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旭明：安全政治参与——香港网台观众，生活中的政论家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有这么一个故事：香港的士上收音机在播放着有关公立医院迫爆（挤满了人）、人手短缺的报导。的士司机突然回应：“边度系关事d大陆人呀？倒不如话系d南亚人抢哂我地d资源啦! ”（香港医疗问题哪里是和大陆人有关啊？倒不如说是南亚人抢完了我们的资源！）——俨然“城市论坛”的情景。（注1）

类似的“时刻”司空见惯。的士大佬往往是一个城市最雄辩滔滔的政论者，因他/她每日搜集来自不同背景的乘客意见，天南地北都可侃侃而谈。的士司机作为“民间政评人”的文化现象，已有不少研究论及。但这个情境反映一个有趣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普罗大众怎样选择信息，去面对复杂的日常生活，甚至理解世界？

诚然，在互联网科技、社交媒体，和手机当道的今天，不少新兴的网络时事和政论媒体取代了传统广播媒体，成为我们接受时事信息的重要来源。媒体的议题设定功能，影响我们“应该知道”哪些事件，甚至建立“常识”。但这些狭义的“政治”议题所建立的“知识”，在今天的具体政治环境，对于日常生活又有甚么应用意义？

这个问题放诸雨伞运动后的香港政治环境尤其值得深究。

社交媒体、政治与日常生活

社交媒体的普及性已超越其社交性，变成我们意识及连系这世界不可或缺的平台；故此无可避免地，它也把狭义的政治变成我们的日常，使政治信息也往往与娱乐及其他的社交信息混为一体。

不少学术研究正面评价新兴媒体对政治参与的推动，强调互联网兴起打破媒体只受大财团及政府支配的局面。故此，社交媒体被视为能从下而上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此立论亦参照哈贝马斯（Habermas）有关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理论 ，认为互联网可以缔造平民参与政治决定的情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 。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认为社交媒体带来的“政治参与”多造成“食花生”、“吹水”、“打卡”甚至“回音谷”，使得政事的讨论沦为琐碎社交话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不仅没有缔造实体政治参与，反而抵消了政治运动所需的集体参与。

英国学者海尔菲（Tim Highfield）研究社交媒体与政治及日常的关系。他指出“平民”的认知、以至关注点都受到人们的背景所影响。对于“政治”议题，人们总有一种敬而远之的距离，因为自觉“升斗市民”缔造政治上改革/ 改变的能动性 (agency) 较低，而这心态也影响“平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及逻辑。

香港回归后，当权者的操守、政府管治手法、对公共资源的运用等，都与民众的期望产生较大落差。近年批评官员政策“离地”的评论越见频繁，彰显官民鸿沟加剧，亦令平民对“政治”议题多一层陌生/ 疏离。

但社交媒体的普及化，亦使平民的“政治参与”变得复杂而多样。本文从作者的研究出发，想要探讨在众多社交媒体中，受市民追捧的“网台”与政治的千丝万缕关系：观众是否利用网台这独特的社交媒体平台来了解并关心政治？他们怎样消费及应用网台内容？或反过来问，网台能否真正将政治信息及分析“下放”给观众，促进市民涉足政治的能动性？

网台在公共领域的发展

“网台”指一些以讨论时事为主要内容的清谈节目，多半由一至两名主播，又名“名嘴”担任主持。“网台”其实就是电台“烽烟节目”（phone-in节目，观众打入电台与主持即时交流节目，台湾称扣应（call-in）节目）的延伸，其历史可追溯至早期的港台“八十年代”、商台的“龙门阵”，至今天的“自由phone自由风”。全盛时期的“烽烟节目”，当然要数90年代商台的“风波里的茶杯”与港台的“九十年代”分庭抗礼的时期，当时造就了郑经翰、黄毓民、萧若元及吴志森、周融等“名嘴”。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曾著书 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HKU Press)（陈韬文教授也有相关研究），阐述传统的电台“烽烟节目”与香港政局及社会舆论的关系，他指出网台都以批评建制派、政府作卖点。
这与社会背景有关。香港回归后，社会开始对特区政府施政不佳、经济下滑、民生疾苦等方面累积不满，至2003年“沙士”爆发，引发首次“七一游行”，揭开“新社运”时期。至2004年，数名前段提及的主持陆续辞职，时称“名嘴封咪”事件，怀疑是受到来自北京的直接恐吓或间接施压，禁止他们作批评政府等“出位”言论，因此他们辞职以示抗议。

