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推荐】关于爱，社会学家 Erik Olin Wright 告诉我的事

【编按】：端传媒从年二九到大年初五、连续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费阅读文章，陪伴你过年。今天是评论组编辑当班：

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2019年1月在美国逝世，享年71岁。他在过去四十年间留下大量重要作品，是阶级及反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者。赖特逝世后，许多悼文完整回顾了他的学术及思想成果，而本文作者试图从赖特有关“婚姻”的想法入手，反思“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能够如何体现在“爱与婚姻”的话题上。

爱是什么？婚姻是什么？相信端的读者都有自己的思考。“不结婚啊！”我的同事们也常常说。但那个有趣的问题是，作为一名激进左翼，为什么 Erik 对婚姻和爱情如此“信任”？假如读者你也自认左翼，或者我们不说这么大了，你曾质疑过婚姻或爱情，或是有过失望，或者你其实正在享受爱情，我都想邀请你来听听看这个答案。

农历新年前，作者找回这篇文章重发在自己的脸书上，她说，“竟觉得现在重看比一年前更合适⋯⋯他提醒我们，不要老是等一场烧光一切的革命，就算在最坏的时代，还是有可以种花的土壤。现在就去找我们可以播种的夹缝吧。”在中、港、台都经历过疲惫的2019年，甚至在疲惫的2020年的此时，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予你一些平衡和温暖的思考。

“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 Michael Burawoy 悼 Erik Olin Wright

那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初冬的大学城最迷人，没有澟洌寒风，连雪也是温柔的。

我记得那天下著毛毛细雪。我下了公车，走一小段路，转往有一列典型美国小屋的长街，两旁都是被白雪覆盖的灌木，枝桠形态隐约可辨。我在一间看起来不甚起眼的房子前停下脚步。Erik因车祸受伤不便应门，一早嘱我自行从通往厨房的侧门进屋，我却是方向盲，绕了一圈找不著，唯有尝试拉开前门。最后因我形迹太可疑，一老人家（后来知道是他的岳父）前来开门：请问找谁？我说我找 Erik，我是他的学生。

我口中的 Erik，即是 Erik Olin Wright （埃里克.奥林.赖特）。在美国社会学界，这大概是无人不识的名字。美国社会学擅长培养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却鲜有培训出大师级的社会学家，而 Erik Olin Wright 算是社会学界硕果仅存的大师级学者。学术生涯前期，他专注于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重构“阶级”概念，后期则专注“真实乌托邦”的研究。那时我申请美国研究院，给各社会学系所教授发了一堆电邮。没有人想搭理只在申请阶段的研究生，结果杳无回音。可是，当中最有名气的Erik却不止回复了我的电邮，还跟我谈了几次视频通话，读了我的论文，给了我许多鼓励。后来我真跑到威斯康星去，也有一半是因为Erik。

那个冬日下午，Erik 坐在轮椅上，在家中窗明几净的客厅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从他的童年谈到研究院生涯﹑六﹑七十年代的学运经历﹑太阳花和雨伞﹑以及美国出乎意料的大选结果。然后也谈到我。我跟Erik说，两星期后就要回香港结婚了，有点不知所措。又半开玩笑的说：“好像有点从此被困的感觉，有点怕。”

Erik 听了却很高兴，把我拉过去拥抱我，在我脸上亲了一下。他拉著我的手说：“恭喜你。我肯定，你的生命一定会更好，更完满。”

途中回想方才对话，却不免有点疑惑。Erik 作为一名激进左翼，一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为甚么会对爱情或婚姻如此信任？

起身告辞时已近黄昏，我在暮色中走回公车站。回家途中回想方才对话，却不免有点疑惑——Erik 作为一名激进左翼，一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为甚么会对爱情或婚姻如此信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不是说一夫一妻的婚姻不过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制度吗？而左翼一向也有不少“毁家废婚”的呼声。

尔后没再跟他谈过婚姻的问题，心里却一直想著，终有一天要拉住他好好问一下。终有一天。

后来却再没机会。在与白血病搏斗十个月后，Erik在上月23日（2019年1月23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一岁。

“真实乌托邦”

