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会学家李静君：在非洲，中国是全知全能的“殖民者”吗？

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投资活动“殖民”非洲乃至世界的说法，常见于各类媒体和学术文章。进入2018年，中美贸易战牵引出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马来西亚大选后系统检讨“一带一路”、斯里兰卡和越南民众抗议中资建设等事件，让许多观察者认为，一个扩张中的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阻击。

中国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雄心壮志为什么会导致各种在地抵抗？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关注吸引眼球的冲突事件，更需要对中国的投资活动如何“落地”进行细致的社会学观察和政治经济分析。以央企为主的“中国资本”，在被政策短时间内引到他国的过程中，未见得对彼邦的情况有准确的把握。而抵抗的触发，也与当地政治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理解“全球中国”经投资活动为中介的“在地相遇”，我们需要追问：

真的有一种资本，可以被统称为“中国资本”吗？顶著国字招牌的中资企业带到非洲和世界各地的资本，在看似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还能被中央控制吗？它们会带来什么新的劳工问题？是否像人们所想像、恐惧的那样，全知全能的中国政府，正在掌握一切？中国只是在重复全球资本主义的做法，还是像官方表述的那样，建立新的跨国连带时，也能提供新的发展道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李静君（Ching Kwan Lee）教授，在新书《全球中国的幽灵：政治、劳工、外资在非洲》（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注1）中，试图回应上述广受关注的问题。她通过分析中国央企在赞比亚不同产业的投资情况，比较了“中国国家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和“全球私有资本”（global private capital）的异同。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她试图传递一种更为审慎的思考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方法。

李静君认为，与其谈论“中国是否殖民非洲”这样在她看来过于笼统的问题，不如先走进由普通劳动者、政客、外派员工等不同角色组成的世界，看看带著国家任务来到非洲的央企到底在做什么，能否实现它的目的，又给当地人民带来哪些影响。在她看来，中国政府的“无所不能”虽有现实的权力基础，但也是一种迷思。

当下，中国的国家行为被广泛注意，但也在不同场域受到挑战。“全球中国”这个幽灵，也因此有被进一步祛魅的可能。李静君的新书问世后，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及国际亚洲研究会颁发的六项最佳专书奖。近日，端传媒在香港对李静君进行了专访。

是否像人们所想像、恐惧的那样，全知全能的中国政府，正在掌握一切？当下，中国的国家行为被广泛注意，但也在不同场域受到挑战。“全球中国”这个幽灵，也因此有被进一步祛魅的可能。

端=端传媒
李=李静君

通过田野拆解“中国殖民非洲”

端：你的新书是最早一批针对中国在非洲投资活动的实证研究，也是第一本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写成的专著。出于哪些契机，你开始把目光投向非洲？

李：通过工人阶级的视角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是我的研究范畴。在1980年代末，我念研究生院的年代，中国已经走向改革。最初，我关注的是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第一本书《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性别与南中国奇迹，注2）关注南中国如何变成全球的制造业中心。通过研究第一代移民工和第一代外资在中国的相遇，我分析了是什么力量保证了生产过程的“平稳”。写第二本书《Against the Law》（对抗法律，注3）的时候，工人阶级开始出现很多集体抗争的问题；同时我也关注，在国内，资本主义深入到东北取代社会主义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过程：在这个宏观体制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工人的集体经验与抗争的形态又是什么。

这两本书都是关于中国内部的问题，而随著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新的劳工问题也一定会随之而来。所以，我当时很自然地觉得，“中资在非洲”是延续我理论思考的场域，需要跟进它的发展。2007年，我刚写完第二本书，在想下一步做什么研究，那时候国际传媒不断报导中国在非洲引起的争议，重点就是劳工的问题。一些非洲当地的批评也说，中国老板“特别”剥削工人。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我的同僚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资本家从来就是剥削工人的，为什么人们会说中国投资者“特别”剥削工人？究竟中国去的投资者有什么特殊性？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作者：李静君