虽然电台广播节目开始式微，但网络就成了“烽烟节目”的新宠儿：因著互联网科技的普及，加上营运成本低、互动性强，一些意见领袖（包括一些前“名嘴”）便利用这个平台“开咪”。首批兴起于2003年的网络电台（如7.1电台、A45），主持也多来自泛民政党或民间团体，有的甚至占用大气电波，实践公民抗命进行非法广播（如FM101、民间电台）

例如萧若元的“谜米台”，在他的招牌节目“萧遥游”中，萧及客席主持俨如知识份子讨论中港（北京中共）政局，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又例如网台“热血时报”，由当时“人民力量”骨干成员黄洋达作主持，表面讨论港事，但实则宣传政党立场。节目亦以激烈言论及粗口见称，故此这些网台的光谱偏及“中立”至激进左翼政见之外，亦被视为亲本土的媒体。

网台亦将传统“电台”的纯声音主导，发展到视听兼备，利用Youtube及Facebook加以传播。除政论节目外，网台为吸引听众，也推出一些受欢迎的节目类型，如恐怖鬼故、娱乐消闲、扮靓时装、爱情心理等。因网台内容及立场较鲜明，它们有固定及持久的粉丝。

人们收看网台到底是为了吸取信息，还是只视作娱乐调剂？笔者特别访问了一些被视为对政治“不甚关心”的社群，尤其一些自觉不牵涉政治的退休长者或女性，了解他们收看网台节目的心态。

摄取政治知识，欣赏“粗口”表演

多数被访者接触网台已有一段时间（有些已有十年历史）。收看目的多为掌握最新时事信息，但也承认主持人扮演重要角色：有的人“博大精深学识、独到见解及分析”，有的主持人则言论辛辣出位，甚至伴有激烈动作及频密粗口——这种互动是受观众欢迎的。

“看到他们‘问候’特首、d高官、系几过瘾嘅”（看到他们用粗口批评特首、高官，还挺过瘾的。）

对“一般”观众来说，他们大多只看／听不作回应，或俗称“CD-ROM”，节目中的激烈言词及动作却好像“泄愤”渠道，就像观看动作及恐怖片的调剂效果。不过泄愤并非吸引观众的唯一原因，网台作为批评时政的非主流媒体亦成为仅有的颠覆声音。比如有观众说，“现时主要的传统媒体都被“染红”啦，好少听到反对声音。”

在言论日益被审查，自由空间受威胁的时侯，收看网台变成支持言论自由、抗衡强权封杀、反抗主流媒体向建制献媚的“仗义”举动。

又因为这种对外围香港环境的判断，这些观众对收看网台产生了相等于“次文化”的消费行为及心态。所有被访者都表示主要是自己在看，身边家人、亲友都没有此习惯。收看网台被视为“个人癖好”，而他们都不愿意向人表露这方面的兴趣。

“我看网台个阵都带上耳筒架！试想Ｄ节目咁多粗口，点可以播出来俾人听到？佢哋会点睇我呀？”（我看网台的时候都会戴耳机！节目里那么多脏话，怎么可以公放出来被人听到？别人会怎么看我呀？）

这种节目予主流社会的印象都较基层甚至粗鄙，因此观众中做文职的、或具高中程度以上学历的退休及女性受访者，都介意节目对个人品味及形象的影响，令本来仗义的行为又变成忌讳举动——网台要偷偷看，但这种“另类”兴趣也变得更加刺激。

“普罗”观众也有跨网台消费／阅听的习惯。“间中都会走去其他网台“八卦”（时不时都会去八卦别的网台），尤其“花生台”呀，“热血时报”呀咁。”受访者一方面批评这些网台过于嘈吵、言论过激、论据欠缺，但又觉得具有娱乐精神：“真系抱住“碌花生”心态去睇佢地（真的是抱著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他们）”。