限制必然存在，但它不是一块永远踢不动的铁板。也只有相信人可以改变这些限制，理想才有意义，不然，它就是缺乏实际行动的浮思而已。

后来，我似乎在 Erik 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张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学术生涯后期，他把全副精神投放在“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的研究计划上。“真实乌托邦”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潮流之回应，故它除了是社会科学，更是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柏林围墙被高喊著自由的人群推倒，中苏东德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坍塌以后，资本主义成为了毫无疑问的胜利者，甚至有人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说法。无疑，资本市场为许多人带来了大量消费品和生活便利，也确实改善了不少人的生活质素。但它也同时带来了贫富悬殊，令许多人陷入极端贫困且无法脱身；在对利益无穷尽的追求中，自然环境也被肆意破坏，逼使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生态和气候危机。在绝望中，有人将改变的希望寄诸革命，有人希望回复战后黄金三十年的那种凯因斯（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有人建立樊篱自绝于资本世界的天罗地网。

Erik 认为，过去一世纪的历史已经说明，资本主义是万难被毁的制度，无论是暴力革命﹑福利主义还是缩减消费的那种文青生活，都无法为人类整体带来长久的幸福。中苏那种高压统治没有实现民主平等的理想，但它们的路绝不是唯一的路。人类是有别的选择的。

在《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一书中，Erik 断言暴力革命可带来平等民主社会的可能微乎其微，并呼吁对平等社会有深切追求的人，放弃先全面摧毁资本主义、然后才再进行建设的想法。“真实乌托邦”非对完美世界的空想，而是两种战略主张的混合体——第一，我们不能放弃国家层面的影响，必须推动全民基本收入等积极政策；第二，即使资本主义仍然支配人类生活，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它给我们的种种规限之中，建立有我们理想世界样子的组织。

Erik 最喜欢用的例子是维基百科，它不依资本主义模式运作，但它的生产力却异常惊人，甚至破坏了此前存在了三百年的通用百科全书市场。又例如工人合作社，它的生产模式颠覆了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逻辑。凡此种种，Erik说——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完成的“真实乌托邦”，将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推而广之，才能松动结构。归根究柢，“真实乌托邦”说的就是：不是只有推翻了所有限制，我们才能建立自由幸福的社会。真正的建设是可以就地进行的。

我当然无法在几百字内完整阐述“真实乌托邦”的愿景，但对我来说，整个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限制无处不在，但人类是有能动性（agency）的。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积极改变结构的故事。如果不体认这一点，我们完全不必再谈论改变世界。

这是社会学中老掉牙的“结构—能动性问题”（Structure-agency problem）。社会学家总是很爱讲“社会学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那就是一切个人的问题都有其社会根源，因为人自呱呱堕地的一刻起，就生活在客观存在的社会世界中，并受其束缚左右。可是，反过来说，人类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感觉的生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有所追求，我们拥有自我意识，能够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并且会以行动来改变世界。限制必然存在，但它不是一块永远踢不动的铁板。也只有相信人可以改变这些限制，理想才有意义，不然，它就是缺乏实际行动的浮思而已。

限制与创造的可能

就是在翻译 Erik 生前写的，关于“真实乌托邦”的文章时，我解开了两年前的疑惑。

两年前 Erik 跟我说“你的生命一定会更好，更完满”，不是否认婚姻是束缚的事实，更不因婚姻或爱情本身必然会为我带来幸福。他所寄予信任的，不是婚姻制度或爱情，而是我。他相信的是我。他相信我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加诸于我的规范和约束之间，创造我想要的生活，一种超越我所面对的限制的生活。

Erik 跟我说“你的生命一定会更好，更完满”，他所寄予信任的，不是婚姻制度或爱情，而是我⋯⋯婚姻⋯⋯如果我自觉只能受其制限，而完全不相信我的思想行为能够改变它，那么我作为人几乎是全无意义的。

恩格斯说，家庭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的共构关系，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被视为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一夫一妻的婚姻只是父系社会历史性摧毁母系社会的产物……这一切，在超过一世纪后，我认为还是掷地有声，但这些都只是婚姻的一个面向。如果我自觉只能受其制限，而完全不相信我的思想行为能够改变它，那么我作为人几乎是全无意义的。从婚姻推到职场，推到罢工罢课等行动——如果建立在剥削与不平等之上的劳动关系真的完全无法推翻，如一堵高墙般永远耸立，这些行动说到底也毫无意义，浪费时间。

Erik 曾对我说，如果只因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就觉得甚么都是“资本主义”，甚么都贴一个“资本主义”标签的话，那我们只能当一个三流的社会学家，永远到不了见山不是山的境界。如果历史已经有终点，如果一切都已经由冥冥中某些神秘的强大力量（那怕是甚么自然法则还是辩证法也好）替我们选择好了，那么我们为甚么还要苦苦挣扎？何不躺著乖乖的接受命运？唯有把目光收窄，我们作为以研究人的生存状态为志业的人，才会看到原来所谓划时代的历史变迁，可能都是由背逆限制与规范而行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起。