出版日期：2018/01

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端：“中国殖民非洲”的说法，在学界和媒体中广泛传播。你尝试在本书中拆解这样的描述，尤其是“殖民主义”这个概念的用法。你具体是怎么做的？

李：你要看到是谁在用“殖民主义”。在我的研究初期，这样说的有两批人。一批是政客，包括一些西方领袖、在自由世界比较有影响的人。他们害怕中国扩张和来自中国的竞争，同时需要摆明政治观点。这种情况下，“殖民主义”是一种方便的批评。另一批人要卖书（注4），他们用“殖民主义”这个在西方语境下好像很容易理解的词汇，看中的是它可以直接触发恐惧。但是对于学者来说，这种批评太简化了。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殖民”到底指的是什么？假如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为标准，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说中国对非洲已经造成了“帝国主义式”的影响。中国没有军事占领，不经营特许公司，也不存在宗教输出或制度移植。

假如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为标准， 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说中国对非洲已经造成了“帝国主义式”的影响。中国没有军事占领，不经营特许公司，也不存在宗教输出或制度移植。

假如我们从事实出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断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进行海外扩张。在我看来，这种“全球中国”现象，核心动力是中国想通过政治和地理空间的手段，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并借此过程增强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但是，中国有全球野心不等于中国已能实现其全球野心。同时，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下，中国也无法直接复制历史上被称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做法。况且，中国对非洲等地的大量外向投资只是近十几年的事，而历史上的殖民或帝国，往往是上百年的政经权力的生成。所以，我认为用殖民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全球中国，学理上是很牵强的。

所以，这本书有意避免直接和数量众多的殖民研究对话，而是把“全球中国”视为一种事件性时刻（eventful moment）。意思是，中国作为资方大肆进入非洲，虽然可以视作资本在中国过度积累之后的结构性转移——这符合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轨迹——但中国的做法有没有特殊性，是不能用既定理论推演的；它带来的后果，也不只有一种可能。“全球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可能但不保证带来结构性变化的事件，而不是已有结果的历史过程，因此需要用实证研究去理解。

端：你通过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写成此书，这在诸多对中国投资、“中国因素”的研究中并不常见。这样做让你有哪些不同于一般论述的发现？

李：我在书里面提到，不能否认“中国因素”的客观存在：大量的资本投了、劳工去了、矿也买了，这都是事实。但是，很多人听到“中国因素”这样的词，就不再思考，觉得中国就是重复以前西方做的事情，进而做简单的责难。

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我的主要贡献有两点。第一，我不止于研究政策文件和统计数字，看有多少钱到非洲，而是看它们到了中国国家资本和当地政治精英及民众怎样周旋。在理解这种互动的过程中，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国家资本”是否与“全球私有资本”有根本差异？换句话说，问题核心不是有多少企业和工人从中国去了非洲，而是来自中国的国家投资与一直占据主导的全球私有资本相比，有什么不同？

第二，我具体分析了为什么在不同的产业中，“中国国家资本”与在地政治的互动有不一样的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对比了基建和铜矿两个产业，解释了它们在政治经济环境、劳工的动员能力、在地政府策略，以及政治领袖发展产业的意图等方面的差异。把这些条件和中国资本结合在一起看，才能理解中国国家资本为何在铜矿行业带来发展效应，而在建筑行业却相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口号式地把所有中国海外投资说成殖民主义。

“中国国家资本”的逻辑

端：我们逐条来谈。首先，在分析来自中国的投资时，你没有简单地使用“中国资本”或者“中资”，而是提出了“中国国家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的概念。你如何定义它？为什么要做这种辨析？

