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到法国，从行动到碰壁：激进女权组织“费曼”的十年起伏

2018年，来自东欧国家乌克兰的激进女权组织“费曼”（Femen）成立十周年。“Femen” 来自拉丁语，意指大腿。2008年，在乌克兰东部城市赫梅利尼茨基，三位二十岁出头的女孩——萨沙（Sacha Shevchenko）、奥克萨娜（Oksana Chatchko）和安娜（Anna Hutsol）看中了“费曼”朗朗上口的读音，创立了费曼组织，身体力行地去反对专制、宗教和性产业。

从赫梅利尼茨基到首都基辅，她们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出场方式，总是很吸人眼球，仿佛出演一场场随机的偶发艺术——她们头戴花环、裸露出经过“涂鸦”描绘的胸部、高举拳头、挺直腰板，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齐喊口号。几分钟后，她们被警察强力带走，消失在围观人群的惊叹声中。

如今刚满30岁的萨沙，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代表费曼进行抗议。那是2010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前夕，萨沙和另外两名姑娘来到基辅的一家当代艺术博物馆，一起脱掉上衣，抗议在这里展出的裸体女人画作。自此，裸露的胸部成了费曼的标签。它曾是引发关注的手段和策略，后来成为自身理念的戏剧化表达——女性可以自主决定将身体作为欲望的对象或抗议的工具。因其想像力和冒犯性，费曼引发国际热议，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新一代女权主义浪潮的代表。不过，随着它影响力增强，这些年轻女孩也遭到当地政府的镇压。2012年后，多名成员陆续逃到法国巴黎，申请避难，并成立了费曼法国分支。此举不经意激活了法国传统的学院派女权思潮，将女权议题推向了街头。

法国邮票上象征法兰西共和国的“玛丽安娜”（Marianne）形象时有更换，设计者常常参考不同女性的形象，2013年版本中，设计师公开了自己参考的人选，其中便包括费曼法国分支领导人伊娜（Inna Shevchenko）的模样。费曼引发法国社会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但该组织本身，却因新旧领导者之间的权力争斗，逐渐走向分裂。2015年，萨沙和奥克萨娜不堪排挤，退出组织。2018年7月，31岁的奥克萨娜在巴黎南郊家中自杀身亡，再次引发公众对费曼的热议。却也像是在给费曼最先锋的十年，划下休止符。

“必须成为女权主义者”

费曼的这拨核心成员是乌克兰的“80后”，她们几乎和自己的国家同龄，在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气氛中长大，以梦想家和先驱者的姿态迎接新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重获独立，国内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转型，但是，这个过程异常艰辛。从1991年到1994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跌落了近一半。大量工厂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男性沉迷酗酒，女性沦为妓女，成为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社会写照。

据乌克兰社科研究院数据，2011年，乌克兰共有五万名性工作者，其中六分之一是未成年人。性产业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乌克兰因此被贴上欧洲“性旅游天堂”的标签。到今天，很多人仍对乌克兰女性持有类似偏见。

费曼刚成立时，创始人反对的便是乌克兰无处不在的性产业。在2009年5月的一次示威中，她们浓妆艳抹，扮作妓女，并打出“乌克兰不是妓院”的口号，开始引发关注。

在这之前，乌克兰没有任何女权运动。刚开始时，萨沙和其他人一样，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并不敢说自己的抗议，代表的是女权主义者，担心这是一个惹人讨厌、会被贴上“疯子”标签的概念。后来，裸胸抗议成为费曼的标志，她们对自己女权主义身份，才越来越坦然。萨沙回忆说：“裸胸行动之后，别人要么喜欢你，要么讨厌你，已经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了。”2010年起，她们开始在新闻稿中介绍费曼是一个女权组织。

费曼的这拨核心成员是乌克兰的“80后”，她们几乎和自己的国家同龄，在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气氛中长大，以梦想家和先驱者的姿态迎接新时代。她们意气风发，对革命充满向往，坚信没有日常生活，只有革命生活。在巴黎，萨沙向端传媒记者追忆了费曼成立的过往，解释了当时她“必须成为女权主义者”的背后历程。

