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抗争：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始末

2018年8月22日，陈畅在北京接待了两名深圳来的工人尚杨雪和唐向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访。陈畅在北京上大学，早在今年5月份，他和几位关注劳工权益的同学，就开始在互联网上跟进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维权事件。

唐向伟是佳士的工人，而尚杨雪并不是。尚杨雪与佳士公司参与组建工会的工人刘鹏华的妻子是同事。7月27日，尚杨雪得知了刘鹏华被警察以“袭警”的理由拘捕，感到不可思议，打抱不平，决定去问个究竟，于是与其他工人一起去深圳燕子岭派出所门口质询。警察给出的回应是把她也一起拘捕了。

8月份，取保候审的尚杨雪和唐向伟决定冒险前往北京，去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上访，为还在押的佳士工人争取权益。在北京接应他们的有陈畅等一群大学生，还有全国总工会的二十几位退休老干部。

陈畅感到很荒谬，他没想到，明明是一个小小的劳资纠纷事件，工人向劳动局（人力资源局）投诉不合法的工厂管理制度，竟会在两个月后酿成全国瞩目的维权风波，甚至被新华社定性为由境外组织煽动的聚众闹事行动。

陈畅更没想到的是，在他们上访完后的第二天早上，尚杨雪和唐向伟就又被警察抓走了。这一次从5月份开始的劳工维权事件，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加入，走向越来越波云诡谲。

佳士工人建工会始末：被开除和拘捕的建会工人

“我最早是在微信上看见佳士工友发的公开信，抗议工厂违法加班，周末强制员工徒步，还有不合法的‘十八禁’ 管理条例。”陈畅对端传媒回忆，“工人说管理人员和保安平时都会拿着‘十八禁’来刁难员工，有时早会提出疑问都会被威胁罚款。”

根据微信公众号“普工之声”的披露，“佳士禁令18条”是佳士工厂纪律委员会于2012年颁布的管理条例，其中第3条是“禁止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一次就会被“无偿辞退”；第11条是“禁止空调温度低于26度”，违反一次罚款200元，违反三次“无偿辞退”。“十八禁”是佳士公司管理层常用以训导工人的规章制度，很多老员工都有被罚款的经历，经过口口相传，已经成为“不能逾越的红线”。

“你们厂的佳士十八禁肯定是不合法的。”4月初在接到工人的投诉后，深圳坪山区人力资源局针对佳士工厂启动了劳动监察，要求其整改，但之后仍有员工陆续被罚款。5月10日，几位佳士工人向坪山区总工会和坪山区人力资源局提交了联名信，要求佳士科技“废除非法罚款制度、徒步自愿、禁止殴打、辱骂、威胁员工”，坪山区人力资源局没有回复，而坪山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则建议工人组建工会。

“建工会是坪山区总工会副主席黄建勋提的意见，他当时对工友说，佳士工厂既然这么黑，你们有自己的工会吗？”根据陈畅了解到的情况，起初佳士工人只是向区总工会举报佳士公司违法加班、罚款，并没有提出建工会的诉求，是区总工会副主席黄建勋和几位科长向他们提及可以自己组建工会。

6月7日，佳士工人米久平等人向龙田街道总工会、坪山区总工会提交组建工会的申请，得到的意见是员工可以先发展会员，调查工人加入佳士工会的意愿。米久平和其他建会工人在厂里传播《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有89名员工签字。但米久平在投诉佳士公司的公开信中所说，到了7月12日，区总工会副主席黄建勋等工会工作人员，与佳士企业的副总经理、人力行政总监和部门总监一起训斥了米久平，称其组建工会是违法行为。

7月16日，与米久平一起申请组建工会的工人刘鹏华被临时调岗，到3楼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岗位上帮忙。下午，刘鹏华在车间内被不明身份人员殴打致头部受伤，随后他被带到保安室接受调查，并被行政主管通知开除。

“他们抓住我就开打，使我嘴角和头部受伤。打完之后，厂里没有任何对我的关心和处理，却来了两个保安，把那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很客气地送出车间！而我却被行政主管带到保安室接受调查，并且被通知说我被开除了！”刘鹏华在公众号“打工者的故事”写了一篇自述，详细回顾了自己被殴打和开除的经过，并要求厂方负责。

7月18日上午，另一位建会工人米久平，也被车间部门主管要求调岗去另一栋楼工作，被米久平拒绝。中午12点，在聚龙花园党群服务站，区总工会科长谢志海要求他写一封道歉信，声明筹建工会一事与区总工会无关。下午2点，米久平正在车间上班，被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和车间部门主管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并被四、五个保安强行从车间拖走，带离工厂。