李：在日常的话语里，“中资”是个地域性、种族化的概念——指从中国去、中国人的资本。但事实是，资本本身没有国籍、种族，不问所以然就把它们与国籍、种族挂钩，是歧视性的做法 （就如当年欧洲看待所谓“Jewish capital”)，分析上也是错误的，因为从中国来的资本有很多种，他们的行为、目标、逻辑都不一致， 不可混而一谈。从中国来的小企业、家庭小店、私人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其实跟别国的私企没什么差别；但真正有中国特殊性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即央企。

这些所谓的“中资”在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把央企对非洲投资时用到的资本界定为“中国国家资本”，是为了在各种类型的“中国资本”中说明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要止步于看资本从哪里来，而要看某种具体类型的资本在追求什么利益，它怎样实现这样特定的利益，又受到哪些阻力。“国家资本”不单指某个国家拥有或使用的资本，而是说这种资本的利益是由国家来确定：在“国家”的视野下，“利益”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不是赚钱那么简单。

“国家资本”不单指某个国家拥有或使用的资本，而是说这种资本的利益是由国家来确定：在“国家”的视野下，“利益”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不是赚钱那么简单。

端：这就触及到你研究的核心问题了，我们可以继续展开。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占主流的“全球私有资本”之间的异同，具体是怎么分析的？

李：自马克思以来，我们很少对资本的类型进行理论性思考，而倾向于假设了资本是私有的、其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理解中国央企在赞比亚的投资活动时，这种思路捉襟见肘。在以往的讨论中，学者们提出“国家资本主义” 来分析中国国内的制度，比如国家怎么控制经济、共产党如何管治企业、企业家等；但当央企“走出去”，投资的场域已经超出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管辖范畴，所以“国家资本主义”不足以分析全球中国的现像。

我的研究比较了中国国家资本与全球私有资本（意指那些在国际股票市场上交易，由股东拥有的跨国公司）。我想比较的是这两种资本的不同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法。我的发现是，“全球私有资本”的核心诉求，确如马克思所言，是利润极大化，但使用“中国国家资本”的央企，则试图实现一种囊括性的积累（encompassing accumulation）：经济盈利并不是央企投资时被国家赋予的唯一使命。除了经济收益，它还被赋予作积累中国的政治资本和外交影响力、获取战略性资源等使命——这些都是国家定义的“利益”。我们要了解的是国家资本要实现这些目标，它在非洲要如何在地运作，如何与非洲政府及当地民众交往。

以铜矿业为例，上市的跨国企业往往追求股东利润极大化，而中国央企因为“受命”保持铜矿这一战略性资源的供给，就要维持平稳生产。这两种不同的利益目标，导致两者对待本地劳工方面的明显差异。全球资本为保证股东利润，在回应市场波动时，往往大量裁员及改用非正规劳工，让工人的集体谈判力大降。反过来，中国央企为保证战略资源（如铜）的稳定生产及增加其政治合法性、政治资本，倾向用正规工人，不会任意裁员而导致生产中断，伤害它的国家形象。工人的抗争也因为是正规工人而力量较大，逼使国家资本作出多于全球资本的让步。

另一方面，这两种不同的资本在非洲要实现它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也非常依赖各自的外派员工。为此我对比了驻赞比亚央企在管理理念（manegerial ethos）和工作文化上，与私有跨国资本的企业的主要不同。比如说，央企会安排各种层级的员工同吃同住，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营造一种强调中国人一起“吃苦”的集体苦行主义（collective asceticism）， 总部的党委也有派团到赞比亚来视察，做思想工作，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相反，跨国企业的驻赞员工，有个人生活的空间，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外派对于他们来说是更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职业发展诉求。我在书里介绍了，在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工作环境里，央企如何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纪律性来保持稳定生产，尤其是需要为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铜矿业。

“全球私有资本”的核心诉求，确如马克思所言，是利润极大化，但使用“中国国家资本”的央企，则试图实现一种囊括性的积累。

全球中国的在地互动

端：央企为了维持生产稳定而不会轻易裁员，听上去有一丝妥协意味？当地经常传来中国企业与当地劳工之间的劳资纠纷，在一般印象中，这说明资方是“邪恶”的。事实是如何？中国企业比其他国家的企业更邪恶吗？中国企业之间存在行业差异吗？