2008年，萨沙二十岁出头，在大学读经济学，为了打发时间，与费曼另两位创始人奥克萨娜以及安娜聚在一起，读了许多与列宁和马克思同期的作品。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倍倍尔（August Bebel）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妇女》，便是她们女性解放意识的启蒙读物。

1883年，倍倍尔在书中写道，“妇女同工人一样，都是被压迫者……被压迫者往往会认识到自己在受压迫，这会促使他们有所觉醒……”萨沙觉得，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压迫体会深刻。她说自己不符合乌克兰对美女的定义。“在乌克兰，女孩得特别女性化，得要瘦、胸要大、眼睛要大，得留长头发，得化妆、穿高跟鞋。如果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会被大家忽视。”提到当年随众扮演“芭比娃娃”的经历，她滔滔不绝。

在费曼诞生的四年前，乌克兰发生了第一次橙色革命。这是萨沙的政治启蒙。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反对2004年总统大选中存在的贪污和选举作弊等问题。萨沙和同学们也翘课参加抗议，自由派的老师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相互支持，而非单独作战，感到特别强大。”她们被这种“自由的气息”感染，觉得只要去斗争，一定能获得自由。

在一次头脑风暴讨论会上，费曼的成员提出裸胸抗议的想法，刚开始时，大家对此意见并不一致。2009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奥克萨娜成为第一个裸胸抗议的成员，并引发极大的社会关注。“一夜成名”的媒体效应，打消了其他成员对裸胸抗议的顾虑。

不过，萨沙还是为自己的第一次裸胸抗议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裸胸照片被媒体曝光后，她很快就被当时就职的电讯公司辞退。对此，她毫不后悔，从此全心投入正在壮大的费曼组织。费曼不只是她的工作，或乐趣，而是她生活的全部。二十多岁的萨沙，将费曼比作自己的人生使命，觉得这是个机会，一旦成功抓住了，不仅能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世界。

恰逢2012年，欧洲杯期间，波兰和乌克兰作为主办方，举世瞩目。在这一背景下，已有300名成员的费曼发起多起裸胸抗议行动，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现象级”运动。美国《大西洋月刊》称她们是“乌克兰的裸胸斗士”，澳大利亚导演格林（Kitty Green）历时14个月跟随费曼拍摄纪录片《乌克兰不是妓院》，记录了这个新兴女权团体的诞生和崛起。费曼的知名度达到顶峰，可以靠各方捐款和网上售卖衍生品保证日常开销。

几年之后，费曼热潮渐渐消退，但她们却从此改变了乌克兰在国外的形象。萨沙说，之前外国人会认为，乌克兰女性都是廉价性工作者，而现在有人见到她，会先问她是不是费曼，并觉得她们很酷。

转战巴黎

研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人权议题的法国专家高尔松-唐基（Virginie Gorson-Tanguy）在《费曼和造反猫咪（Pussy Riot）： 来自东欧的新女权主义》一文中说：“2010年左右，在后苏联东欧国家，新一代都市青年采取极端、幽默和挑衅的新型传播方式，反抗当局和权力滥用。女性维权人士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她们的反抗形式另类，后来遭到镇压。苏联解体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东欧国家女权运动停滞不前。费曼和造反猫咪绝对是女权主义的先驱。”

造反猫咪是一支俄罗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2011年8月成立，成员头戴颜色鲜艳的头套，进行讽刺俄罗斯时政的行为艺术表演。2012年，乐队在莫斯科一座东正教堂发起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克祈祷”，后来三名成员被判刑两年。

费曼支持造反猫咪。作为回应，2012年8月，后来成为费曼法国领导者的伊娜，在基辅裸露上身，穿着热裤，拿着一把电锯，将基辅中心一个木质十字架锯断。该视频被传到网上，立刻引发热议。后来，乌克兰检方以“流氓暴力行为”对她进行指控。

随后，伊娜逃离乌克兰，成为了第一个来到法国申请避难的费曼成员。她在当地女权人士的帮助下，成立了费曼的法国分支。机缘巧合，伊娜作为费曼在法国的唯一代言人，接受媒体采访，在宣传费曼的同时，也确定了她在组织的领导地位。这也为日后组织内部不和埋下了伏笔。