到了7月20日，七名参与组建工会的工人全部被佳士公司开除。但米久平等人不接受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多次回到公司要求复工。

根据米久平在微信公众号“微工荟”发表的自述，7月20日早上，他们到工厂要求复工，被保安推搡、架出厂外，其中一人被保安殴打在地。随后，他们被燕子岭派出所的警察要求传唤带走，并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当我们说厂方违法并说这是劳资纠纷的时候，他们直接动手，三四个对付我们一个，我们被他们打倒在地，拖进燕子岭派出所，我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殴打。”

那天中午，得知消息的19名工人到燕子岭派出所声援被捕工人，高呼“释放被打员工！严惩打人凶手”等口号。下午，声援工友被扣押上警车。7月21日下午两点半，米久平等建会工人和被扣押的声援工人全部被释放。

从这次抓捕开始，工人的维权行动除了指向佳士公司的“18禁”管理条例、单方面开除建会工人的行为，也指向了殴打、拘留工人的燕子岭派出所警察。

三四个对付我们一个，我们被他们打倒在地，拖进燕子岭派出所，我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殴打。

7月23日，米久平等七名建会工人在微信公众号“打工人一家亲”发出联名公开信，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并要求燕子岭派出所、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坪山区总工会、深圳市证监会、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理佳士公司和民警的违法行为。这封公开信得到了全国各地左派人士和各界社会人士的关注和签名支持。至7月24日晚上，有超过700人签署联名信。这场发生在深圳的工人维权行动，也发展为全国性的舆论事件，越来越多的声援者写文章支持佳士工人。

“7·27大抓捕”，奔赴燕子岭派出所的大学生

7月27日下午3点半，米久平等建会工人和其他声援工人再次来到佳士公司门口，这是他们第四次要求复工。工人被工厂保安围住，随后被赶到的燕子岭派出所警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带走。晚上8点，被捕工人家属和其他声援工人前往燕子岭派出所质询拘捕缘由，也被警察一起带走。

至此，共有30人被警察拘捕，其中有6人是佳士工人，23人是坪山区工人，1人是来自西安的大学生。在后来的网络舆论中，这次拘捕行动被称为“7·27大抓捕”。

“7·27大抓捕”引起了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7月28日，左派网站“时代先锋”发表了题为〈奔赴深圳坪山！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了毛主席！〉的文章，号召热心人士“赶赴深圳坪山燕子岭，与先进工人一起为正义事业奋斗”。

7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11名学生发起联署声援书，要求燕子岭派出所警察释放被捕工人。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等9名学生也在同一天发起联署声援书，称佳士工人的维权行动“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迫的新篇章”，并呼吁更多人加入支持。南京大学的3名学生也发起了联署声援书。

7月30日，香港民间团体“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发布了致深圳市政府、深圳市总工会的公开信，呼吁“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严惩违法警察和厂方管理人员”，“支持佳士工友自主筹建工会的合法诉求”。联署名单中有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邱林川等一百多名中外学者。同一天，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宁夏大学等高校学生也发起了联署声援书，支持佳士工人的维权行动。

7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带领15人声援团前往坪山区政府递交公开信，口喊“工友无罪，严惩打人黑社会，严惩打人黑警”口号，声援被捕工人。递交完公开信，声援团被警察拘留四个小时之后释放。

到8月6日，已经有超过50人从全国各地到达深圳坪山区声援被捕工人，其中包括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张勤德、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等人。而在河南省，也有当地的声援人士带着222人签名的建议信到河南省委门口递交，建议信指出在党和各级政权内部“混入了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势力”。据声援团消息，“7·27大抓捕”中被拘留的30人中有15名工人和1名学生已经释放，但仍遭到警察的监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邱林川对端传媒分析，佳士工人维权行动之所以会引起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主要原因在于警察一次性逮捕了30个人。

“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一次性逮捕这么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所以各级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的过程中，一向是避免采用抓人的方法，否则新中国就没有意义了。这是近年少见的一次抓人抓这么多的，还有要求复工的一些事情。但我相信燕子岭派出所也不会没事抓这么多人，主要的问题是资方试图镇压，危机公关出现了问题，把小事化大。”邱林川说。

长期研究中国劳动状况的香港学者潘毅在此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曾分析，广东工人的打工史已经有30多年了，她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会有比较强烈的“工人意识”——“‘我’作为一个工人，有一定的专业、追求、诉求，诉求也是合理的；以往厂方习惯欺负‘我’，但现在‘我’敢say NO。”