李：中国国家资本恰恰因为要追求多元的政治、经济、资源目的，而非单单追求利润极大化，所以才更有必要与赞比亚政府进行协商，向劳工的集体诉求妥协， 不然的话，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矿权的延续都不利。这在铜矿业很明显——赞比亚政府和社会，在铜矿价格上升、资源和民族主义捆绑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政治协同，向中国国家资本讨价还价。而央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稳定的战略资源供应、建立政治影响力及认受性），而作出比全球资本更多的妥协。例如，中国在赞方要求下，建立了经济特区，让赞有机会发展铜产品工业， 而不停留在采矿；而其他跨国资本都以“不赚钱”为由，对赞比亚说不。

但这种对国家发展的“政治协同”， 不一定存在于每个国家、每个行业。例如，中国国家资本在建筑行业 （主要体现为优惠贷款），就比全球资本更有掠夺性，主要因为赞比亚政府缺乏对建筑业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国家政策，加上建筑工人的集体力量比铜矿业薄弱得多，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家资本的多元目的 （利润、政治影响）就使得它比全球资本更有杀伤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利用对非洲的优惠贷款，建立对非的庇护关系；但相比于发展国家经济，非洲政客多用这些基建贷款来争取选票，因此往往令非洲国家债台高筑。

端：中国企业所要应对的当地政治，和一般人想像的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直接处理、面对这些当地政治的，就是中方管理层员工，他们在中国成长、受训，面临赞比亚的劳资关系时，他们需要处理哪些新问题？

李：他们当然有很多既定的办法和思路，但都用不上。因为他们去了没多久就发现，非洲劳工非常穷，可是他们有工会、劳动法，政府有很多时候为了选票，会帮助工人维权。中国管理者去了之后，不管他们脑子里的观念是什么，现实是人家的工会和你谈判，平起平坐地和你在一起，中方管理者一开始当然是不愉快的。他们觉得，你是我的员工，你为什么和我可以平等地在一张桌子上讨价还价？可是后来还不是乖乖地一起谈。

他们去了没多久就发现，非洲劳工非常穷，可是他们有工会、劳动法，政府有很多时候为了选票，会帮助工人维权。

端：这很有意思。对于中方管理者来说，一方面天高皇帝远，自主处理事务的权力更大了。另一方面，承担的问题也多了许多，不能靠既定办法处理。

李：对。这对他们来说是新的挑战，可是他们很快就学习改变。你不谈，工人罢工，政府把你牌照拿走，你怎么办？在真刀真枪的政治面前，他们必须改变观念。我在书里也写到，他们刚开始的确会有文化障碍。他们去非洲之后，除了吃饭睡觉，也不用去照顾家庭、不太娱乐，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他们自己这样也就罢了，但如果要求本地工人都那么勤快，人家肯定不愿意。中方可能出于惯性要求人勤快、要求人听话，但要在非洲的地盘上实现这些要求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端：在中国国内，中国工人也是常常受到资方剥削的。那么在遥远的非洲，中方普通员工在当地的劳动权益，又能否得到国家的保障呢？

李：我研究的主要是中方管理人员，和工厂工人不一样，他们地位较高，工作相对稳定。这些企业员工，按照中国的制度走，领五险一金，工作时间按照中国企业的要求。不过，这种“中式安排”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来这边，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我和赞比亚的劳工部长讨论过很多次。他一方面承认，这是政府要处理的问题——只要到赞比亚工作的人，应该受到当地劳工法保护；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个问题在赞比亚没有人会关心——你是外来工，我为什么要保护你？中国企业和老板更不会保护你，你拿的是他们的工资啊。

