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记：看不懂的未来

编者按：河北雄安新区成立已逾一年，这一由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历史性工程，被外界视为“中国梦”的模范之城。临近北京和天津、在开发上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县，承载了习氏对于中国“大城市病”的解决之道，也满足着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想像——绿色宜居、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先驱。

这一被冠以“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在过去一年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习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梦，在执行过程中会否遭遇层层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种种政策所重塑？端传媒记者多次走访雄安，以一系列手记，记录下这场变革中的故事。本文是“雄安手记”的第四篇，前三篇分别是《被凝固的雄安》、《被选中的人》、《弄潮儿》。

人群围住了一辆正在运行的“无人驾驶扫路机”，白色车身，前轮位置是一个转动的圆盘状扫帚。一个中年男子双手剪在背后、小心翼翼地踱到扫路机前方，扫路机迟滞了一下、转头绕过他继续向前，人群发出低声的赞叹。男子将手从背后挪到腰的两侧扶住，目光追寻著扫路机，用一种既惊喜又窘迫的声音说：“那以后还要人干啥？”

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参观者的脸上，你常常能捕捉到相似的复杂神情——欢喜的、讪讪的、不明所以的。

从2017年4月1日宣布设立雄安新区以来，市民服务中心便被视为这一“千年大计”的华美序章。它是新区第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项目，耗资8亿人民币，承担了政务服务、展示交流、企业办公等多项功能，亦承载著外界所有关注的目光。在其他构想仍是“纸上练兵”、官方宣传无物可写的一年里，它的每一步进展都事无巨细地出现在各类报导中。它是新区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是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的缩影和样板，也是“未来”在当下打开的一扇窗。自2018年6月全面投入使用以来，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和当地居民汇聚到这扇窗前，窥视未来。

未来之城

7月20日上午，天非常热，尚未完全建好的停车场上停了四、五十辆车，像油锅里的豆腐块。所有燃油车被禁止驶入中心，我们必须穿过停车场，去换乘新能源接驳车。

接驳车上挤满了人：带著小孙子来玩的爷爷奶奶、全家出动来参观的附近村民，还有几个滚圆的、操著京片子的中年男子：“这里面有什么？有楼盘（能）买嘛？”

司机告诉我，中心平均每天要接待3000到4000名参观者，多的时候能达到7000人。接驳车每15分钟一趟，从接驳处开到中心门口，不过是在一条直路上行驶了3分钟。人群兴奋地钻出接驳车，他们脸上露出了和我一样的迷茫——像落单的游客、急著找导游指点——我应该从哪里开始看呢？

眼前的园区看起来和中国无数城市耗巨资开发的科技园、高新区没有什么不同：平展道路上色彩饱满的交通标线，刚刚栽种、撑不起任何阴凉的小树以及水泥色、空荡荡的建筑群……

但如果你在游览前阅读各类官方宣传报导，即便对建筑不明所以，也会心存一丝敬畏。据介绍，整个园区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参照了北京故宫中轴线的布局模式，拥有三纵三横的庭院式建筑，并装配了“海绵城市”系统：在绿地、人行道设置透水砖，车行道铺设透水沥青，连停车位的植草砖也是透水的——暴雨来了不积水、还能进行雨水过滤、收集；园区没有高楼，建筑多为三、五层，最大的特点是“装配式”——像搭积木一样搭建房屋，据说这样不但省时间，还比传统建筑减少了八成的建筑垃圾。而设计这些建筑的人，是中国最顶尖的建筑设计师：周恺、庄惟敏、崔凯、孟建民……

但对于这些内涵丰富的设计，当地居民鲜有体会。同行的出租车司机张力指著园区内的纯英文标牌愤愤道：“妈的中国地区不写中国字！”

参观者明显地分成了两类：由其他地区公务员或企业代表组成的考察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信步园区，不时赞叹两句或意味深长地点头；由附近村民组成的“散户”参观者，大多拖家带口，在每一栋建筑或花坛前拍照。

整个园区实践了“没有围墙和大门”的风格，唯有新区工作委员会的建筑是一副旧面孔——又高又宽的门脸、闭合的电动铁闸门和门卫。参观者们路过此地，总要站在大门口前来一张合照。

偶有会遇到几个工人蹲在地上修复塌陷的花坛或路肩。这是赶工的“后遗症”。尽管整个项目在2017年12月7日才正式开工，新区政府却一度将完工日期定在2018年2月23日——“深圳速度，浦东模式，雄安质量”——官方如是宣传。到了3月，各家媒体陆续发文报导园区的主体结构建设完工，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用时：澎湃的报导说是83天，人民网则表示为42天，到了新华网，时间又变成了40天。

当我走进行政服务大厅时，两个笑容可亲的前台姑娘瞬间从座位上弹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热情程度不输以热情服务著称的火锅店“海底捞”。