邱林川认为，佳士工人建工会的行为一直是理性、克制的，是在《工会法》的指导下进行的合法行动。“有些人说工人是建独立工会，其实不是，工人是向坪山区总工会申请组建工会的。建企业工会这种事情在深圳早有成功的先例，佳士工人的要求并不特殊。而且工人不会吃饱了没事干要建工会，大家都要赚钱，肯定是企业严重侵犯了工人的权益，他们才会想要建工会维权。但佳士能接受的是由资方控制的黄色工会。”

8月11日，声援团代表沈梦雨和父母吃完饭后，三个不明身份的男子突然出现，被其中两人一左一右控制住，一个抬脚，一个按头捂嘴，抬进了一辆黑色别克SUV。8月21日，声援团收到沈梦雨传出来的手写声明，讲自己一直被软禁在一间屋子里，房门外终日坐着一男一女看守，洗澡、上厕所都被监视。

沈梦雨是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毕业的硕士生，毕业后选择在广州日弘机电有限公司当工人。2018年3月，她被工人推举为员工方协商代表候选人，参加公司的工资和年终奖集体协商会议，帮工人争取加薪和福利，随后被公司解雇。7月份，一篇题为〈无悔选择：从中大硕士到流水线女工〉的文章在微信上广为流传，沈梦雨成为了劳工运动的新生代代表人。

沈梦雨的被绑架，再次将佳士工人维权事件推向舆论风口，日本NTV和NHK电视台、德国之声、英国路透社、BBC等媒体都发布了报道。张勤德、范景刚、孔庆东等61名毛左人士发布了公开信，呼吁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领导关注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惩制违法警察。同时，越来越多大学生“奔赴坪山”，加入声援团。

8月18日，全国多所高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开始统计7、8月去过广东或人在广东的学生名单，不明就裡的学生开始在微博、微信上询问“广东发生了什么”。在上海上大学的广东籍学生陈彤，正好在这一天购买了去广州的车票，随即被老师约谈，询问去广州的原因。“我是暑假回家，没想到这都被约谈了，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彤向端传媒记者表示，被约谈后，他反而开始关注深圳工人的事件了。

8月21日，一篇题为〈广东，挺住啊！〉的公众号文章被大量转发，文章讲述了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的经过。文章很快被删除，至此，佳士工人维权事件以“广东”为代名词，被广泛传播。

“8·24暴力清场”之后，未完的抗争

8月22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办事处，陈畅忍着怒气，尽量让自己保持耐心和工作人员沟通。他带着工人尚杨雪和唐向伟来这里上访，反映佳士工人建工会过程的遭遇，但工作人员的态度不能让他满意，一直在“推诿扯皮”，反问他们各种问题——“你们是做什么的？你们有工作证明吗？你们不是佳士的员工为什么要来管这些事情？你们建工会为什么不去坪山寻求指导？”

同行的全国总工会退休老干部终于忍不住，开口教育工作人员：“你的立场到底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为我们工人说话？”工作人员并不认识他，但一时态度也比较收敛。

两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向尚杨雪开具了一份盖章的红头回执，在处理意见一栏勾选的选项是“发回事发地上级主管单位解决”。陈畅感到不安：“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们自己回到坪山区、深圳的总工会寻求解决吗？”工作人员告诉他，全国总工会方面会去敦促下级工会复查此事。

“我接着问他为什么文件上写的这么含糊，他说，公文就是这个体例。我们只好离开。”陈畅告诉端传媒记者，从工会离开后，他们一行人就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尚杨雪和唐向伟在一辆警车里看到认识的警察，断定是广东的警察跨省来抓捕他们。

全国总工会退休老干部终于忍不住，开口教育工作人员：“你的立场到底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为我们工人说话？”

8月24日中午，陈畅在微信收到目击者消息，尚杨雪和唐向伟在早晨6点的时候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了，同时被警察带走的还有北京大学毕业生顾佳悦、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杨少强。警察出示了一张广州增城分局签发的搜查证，并告知他们行动的目的是“查封非法网站”。陈畅认为“非法网站”指的是一直发布工人运动消息的时代先锋网站。

坏消息不止一个。午后，陈畅又在微信群里看见视频，早晨5点，声援团在广东惠州惠阳的出租屋被众多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冲入，在场10名工人和50名学生悉数被捕，包括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北京大学反贫困协会前会长冯歌等人。

后来陈畅才辗转得知，几乎同一时间，左派杂志《红色参考》在北京的编辑部也被20多名广州便衣警察查抄，编辑尚恺当场被宣布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的办公场所也被广州便衣警察搜查。