所以，即使在海外，中国工人也受到中国资本的极大剥削，这种剥削因为当地法律保障的薄弱而加剧。中国的劳工不会去找赞比亚的法律帮自己。他们对制度不熟悉，有语言障碍，而且也不相信赞比亚低效率的官僚可以帮助到他们。另外还有一些非法入境的中国工人。他们被带过去，许诺更好的工资，但最后被骗了，又没有签证，处境悲惨。中资跨国流动中带出的法律、维权问题，是后续的研究可以跟进的。

即使在海外，中国工人也受到中国资本的极大剥削，这种剥削因为当地法律保障的薄弱而加剧。

端：近来，“一带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国家开始检讨中国国家投资的情况。你在赞比亚的研究说明，中国国家资本的作为，会因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态而变化。它既不一定是天生的魔鬼，也不是天生的天使。

李：在讨论“一带一路”、“中国在非洲” 或 “全球中国”时，人们往往只看重中国的意图，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能量。贫困国家其实也有复杂的政治，有选举与选民的压力。最近，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家的政客与民众反对中国国家资本，其实都验证了我书里的分析。

在讨论“一带一路”、“中国在非洲” 或 “全球中国”时，人们往往只看重中国的意图，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能量。贫困国家其实也有复杂的政治，有选举与选民的压力。

端：近来，“一带一路”涉及到的一些国家开始检讨中国国家投资的情况。你在赞比亚的研究说明，这种在地的角力的出现是日常的一部分，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李：是的。外界很多人以为，是北京单方面想在赞比亚建立一个工业园区。但实际上这不是中央的计划，是下面的人和赞比亚官员一起提出的，比如非洲看起来有很多中国人管的园区，但有的是省政府一级的园区，也有私人投资的园区，单在资本来源这一点上，就已经很不同；所以不能看到一个中国园区，就以为是中国逼著建设的，也不能忽略历史过程，以为只是中国单方面想去找机会。

事实上，“寻找机会”这个过程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赞比亚老早就在想，如何提高铜矿的附加值，在中国还没去买它们的矿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各种准备，包括法律制定、请马来西亚及日本专家设计建设蓝图等等。所以，考察中国在非洲，就一定要分析非洲政府与人民的能动性，不要假设他们只会逆来顺受。

考察中国在非洲，就一定要分析非洲政府与人民的能动性，不要假设他们只会逆来顺受。

尤其当地精英，在和国际发展的长期互动中，他们其实也知道怎么玩与外资讨价还价的游戏。中国人一下子去了，也不可能顺风顺水。在赞比亚的时候，不管哪个行业的中国人，没聊几句就会告诉我，在这里做生意是多难的一件事！这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话。

全知全能国家的迷思与现实

端：中国观察者常假设中国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理性国家机器在运作、控制一切事情。在中国国内，中央对资本的控制或许相对容易，那么“走出来”之后呢？中央-地方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又如何影响国家资本的利益实现呢？

李：即使在国内，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从来也不是那么全面，比一般观察者想得要复杂。在“走出去”以后，很多影响投资的因素中央更难控制。比如别国的工会、选举政治，北京再有力量也管不到。铜矿工人罢工时，我问那些中方企业的管理者，你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还是要打电话给北京总部？他们就笑我，居然问这样的问题，说那肯定是我们决定啊。他们报告上去的，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北京根本不可能理解当地的劳工诉求、生活状况，也没有处理这些在地问题的机制。外面的报导以为你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但其实哪里那么简单。权力的运作，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化约为钱的。反过来说，即使投资本身不赚钱，也未见得意味著“国家利益”没有达成。

即使在国内，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从来也不是那么全面，比一般观察者想得要复杂。在“走出去”以后，很多影响投资的因素中央更难控制。比如别国的工会、选举政治，北京再有力量也管不到。

