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藏问题》：兼具东西方格局的西藏近现代史研究

戊戌正月，收到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赠送的，由美国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林孝庭所著的《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中文版（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喜不自胜。

翻开这部新著，发现这部299页的著作，竟使用了《西藏问题》为书名，刹那间让人勾起对民国时期涉藏书籍的记忆：由于从事近代藏事研究的缘由，笔者手头以《西藏问题》为书名的著作就有多部，如谢彬著《西藏问题》（1925年，商务印书馆）；王勤堉著《西藏问题》（1929年，商务印书馆）；华企云著《西藏问题》（1930年，大东书局）；陈健夫著《西藏问题》（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秦墨哂著《西藏问题》（1930年代，南京印刷公司）等等。

诚然，如藏学前辈任乃强先生所言，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些人，是只从康雍乾隆年代的旧著里去找资料，翻旧话。有些人打起调查的旗号，用了国家一笔旅费，只跑到康定去住了几天，便写出什么‘西藏问题’的巨著来骗人。这几年中，我收集的用‘西藏问题’及其类似名称标题的书籍近20种，各家书局皆有，全是东抄西凑，自欺欺人的翻旧话；一两句新的调查资料都没有。”[1]

虽则如此，其中毋庸置疑还是有真材实料之作。80余年过去后，同样的以《西藏问题》为名的书，也增加笔者别样的疑惑和期待。

林孝庭先生这部书稿，早在2006年就已正式出版英文版，原题为《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1949：阴谋与族群政治）》（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一书，曾获得“2007年国际亚洲学者会议人文类最佳图书奖”(the Best Study in the Humanities in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Book Prize)。

目前的香港中文版，使用了《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这一书名（以下简称《西藏问题》），不管出于什么考量，事实上此书的“出街”，已经演化成著者与编者对20世纪上半叶《西藏问题》研究热潮后，在21世纪的再延承、再思考。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学术专著，尤其是对西藏近代史颇有研究的朱丽双女士之翻译，字斟句酌，恰如其分，其行云流水的中文语言，为该书中文版增色不少。

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1928—1949）

作者： 林孝庭

译者： 朱丽双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

一般而论，“历史学至少有两个优长值得借鉴：一是它的历史视野，任何问题如果不放置在它的历史背景下，将很难把握它的发展脉络；二是它的史料分析方法，让史料开口说话，这是一套很高妙的学术技艺。”

林先生注意到了这些。尤其是作者依据近年来解密的、令人目眩的两岸三地大量汉文原始档案、蒋介石私人日记等资料和海外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在高度吸纳和概括的基础上，重构了这一时期西藏研究的框架，让专业读者感受到民国时期西藏政治、以及边疆问题的跌宕起伏。他的文字纵横驰骋，富有表现力，书中所谈具有丰富深邃的眼光与内涵，令人钦佩。

本书作者注意到在这一学术区域的丰富内涵，展示出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作者谋篇布局的把控力和平衡力，在这部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见证。林先生通过丰富的话语体系和历史语境，以全新的角度切入，提出真正的问题。他使用浅显易懂、直白明快的语言风格，把一个个历史过程融合为不同的时代节点来把握，对于从事近代藏事研究的学人，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一是理论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作者在《西藏问题》一书中，为这一领域所阐发的新观点，宽阔的视野，数十载学术积淀和治学经验，对权威档案的审视是此著作的最用力之处，而在我们近代藏族历史的学术研究中，这种功力相对罕有。

这部《西藏问题》，对笔者有四点思考和启示。

史学家的观察力和敏锐度

在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采用秘密的方式，讨论并欲行废除和改造“根深叶茂”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近代藏族历史千头万绪，如何选择相关的内容，使其成为笔下书写的历史事实？林孝庭来自台湾，在美国任职，作为西方学者，他兼有东西方的双重史学格局。选择什么样的史事入书，其实对他个人来讲，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标准。

作为华裔的他，比西方学者更易懂得官方档案背后的精神内涵，因此在书中，可以看出他努力选择极具意义的典型事实，使其变成“西藏问题”的主体，由此全书所书写的准确“问题”，也具有了今日镜鉴之用。这种具有专业水准的西藏历史研究，时刻可见西方涉藏研究对其书写的影响，更有自觉不自觉的叙事选择。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总结：“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故人以寄其理想”。今日，一些学者的著作，自觉不自觉大量引用西方的二手文献，最终再现西方学者的观点，而自己却不以为是。试将中国历史，尤其是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强塞进西方定制的“马爵子”，一旦入其窠臼，纵使如何书写，均难以自圆其说。