这次暴力清场，把声援团的工人和学生全部带走了。据陈畅了解，被捕的工人都被刑拘在看守所，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都被遣返回家，但二十四小时由国保人员监视。“除了梦雨和岳昕，她们俩被列为重点对象，应该不会轻易放过她们。”

8月24日晚上23点，新华社发布了题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的报道，称佳士工人“在佳士公司和派出所多次聚众闹事”的行动，是由未在国内注册的“非法的组织机构”打工者中心组织煽动的，而打工者中心的经费则来自于由西方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境外组织“劳动力”资助的。将这一维权事件定性为境外组织策划的违法行动。

拿境外资金的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曾经帮助工人维权的机构，在国内没办法得到任何地方政府的资源，一些曾经的劳工活动家想考社工证，也被百般刁难，“简直断了人家从良的路。”

8月27日，在香港注册的劳工团体“劳动力”发表声明，称自己“没有参与组织或资助佳士工人或声援者”，并表明“打工者中心一直积极寻求在民政局注册，曾为此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申请沟通，也曾到当地公安机关说明备案”。在国内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刘蕾为“劳动力”鸣不平，她曾测量过“境外势力”对中国劳资纠纷的影响有多大，结果表明，在数千个劳工集体事件的案例中，有境外机构介入的案例只有40个。

“2015年12月3日，珠三角的几个劳工组织同时受到政府打压，主要活动人员被软禁。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曾飞洋和孟晗被判刑，新华社专门做了报道，题目是〈起底“工运之星”〉，把曾飞扬和打工族描述成接受海外资金蓄意破坏中国劳资关系的组织。2015年之后，所有的劳工机构都是尽可能低调，曾经敢介入集体案子的组织都只敢老实做服务了，打工者中心也是众多低调机构中的一个，竟然被抬出来替罪，宣传部门还能再编些好一点的理由吗？”刘蕾认为，拿境外资金的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曾经帮助工人维权的机构，在国内没办法得到任何地方政府的资源，一些曾经的劳工活动家想考社工证，也被百般刁难，“简直断了人家从良的路。”

对于组建工会产生的一系列风波，刘蕾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条文模糊不清是一大肇因。“包括‘工会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对建立工会的具体规范说得非常模糊”，比如集体协商条例里面说工人可以选自己的代表，或者在上级工会的指导下选择自己的代表。但又没说代表如何认定。再比如说工会法规定工人数量超过二十五人“可以”成立工会。“那如果没成立，或者资方阻挠成立，该怎么办？条文里什么也没说。”

她对比建立工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法律条文，发现后者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各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十分成熟。“条文不明晰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当工人权益被侵犯、爆发冲突时，一旦工人的集体行动超过了当局认可的某一个标准，建立工会的行动就变得格外敏感。”

因为带着尚杨雪一行人上访，陈畅遭到了学校老师的约谈。“学校拿着新华社的文章向我们做工作，说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是偏听偏信。”陈畅很生气，他反问老师，如果新华社的报道是“真相”，为什么对工人在派出所的待遇、对遭到绑架、失联的同学只字不提，对24日的暴力清场也丝毫没有报道？

“老师没法回答，只好对我说，你要知道有的事情是能摆明面的，有的是不能的。”

对于8月24日的暴力清场，陈畅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上面的人误判了工人和学生的意图，其实大家都出发点和行动一直是平和有序的，但是却被当作危害来处理，这样就把同学们推向了对立面。你看被遣返回家的同学的声明，明显已经被激怒了。”

9月9日，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仍然未被释放，岳昕仍然下落不明。陈畅在微信看见了声援团最近的一次行动，一群学生和工人在湖南湘潭韶山悼念毛泽东，他们举着“佳士工人向毛主席致敬”的横幅，随后这群人也被韶山警察抓捕了。

由于参与工人的被拘捕，这场劳工纠纷在外界看来，逐渐变成了学生和毛左人士的运动。“毛泽东”作为精神符号，在这次抗争运动里被频繁使用，也在舆论上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但陈畅认为这一个层面的争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寄托“毛泽东”符号中的平等精神：“我认识的左派同学，对毛和毛时代的确是比较认同的。但他们和一般所谓的‘毛左’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上都不一样，他们并不僵化和保守，也更有意愿去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

对于发生的一切，邱林川认为：“我们应该回归工人本身建工会、维护权益的诉求，不要意识形态化这次的事件。”

（应受访者要求，陈畅、陈彤、刘蕾为化名；感谢秋火为本文提供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