这种跨网台的观看模式既令观众可游走于中间到左翼政治光谱中的不同立场及党派，有助淡化他们对某一政党派别的强烈忠诚。另一方面，他们亦游走于政论政治、娱乐、及其他节目类型间，政治议题混为娱乐元素，淡化政治的严肃性及能动性。

生活里的政论家，也是低度、安全的政治参与

“雨伞期间，“黄丝”与“蓝丝”的两极化情况记忆犹新，亲友之间生怕挑起负面情绪、或者触发争拗，所以乜嘢（任何）可能连系到政治嘅野（的内容）都避免提及。政府话（说）要缔造和谐呀吗！”

网台观众亦观察到自雨伞运动后周遭的同侪反而对政治产生更强烈的冷漠甚至恐惧／无力感，在一片要粉饰太平的环境下，被访者一方面坚持收看网台，但另一方面亦是一种对现时政局的妥协：他们只可能维持在被动，甚至隐蔽式的政治参与。

但既然周遭友侪都不喜谈政治，那这些节目的内容对受访观众有何实际作用？退休受访者指出，节目信息的碓可在有限空间中缔造社交话题，为退休生活增加社交机会；而相对其亲友，他们对时事信息、分析、及敏感度较高，故有些受访者会成为友侪的信息来源。一女性观众更利用时事议题作亲友政治教育的题材：“例如我会用阿妈可以明白嘅情景来解释一Ｄ政策嘅问题。”故此这些观众积极地将所接受的政治信息转化为知识，再以“平常”语言转授身边的受众。

对于香港的政治前景，他们持悲观看法，自觉可以做的并不多。对于末来，大部分观众没有长远及清晰计划，但这些节目可以提供的，就是比人“知道”多一点，可以对时势有更准确的评估，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面对晦暗未明的环境，他们认为更需要真确客观的政治信息及精准分析去审时度世；“只有真相才能战胜“虚假新闻”、官商勾结、语言伪术、概念及论述的偷换”。而这种强调真相的要求，亦与雨伞运动后激化的“香港人身份”意识有正面关系：

“要抵抗权力失衡、官商腐败造假及向更大权力献媚，才可寻回香港人的自主能力。”

网台收看俨然成为平常观众追求实践“真香港人”的姿态，去对应他们认为越渐去权／弱势化的香港政治环境，但他们意识到自己推动政治改变的能动性较低，所以只有以观看作被动及安全的参与，以他们认为“真确”的政治知识去安排和策划将来。

（梁旭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注1：“城市论坛”是港台RTHK的节目，常邀请几位嘉宾在公众场合与公众人士讨论城中热话。讨论过程中不乏口水战。

注2：本文选取了研究中的女性及年长的受访者作焦点讨论，并非意图把所有属于这组别的人标签，而是想阐明，政治其实是离不开个人的日常（反之亦然）。媒体的一大影晌，就是令日常政治化，及政治日常化。特别社交媒体 (手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上把不同媒体综合，不单把狭义政治议题拉近，更令阅听人接触多媒体并掌握政治信息及分析。正如海尔么 (Ben Highmore) 指出，政治通过社交媒体更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令政治信息与其他类型（包括娱乐）的信息都不同形式的被消费而获得满足。

主要参考：

Leung Yuk-ming, Lisa., 2018. Online radio listening as affective publics? (Close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Umbrella Movement everyday’. Cultural Studies, 32(4), 511-529.

其他参考书目：

Ebrey, J., 2016. The mundane and insignificant,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derstanding Everyday Participation and theories of everyday life. Cultural Trends, 25(3), 158-168.

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Highfield, T., 2016. Social media and everyday politics. London: Polity Press.

Highmore, B., 2011. Ordinary lives: Studies in the everyday. London: Routledge.

Lee F.L.F., 2014. 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HK: HKU Press.

Papacharissi, Z. & Mendelson, A., 2011. Toward a new(er) sociability: user gratific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cebook. In: S. Papathanassopoulos, ed., Media perspec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Ranciere, J., 2009.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lated by G. Rockhill. London: Continuum.

Yung B & Leung Y.M.L., 2014. Diverse roles of alternative media in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from public discourse initiation to social activism.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7:1, 8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