展阅此书，林孝庭已经做到“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由小见大，层层推进。笔者最赞赏的是书中“处于新政治气氛下的西藏议题”一节中，其学术推进点是站在更高的格局，跳出西藏看西藏，展示在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采用秘密的方式，讨论并欲行废除和改造“根深叶茂”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这是西藏地方政治史上的大事，以往学界对此并却没有太多的涉入。他总结出，“国民党的军事人员不寻常地提议，逐步废除西藏的政治——宗教双重体制，这意味着传统西藏架构的改变”。

这种不同寻常的制度设计，紧跟着一系列配套制度互相辉映，如“派遣资深的汉族僧人前往西藏，参与当地的寺院事务，鼓励汉藏佛教徒之间的互动”，最终“逐渐改变西藏现有的政治架构”。这是本书给予笔者很重要的一个冲击，这种冲击，也恰恰印证了国民政府改造西藏始终念念不忘。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经济角度对西藏这段历史进行分析。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涉藏研究中，重视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研究少之又少，这是近代藏学研究中可见的短板。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认为蒙藏委员会“绝非如同某些学者所描述，是国民党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冷衙门”。他还在“战时中国的西藏议题”一章中，书写了国民党特工在西藏工作的内容；在“国民党政府在西藏的秘密工作”中，又惟妙惟肖地书写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令部第二厅在西藏建立的据点，情报人员涉及小学校长、测候所长、电台台长等，这些都是藏学研究中、乏人书写却颇具价值又吸引读者的题目。

双语世界中的历史书写

他条分缕析地提出了不同于旁人、能够自圆其说的观点——“国民政府真正失去西藏是在1947年”。

一部好的作品，在普通读者看来，其所要的也许并不是精确至极，也不一定是见解惊人，而是笔尖圆韵的惊诧故事。

林孝庭累年专注边疆研究，这种专注生发到一定层阶，一定会自然迸发学术直觉。这种直觉，就是学者最可贵的接近历史的真实推想。这部书稿，林孝庭细致入微地开展推想，并重构分析西藏民国时期的历史脉迹，他对西藏近代历史的叙事方式值得学人观瞻与思考。

这部书稿的亮点是，展示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精微细致的西藏微观史个案，一个个看似平常的史实，经过作者纵深切片之后，呈现的模样令人大吃一惊，甚至目瞪口呆。作者没有止于一个个切片切开后的满足感，而是在此基础上，再一次用宏大的视阈审视周围，置之于世界。这种宏大叙事、加上微观叙述，让书稿有厚重之感。

在研究中，作者尤为关注从新的视角去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他在书写1947年西藏发生的“热振事件”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物和过程的描述上，而是更多地利用新的档案史料，着重分析了事件的缘起、国民政府高层对事件的因应，从而让人们关注到“热振事件”对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特别是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影响。也因此，他条分缕析地提出了不同于旁人、能够自圆其说的观点——“国民政府真正失去西藏是在1947年”。

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H.T. Dickinson）总结当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学科特点时说：“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革命”。林孝庭先生的大作，则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说法。

缘何放弃原始档案，采用二手英文资料？

如果明晰这些事实，也许就不会再坚持“在1920年代末与1930年代初，南京高层对中国西南遥远的边疆，是否真正拥有清晰明确的政治蓝图”的结论了。

“历史上的智慧，自怀疑始。”既然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就一定会被高度关注。以专业的眼光来看，林书中也有一些瑕疵，如写的是1943年班禅转世问题，却误为达赖。此类问题这也许出自于打印的失误。

但还有一些不得不说的遗憾，则应该是著者自身的认识问题。细细究来，这些遗憾的出现都是因为轻信了英文著作，而没有深究中文档案或相关中文史料。

如在近代藏族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甘肃代表团”入藏事件。历史事实是1919年，甘肃省都督张广建遵照国务院令，“特派管理甘肃青海红教佛僧古浪仓、管理玉树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贡仓、本署军事咨议李仲莲、军事参事朱绣”[2]等赴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李仲莲一行返甘之际“设筵祖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3]。

