：原文出自‘孟子’告子下：“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55：同前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21页。
注5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第五讲，第九卷，232页
注5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88－189页
注58：同前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88－189页
注59：同前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233―234页。
注60：Paul Salopek“アルメニア、虐杀の影”（人类の旅路を歩く、第5回）、‘National　Geographic’2016年4月号、85页。
注61：同前Jeffrey Mensendiek：(研究ノート)“トラウマ理解と平和构筑：东アジアにおける歴史的トラウマの克服”、165－166页。
注62：同前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