端：中国政府不担心这些在外央企失去控制吗？怎么监管它们的投资失败？

李：央企和中央政府之间也有博弈。若是央企拿到了“国家任务”，那即使赔钱也要完成任务。但它们也有主动性，比如看到某个业务好做、外面市场挺好，就会自己出去，所以你会看到每个央企都要搞建筑，建筑好做呀。同时，央企也会 “以下犯上”，它们想把赚到的利润留在企业，有时候就要“走出去”才能避开中央的管治。

端：民企以及私有资本和政策鼓励的国家资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因为政策的东风得到好处吗？

李：这个问题值得展开说一下。“走出去”是中央提出的口号，民企和私有资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各种补贴、优惠都需要竞争性地申请，主要是由央企、国企拿到。所以从政策中受惠的，主要是已经有规模的企业。这和国内的玩法是一样的，像各种工程项目的招投标那样，有资质参与竞争的是少数。

不过要知道，民企和私有资本“走出去”的时间更早，从80年代就随著中国对非洲的援建过程开始了。当时，北京把对不同的非洲国家的援助分发给不同省份，省级国企先走出去。到了90年代，参与这个过程的国企工程师在去了几次以后也嗅到了商机，他们也感觉到，国有企业铁饭碗快要被改革，所以这批人就去非洲“下海”了。带头出去的是建筑行业，它们比其他行业更早发现非洲市场。

民企和私有资本“走出去”的时间更早，从80年代就随著中国对非洲的援建过程开始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是世界银行和货币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加速新自由主义化的时刻，许多当地的政策对外资门户大开。在这样一个双重节点上，中国工程师成了第一批移民创业者（migrant entrepreneurs）。这些都发生在央企、国企大批出去买矿、做基建之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赞比亚客户，变成私有资本。这些中国私有企业，反倒成为后来才出去的央企、国企的竞争者。

端：你想这进一步说明，与中国有关的资本不可以一概而论。赞比亚官员会看到这种复杂性吗？还是认为它们都是“中国资本”？

李：非洲的官员因为对中国体制不了解，会认为共产党能控制住所有来自中国的企业、投资者和工人，即使是当地的政治精英，也搞不清楚中国的复杂性。他们觉得反正你是中国人，就是中资。以为资本可以用国族来分类，但这种想法带来很多盲点。对于非洲的劳工组织和政府来说，若想更有效地利用中国国家资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国家资本”的独特性，以此为协商的基础。

中国政府很喜欢把自己塑造成有统一口径、统一行为、统一利益的实体来理解。“统一”试图体现的是一种很大的能力和权威，我们作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人，要分清楚这只是意识型态，而不是事实，而要看国家政策和在地实践之间的异同。 许多传媒和学者喜欢耸人听闻，没任何经验考证就套用“殖民主义”的论述，这样他们一方面既制造了“全球中国”这个幽灵，同时也回避了更重要的问题——中国对外扩张是否有自己的手法而不是重复西方的作为？

“统一”试图体现的是一种很大的能力和权威，我们作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人，要分清楚这只是意识型态，而不是事实，而要看国家政策和在地实践之间的异同。

端：最后一个问题，纵观全书，整体上你强调了一个观点：中国有全球野心，不等于能实现全球控制。但也有人提问说，有全球的野心难道不就是有殖民/扩张的野心吗？中国的国家利益中不也包含对资源的“战略性”攫取这种积累方式吗？只是不“原始”了而已。我想这终究要回到对“殖民”是什么的理解上去。对于这种说法，你有何回应？

李：上面我已经指出，中国至今没有重复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作为——军事占领、经营特许公司、弘扬宗教、制度移植。所以，当你坚持用“殖民主义”去看中国，我会反问你对“殖民”的定义是什么。不管人们用什么词，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要实践它的全球野心，要通过什么手段、机制、过程，产生什么刻意的、非刻意的后果。只看中国的意图，忽视它身处的客观世界对它的回应与反抗，是唯心论，无助于了解“全球中国”这现象。

（撰稿人：黄山，史丹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注1：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7
注2：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注3：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注4：例如 Howard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Vintag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