那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然可能是 Erik 爱讲的维基百科，那么又为甚么不可能是婚姻？我想起，曾听过一些 Erik 还是年轻教授时代的轶事——那时他和妻子 Marcia 刚刚生了孩子，Erik 会抱著女儿跟研究生上课，女儿哭了，还要把她抱到一边换尿布。到了今天，家务是女性范畴的思维还是颇根深柢固，何况那是七十年代末。五十二年来，Erik 和 Marcia 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甚么是真正互相尊重，扶持，爱护的婚姻。说到底，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就是这样吗？平等的，互相支持的爱情或婚姻，真的就因为婚姻是束缚而不可能存在吗？

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就是这样吗？平等的，互相支持的爱情或婚姻，真的就因为婚姻是束缚而不可能存在吗？⋯⋯说到底，如果执著于纯粹与同质，只会令我们无法坦然接受异质与复杂性，只能永远等纯粹的世界出现。

Erik 和 Marcia 相濡以沫逾半世纪，走到最后仍然互相扶持，Marcia 每天为病榻中的 Erik 张罗起居饮食，照顾他一切需要，在他床边给他念他最爱的小说。那些老套的婚礼誓词，甚么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大抵不过如此。谁看到他们会不相信婚姻呢？我有时想，他的人品无可挑剔，就算对一个只在申请阶段的博士生也还是关心备至——大概也是因为这种有点傻，有点天真，但叫人肃然起敬的理想——别人看到你可以活成这个样子，就会希望自己也能活成那个样子。所谓改变就是由这种小事而起的，就连过渡到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一样。

说到底，如果执著于纯粹与同质，只会令我们无法坦然接受异质与复杂性，只能永远等纯粹的世界出现。纯粹的世界到底不存在，可见将来大概也不会存在。如果干坐著等待完美的爱情，完美的社会，等待乌托邦如神明般降临，我们甚么时候可以开始真真切切地活著，甚么时候可以用可眼见的事实告诉别人：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美好的生命是可能的？谁会和你一起建设那个幻想中的美好世界？有些人在婚姻以外建设这种可能性，有些人选择在婚姻以内活出平等﹑尊重与爱。建设美好将来从没一条非走不可的路。

“你的生命一定会更好，更完满”。我想，更好更完满的意思，大概就是人在限制中会更谦虚，更实在，从而更明白自己与他人所处的位置吧。

爱这个世界

我觉得，Erik 令我相信，茫茫世间，人类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谓爱，到了最深最尽处，都是在世间一切约束与限制中竭力创造希望与幸福的过程。

两星期前，Erik 的众多学生收到他生前好友和遗稿执行人，柏克莱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发给我们的电邮。布洛维说：“可能你们如我一样难以接受失去Erik的事实。我从未想像过，有一天，世上再也没有 Erik Olin Wright 这个人。他总是浑身散发著乐观精神﹑智慧和爱……而我们必须竭己所能，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

“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我觉得，Erik 令我相信，茫茫世间，人类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谓爱，到了最深最尽处，都是在世间一切约束与限制中竭力创造希望与幸福的过程。而在人必须经受的约束中，又没有一种比死亡更必然确定。在得悉生命只余下数星期时，Erik 写下这样的话：

对于死亡，我无太大挣扎。我为很多事情感到悲伤，尤为家人感到悲伤，但我没有惧怕。以往我已写过这一点，我的感受没有改变。我不过是一束星尘，因著偶然，散落在银河此一角落。在这里，有些星尘以复杂的方式聚在一起，故有了“生存”的状态；又，更复杂的是，这些星尘也有了意识，而且知道自己拥有意识。多么神奇——星尘不过从超新星爆发而来，本无生命，却因偶尔以复杂方式聚集，故有了自我意识，并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意识。这是浩瀚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光荣。也许这是有终点的。这个复杂的组织将会结束，而这束星尘，令我之所以为我的这束星尘，也将冰解云散，返回一般的形态。这本无可奈何。人类作为有创造力，有幻想力的生物，总有办法在星尘散尽后，延续自身之存在。那也不错。

在即将要离开世界的那些日子里，他充满了不舍与悲哀。依恋世间非因它完美无瑕，而是即使它千疮百孔，人类还是可以靠著创造力和幻想力，在荒土间埋下种子，期待花终有一天开至漫山遍野。他渴望留下来见证这个未来，因他爱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谨以此文献予我亲爱的老师。Erik，谢谢你教我的事。愿你安息。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