费曼的朋克风格，吸引了很多法国女孩加入。2012年，当时27岁的法国女孩布彤（Eloise Bouton）便是其中一位，在她看来，“费曼挑衅、嘲讽，非常现代”。

女权是布彤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高中时，她就阅读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一次接触到女权主义，后来作为记者，她参加了多个法国女权组织，比如“不是妓女也不是屈服者”、 “女权主义敢想敢做 !”和“胡子运动”。但是，在布彤眼中，这些组织太过于精英化和学院派。费曼戏剧化的抗议方式吸引了布彤，她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行动派。

费曼将身体变成女权讨论的中心话题。如何将自己的身体打造成政治工具？这一思考帮布彤探索女权主义。她觉得，所有跟女权主义以及男女平等相关的议题，都跟身体有关，比如堕胎、医学辅助生育、穆斯林头巾和卖淫等。

“身体是舆论场和战场，因此，女权主义运动应该重回身体。”

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称解放的社会，裸体本身并没有什么颠覆性可言，但费曼姑娘们没有摆出性感的姿势，而是通过身体传递信息，打破了我们平时对裸体所持有的既定看法。

2012年夏天，布彤在伦敦奥运会第一次了参加裸胸抗议，反对组委会允许两名沙特女运动员戴头巾参赛的决定。布彤生性内敛，脱掉上衣，对她来说，并非易事。“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这么做？”后来，行动顺利完成，她发现，裸胸抗议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自由的感觉和力量。

“特别难以置信，但这的确增加了我的自信。我后来再在街上遭遇性骚扰，也不会再害怕了。这才是真的女性赋权。我重新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并体会到强烈的自由。”

布彤被费曼的行动模式吸引，但她逐渐发现，费曼的整体想法和理论与她有很多不同。她尤其不赞成费曼发起的反对伊斯兰教行动。2013年，费曼成员在巴黎大清真寺前焚烧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沙拉菲”旗帜。在法国，巴黎大清真寺堪称温和伊斯兰的象征，这一行动引发很多质疑。布彤说：“穆斯林在法国属于少数群体，已经备受歧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火上浇油”。

2014年初，布彤退出费曼，自称是一个不加入任何组织的“女权主义自由职业者”。2017年，＃MeToo运动席卷全球，费曼的影响力则在慢慢变弱。提到这一反差，布彤觉得这也与社会大环境有关，2015年后，法国发生了一系列恐袭，费曼的街头突袭式抗议极易引发人们的恐袭创伤。

2013年前后，费曼登上法国各大杂志的封面，但是，通过新鲜感吸引关注的方式有其局限，新鲜感过去，吸引力便无法继续。费曼一直重复原先的抗议方式，曾经惊世骇俗的费曼，渐渐成为媒体的常规报导，也渐渐失去了舆论的关注。

获罪

法国性别平等研究专家塞纳克（Réjane Sénac）曾分析，继19世纪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争取选举权，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性、家庭、工作和生育等方面的权利，“费曼的维权方式更像是一出表演，属于第三波女权运动，强调分享权力。”

不过，费曼组织本身，似乎并没有遵循权力分享的原则。在法国，费曼权力便集中在了伊娜手中，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并根据成员资历新老程度来划分等级。

伊娜代表的费曼在法国存在了一年后，30岁的乌克兰姑娘亚娜（Yana Zhdanova）和费曼的两名创始人萨沙和奥克萨娜也都来到法国。她们曾是组织的核心人物，但在法国，她们成为了后来者。她们没有参加法国分支的实地建设，很快被边缘化。

亚娜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工业小城马克耶夫卡（Makiivka）。2008年，她也在基辅读大学，通过室友认识了萨沙，并逐渐参加费曼定期举办的读书会。她说自己特别有幸，能在那个年龄阶段接触到费曼，受到其理念的启发并实现个人成长。2012年起，她全身心投入费曼行动，成为组织的中流砥柱。

她人长得高高瘦瘦，讲话也是慢声慢语，客客气气。乍一看，像个多少有点儿羞涩的学生，很难跟女战士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温顺的外表之下，她是法国第一个因“暴露性器官”而被判刑的费曼成员。