上述材料均为北洋政府时期档案资料，作者却在此专门引用了英文资料：“1920年，中国政府大概是想改善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派遣了一个甘肃使团前往拉萨”，随后，他继续引用伦敦桑姆出版社1985年出版《帝国棋盘上的西藏：英国对拉萨的政策制定（1899-1925）》的结论：“这是中国官员除了自1912年以来首次踏足西藏土地，却无功而还”。

是否如学者Premen Addy所说的“大概是想”、“无功而还”？只要看下述档案就可了之一二。“甘肃代表团”入藏后，有一份甘肃都督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正式函件，开篇即强调“民国改建以来，首标五族共和为立国宗旨……大总统协和五族至公无私，自必准情酌理，嘉惠边陲，何忍使藏民稍受屈抑……如有咨商事件，不妨备细告知，以便转呈大总统鉴核”。[4]

从此可知，这次代表团入藏是中央政府的用意，目的是改善双方的关系。据此，十三世达赖喇嘛释放善意，亲派官员洛桑更登给甘肃督军张广建送上秘密信函及名贵礼物，信函中称：“如遇机密要文，请即告知洛桑更登”[5]，从中可分析出：“民国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关系，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和改善”[6]。这怎可谓“无功而返”呢？

遵照Premen Addy的思路，林书顺势推出这是“恶化的汉藏关系”，又推理出“英藏关系却达到新高峰”。如果阅读十三世达赖喇嘛专门给甘肃督军的信函中专门嘱咐“藏地要情千万勿令外人窥知，免生他患”[7]，可见“达赖倾向之诚，及畏某国如虎”[8]，“足征英人从中作崇，殊非藏人本心反抗”[9]。

十三世达赖喇嘛趁热打铁，为继续与中央政府建立正常关系，还于1922年正月，派遣“敦柱旺结来京，陈述愿归服中央之意。至于十一月，敦氏又代表喇嘛来京见黎总统，然以英人之挑拨，卒未有结果”[10]。上述文字足证其时汉藏关系并没有特殊变化，英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也并没有达到高峰。

再举一例：“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一种不同的视角”一节中，有个论断：“自国民政府时代的最初阶段，南京并没有表现出要实施强烈的、积极的、有效的边疆计划的意图，以将边疆地区纳入掌控之内”，并列举戴季陶和蒋介石对边疆事务的“无为而治”，甚至“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图。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作为蒋介石最依赖的边疆事务操盘人，对治理藏族聚居区先后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基本上都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如戴季陶领衔主掌国民政府教育后，立即提出，“边地教育，则谓绝不可求急功速效，乃至不可希望其目前有何种对于时局政治之作用，只要真是抱定为当地人民谋真正万年利益的宗旨。则结果利人便是利己，利地方便是利国家”。[11]

再如戴季陶主持中央最高人事机构后，即制定一系列惠及边疆考生和人才政策，如《首都高考普考边区应考人从宽录取办法》《边地青年教育及其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等，就是为了“补救蒙藏等边区青年在服公职方面的不利条件”[12]。再如《筹划边族人才甄用训练案》《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的施行，目的是打开双向沟通的渠道，鼓励内地人才前往边疆服务。

更值得一提的是，戴季陶还妥筹蒙藏边疆学生入学之方，提出“东方文化院”培养计划，并相继提出并强力实施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边疆分校，“这计划是相当大而费钱的”[13]，“在抗战以前，这计划已经次第实行，受过这些本校、分校教育的边疆青年有好几千人。没有季陶先生的赞助……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可以说是很难完成”[14]。

戴季陶之边疆教育计划，力求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其所规划之宏伟与审慎，盖兼而有之”[15]。此外，他还亲自主导设立新亚细亚学会，为西藏等边疆人民经营各类事业，“为来内地求学之学生，谋各种便利，对于边地及内地人民之交通往来，特为之尽力帮助，以求达到中国文化民族之融洽统一”[16]。戴季陶还亲自过问挑拨回藏民族感情的事件，亲自设计边疆学校教材，亲自协调为藏区各寺院捐款，礼边疆权贵使其自发拥护政府……