灰白色的阳光穿过天井落在大厅里，一切都亮堂堂的。著白色短袖衬衫的公务员坐在异常宽敞的办公枱前，身后是巨大的落地窗。办公台普遍比较低矮，据说是为了让来办事的群众没有“翘首仰望”的感觉。上午11点，低矮的办公枱前没有一个前来办事的人，公务员们显得有些无聊，又在注视的目光中露出些拘谨——成为橱窗里的一部分，大抵还是不自在的。

但他们其实也不用太担忧，“散户”参观者们全都围在一个会简单对话的服务机器人身边，“你今年几岁了？”他们问它。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无疑完成了作为“橱窗”的功能，但这里要服务的“市民”群体，当下真的存在吗？

“橱窗”内外

除了公共服务区，园区还有高级酒店和企业办公楼——多数尚未有企业入驻。物业公司设置了一个供参观的办公空间，所有隔间都被装饰成宜家展示房的样子。穿著黑色制服的男孩在门口把守，站得比身上的制服还要笔挺。他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比以前在服装厂做工好多了（新区成立前，容城县遍布近千家服装厂），进出这扇门的不是背著名牌包的商业人士就是带著名牌表的各地官员。

在员工食堂，我认识了26岁的杨喜风，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穿一身红色的制服裙。

杨喜风在园区的物业公司中海物业做前台，工作内容是引流来访者、回答他们的问题。她是容城人，父亲在天津开厂，母亲则在家乡附近打打零工。大专毕业后，杨喜风在武汉做了一年多的高铁乘务员，2014年，她为了结婚辞职回到容城，之后在县城的一家商场做服务员。

得知前台招聘的消息后，杨喜风第一时间报名，并顺利通过面试。招聘的条件颇为苛刻：女生身高要在1.68米以上，最低学历大专——仅这一条，便足以筛掉附近乡县的绝大多数人。

得知杨喜风在中心工作，亲戚邻里都十分羡慕。他们对杨喜风的母亲说：“你家姑娘条件挺好的，能进去里面工作！”又围著杨喜风问：“那里面什么样啊！”

杨喜风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比我干其他的好，不累、挺干净、收入也好。”她的月薪有4000多元（人民币，下同），远高于平均工资，据《2016年容城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当地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800多元。

“雄安以后会发展成外面的大城市那样，”杨喜风对未来颇有信心，“（现在管我们的）外地人也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

当然，像她这样进入正式企业编制的当地人并不多。在办公楼外修整花坛的绿化工人都是合同工，每月薪水只有2000多元。“你问这干啥，你是不会做我们这种工作的！”烈日下，一个绿化工人从泥土里抬起头对我说。

得知园区里麦当劳服务员的月薪也是2000多元后，一直忿忿不平的出租车司机张力心里终于平衡了些，“赚得也太少了，”他说。

张力时常担心自己没学历、没文化，赶不上新区的发展。他觉得园区里的一切好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坐在百度无人车里进行上路测试的技术人员挥手让他不要挡道；那些像乐高搭建的办公楼他无法进出；他也不会消费园区里的各类餐厅：赛百味（Subway）、麦当劳和星巴克……所有这些，都是给入驻的外地白领和本地领导准备的。只有一类本地人，大约可以和这些人同样享受园区的时髦和未来高科技的生活，比如，杨喜风。

对张力和不少当地人来说，进入园区工作，就是搭上了通往未来的接驳车。

看不懂的未来

如果你是一个在北上广生活、并且会留意身边出现的新玩意儿的人，园区里的“新科技”对你来说或许就不够新。

比如，早在一年前，北京的一些公园就开始试用“无人驾驶扫路机”；而园区主打宣传的无人超市，在科技媒体眼里，亦已是明日黄花。

在京东无人超市门口，大汗淋漓的参观者正聚在一起研究怎样进去，一名工作人员极有耐心地大声指导：要下载 App、拍摄个人照片上传、再获得通行码。有些好笑的是，这间大约200平方米、号称“无人超市”的超市里，散落著七、八个工作人员，上货、理货、指导每一个人在出口结账。

我们决定离开，在烈日下走到接驳车的上车点。大概是脸上迷惑的神情太过显眼，门卫凑过来安慰了我一句：“主要是你们期望太高，看不懂，”他脸上的汗像暴雨天打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用手揩一遍，马上又细细密密爬满了，“人家是看设计、看建筑材料。”

我问他看啥建筑材料，他噎了一下，“自己骗自己呗。”

回去的接驳车上，我问旁边的乘客觉得这里怎么样，他愣了一下，好像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在眼珠不安地滚动数次后，他犹疑地从嘴角吐出两个字——“还行”。

身后是不断远去的“智慧新园区”，那里是他们家乡的未来、他们看不懂的未来。

为保护受访者，张力为化名。