2014年6月5日，26岁的亚娜走进巴黎格雷万蜡像馆（Musée Grévin），在俄国总统普京的蜡像前停下，并脱掉上衣，裸露的胸部上写着“杀死普京”。她从包里拿出铁锥道具，高喊“普京大独裁者”，接着刺向蜡像的腹部。她这么做，希望博物馆“能够理解这次行动的意义，并停止再次展出独裁者的蜡像”。但是，博物馆以“损害他人物品”和“裸露性器官”两项罪名，对她进行起诉。

2014年10月，法庭一审，判定亚娜“裸露性器官”罪名成立。此前，她在乌克兰教堂抗议反堕胎法案、在土耳其反对家暴，却从未因类似罪名而被判刑。听到判决时，亚娜特别惊讶，还以为“是个玩笑”。

法国文化杂志《Les Inrocks》当时发表评价说，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称解放的社会，裸体本身并没有什么颠覆性可言，但费曼姑娘们没有摆出性感的姿势，而是通过身体传递信息，打破了我们平时对裸体所持有的既定看法。

在全球男女平权反性侵＃metoo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亚娜的案子曾引发公众对男女身体裸露在公共场所遭遇不同对待的短暂讨论。“裸露性器官”罪名本身是否涉嫌性别歧视？亚娜的律师曾在法庭上提出质疑。2018年世界杯期间，在法国队获胜后，很多男性球迷在巴黎大街上纷纷全裸庆祝。他们不会因为裸露胸部而被起诉。

“仅仅从裸露身体层面看，男性也比女性享有更多权利。”亚娜感慨说。不过，她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男女身体有别，而是当裸露身体成为抗议工具，表达有悖传统的异见，或反抗当前既定秩序时，才会招致谴责。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身体裸露，永远不会打扰到任何人。

2013年，法国历史学家阿克尔曼（Galia Ackerman）在《费曼》一书中，说费曼已被记入史册。费曼对艺术、时尚、女权主义和集体意识都产生很大影响。她们是第一批反对性别不平等、极右政党和集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在阿克尔曼眼中，费曼提醒大众，如果没有民主，女性总会成为第一批受难者，这一议题在当下仍是热点。

费曼诞生十周年之际，女权主义再次成为年度关键词。这次，成千上万的女性在#MeToo运动的启发下，选择在社交网络曝光自己经历的性侵等行为。性骚扰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女性拥有同样的身体，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好些费曼成员看来，如今，女性不需要参加一个组织，便能分享并传递自己的观点，#MeToo运动或许是女权主义发展至今，更好的进化。

后记

亚娜回忆说，在法国，费曼成员之间的竞争特别离谱。2015年，亚娜、萨沙和奥克萨娜都退出了费曼。现在，亚娜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社运，她想将个人生活从公共行动中抽离出来。

可是，这些年轻女孩的启蒙成长之路，与费曼的发展紧密相连，将个人和组织完全分离，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萨沙曾梦想成立费曼党，终身为其奋斗。如今，这个梦想已经不再。她跟一名乌克兰摄影师结了婚，儿子刚刚一岁。平日也会找时间参加公益组织。整个二十多岁都献给了费曼，萨沙很难放下这段过去，对费曼如今的领导人伊娜的不满，也还未释然。

亚娜如今也与费曼保持距离，在采访结束前，她提起奥克萨娜的自杀。来到法国后，奥克萨娜一行同伊娜发生争端，之后经历不少痛苦，但每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走出阴霾。在外人眼中，奥克萨娜后来的生活非常成功：她考取了巴黎美院，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她将自己在费曼的行动和女权主义想法，通过画作表现出来；此外，她有个男朋友，而且刚刚搬入新公寓。

表面看，奥克萨娜的生活有了很大起色，没有理由自杀。但亚娜知道，奥克萨娜很敏感。为了实现自我，奥克萨娜一直同当前境遇做斗争。“总是在战斗，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可能有一天，你再也找不到去战斗的理由了。”没有了战斗，生活的意义也便不在，“如果生活没了意义，为什么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亚娜缓缓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