如果明晰这些事实，也许就不会再坚持“在1920年代末与1930年代初，南京高层对中国西南遥远的边疆，是否真正拥有清晰明确的政治蓝图”的结论了。

感知文献中不曾言明的内容

“此种国家千年万古之大事，只有先由私人名义去作，结果自然国家得到好处，若非由兄名秘密以至诚事感化，单靠政府公事，其力甚小也。”

笔者注意到在“打破一个历史神话”一节中，著者对黄慕松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一事，仅仅淡化为“访问”，并将这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称为“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事件”。作者使用“象征”一词，并称这是“汉人观点写作的著述”。我们（作者二人）分别是藏族、满族，对黄慕松入藏致祭取得的不易成就是认可的，简单归之为“汉人的观点”，显得有些主观了。

该节结论有二：一是“国民政府高层领导人并不特别关心西藏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二是“1934年的黄慕松使团再一次证明，国民政府高层不过利用边疆或少数民族议题，来巩固南京的权力与建立威望，而非纯为战略性思考”。

事实上，即使在日寇步步紧逼之时，国民政府高层在黄慕松入藏致祭前后，每日均有大量密电往来，高效运转于拉萨与南京之间，可见国民政府对解决藏事的新期待。为全方位、多角度解决西藏问题，戴季陶早在1920年代末期即开始有计划、分阶段、多层次解决西藏问题：

慧眼识珠运筹刘曼卿入藏；水到渠成安置孔庆宗留藏；请信佛之陆军中将赵守钰护送九世班禅灵榇入藏；致力内地蒙藏诸大宗教领袖修建护国法会；缜密考虑安钦呼图克图入藏；妥筹九世班禅返回青海，甚至请蒋介石“自己用心收一二忠实而有用之人作随从副官之类，其用最大……”[17]

以上所言，在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七天前的3月20日，戴传贤自宁波给蒋介石的密信中都有述及。在信中，他还特别加上了一段话，即“此种国家千年万古之大事，只有先由私人名义去作，结果自然国家得到好处，若非由兄名秘密以至诚事感化，单靠政府公事，其力甚小也。”[18]

从上面这一封最高密级的信函中可知，在史学研究中，还有大量难以示人的奥秘，这就需要对历史做出准确的理解和合理的推论。西方近代史学家往往愿意在史学书写中使用“大概”“想像”“直觉”等字样也就不难理解。

一字一句阅读视角新颖的林孝庭先生著作，也带出上述文字，权作这篇书评的结语吧：宋代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提醒我们，“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9]。这是从事近代历史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定力。

（喜饶尼玛：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韩敬山，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

[1]《考察西康与<西康图经>——任乃强<筱庄笔记·身世录>录注(二)》，任新建、何洁校注，《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第89页。

[2]《甘督张广建致达赖函》（1919年8月），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314页。

[3]朱绣编著、吴均校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50页。

[4]《甘督张广建致达赖函》（1919年8月），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314页。

[5]《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档案，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6页。

[6]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278页。

[7]《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档案，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5页。

[8]《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1920年7月1日），蒙藏院档案，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5页。

[9]《李朱二员呈报抵藏情形文（摘录）》（1920年9月），蒙藏院档案，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467页。

[10]王勤堉：《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第98页。

[11]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5月，第120页。

[12]韩敬山：《戴传贤与民国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第44页。

[13]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引自氏著：《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第147页。

[14]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引自氏著：《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第147-148页。

[15]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5月，第76页。

[16]戴季陶：《新亚细亚学会纲领》（1933年12月15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三《学艺部门》，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9年3月，第930页。

[17]这封最高密级的极密信件是戴季陶自宁波写给蒋介石，编号为24号的四页纸长信，戴季陶叮嘱蒋介石，绝对不可示人。此信件是韩敬山博士在台北“国史馆”新店馆戴季陶原始档案卷中发现的夹页，并没有装订在档案内，该档案入档后从未被拆阅过。转引自韩敬山：《戴传贤与民国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第230页。

[18]此为是韩敬山博士在台北“国史馆”新店馆戴季陶原始档案卷中发现的信件夹页的最后一页，转引自韩敬山：《戴传贤与民国藏事（1912-1948）》，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4月，第231页。

[19]（梁）萧子显撰：《二十四史·南齐书》卷一至卷五九，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